凤翔哥
按理我应该叫他凤翔叔，因为他和我父亲的年龄差不多，好像还比父亲大着几个月，但父母亲都让我喊他凤翔哥，他自己见了我，也让我这样叫他。后来，我才闹明白，这是村上的规矩，照辈分叫，老话：“人穷辈分大!”我家辈分大，我和他属于同辈，自然得这样叫他。不这样叫，就瞎了规矩，乱了辈分。而在乡间，是最讲究辈分的。
听村人讲，凤翔哥是旧社会过来人，因家里穷，十四五岁时，就随村里的大人跑南山砍过柴，割过条子。南山也就是终南山，属秦岭山系长安县一段的北麓，其山大沟深，路险坡陡，野物众多，那年月，还时常闹土匪，一般人家，若非揭不开锅，是断不会当跑山人的。那几乎是在拿命挣饭吃。凤翔哥随村人砍了柴，或挑到引镇，或挑到杜曲，在集市上出卖。凤翔哥的柴很好卖，原因嘛，他砍的都是青冈木，青冈木火力硬，经烧，一般老买家都愿买。加之，他又是一个孩子，一些买主同情他，因此，他的柴，比别人的都走得快。若割的是条子，就麻烦一些，无论是黄栌条子，还是水曲柳条子，还得先挑到家里，费上四五天时间，把它们编作筐篮，然后再挑到集市上去卖。卖了钱，籴些米谷，这样，他和寡母十天半月的嚼谷就有了。凤翔哥没有父亲，他的父亲多年前已死去，死于年馑。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只有一个堂伯，但来往也不密。日子如流水，虽然艰难，但还在一天天往下过。而凤翔哥在这平淡、艰难的日子中，也在慢慢长大，一如他家门前的那棵钻天杨树。
在凤翔哥还闹不清是咋回事时，解放了，接着便是土改。因他家是赤贫，他和其他两家人分到了本村财主的一座大瓦房。他家分得了东面的一间。虽是一间，但高敞明亮，门窗带雕花，台阶是青石的，屋内青砖铺地，比他家那一间半草房好多了。凤翔哥大喜过望，和寡母笑盈盈地搬进了新居。好事还没有完，不久，凤翔哥居然被本队人选作了贫协主席。于是乎，日夜开会，组织发动群众，斗地主，搞生产，忙得活像一只陀螺，在村里村外滴溜溜乱转。凤翔哥瓦片翻身，成了队上的红人。他在驻村工作组的撮合下，还找了邻村一个姑娘做媳妇，红红火火地过起了日子。他逢人就说：“还是新社会好啊!”
但凤翔哥高兴得好像有点早，就在他说过此话几年后，便遇到了大跃进，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村人刚刚有些油水的肚子，又迅速瘪了下去。凤翔哥也不例外，他也是饿得两眼发花，走起路来，好像地上铺了棉花，老踩不实。让他更难过的是，他的寡母由于体弱，受饿不过，在一个雨夜去世了。凤翔哥几度哭得昏死过去，最后都被村人救醒。短短数日，他就瘦得脱了形，人也变得萎靡起来，没有了先前的精神……
我能记得凤翔哥时已经到了1969年前后。那时我刚5岁，常到他家所在的院子去玩弹球。他家的院子和屋内一样，也是青砖满地，光洁平整，特别适合蹦弹球。加之，他还有一个女儿彩萍，和我们年龄相仿佛，也能玩到一块儿。我们蹦弹球时，时常看见凤翔哥急匆匆地穿过院子，进出家门。若是春夏秋，则戴着一顶蓝色的单布帽，那布帽也不知经过了多少年月，已褪色发白，连帽舌都是软塌塌的;若是冬天，则戴着一顶火车头式的棉皮帽，帽前是毛的，已看不出是什么兽物的毛，但颜色还能看出来，是褐色的。两片护耳的帽扇，则永远顺帽檐竖起来，但又不系着。这样，他一走路，两片帽扇就不断地上下忽闪，活像一只在天空鼓翼飞翔的老鸹。每次看到这种情景，我都禁不住想笑。那时，我们并不知道他在忙些啥，直到多年后方知晓，文革来了，他在忙着闹革命，造反，揪斗地富反坏右，搞阶级斗争。一个夏夜里，我曾亲眼看见他带着民兵小分队的人，把一个在城里工作，下夜班骑车回家，途经我们村的人拦住，又是搜查，又是盘问，后来，还把那人吊到大队部的房梁上，打了半宿。因为村里当时丢了几袋化肥，他们怀疑那人是小偷。那个工人挨打时凄厉的惨叫声，多年后，还时常在我的耳畔萦绕。那段年月，凤翔哥风光无限，连走路腰板都挺得直直的。但他好像也得罪了不少人，同队的人很少和他来往。就连我的父母亲也呵斥我，禁止我到他家的院子去蹦弹球。他的女儿彩萍也很落寞，很少有小朋友和她玩。时常，我们在街道或打谷场玩耍时，便会冷不丁地看见，彩萍孤零零地站在不远的地方，用右手食指顶着下嘴唇，呆呆地看着我们玩。
后来文革结束了，包产到户，凤翔哥再次成为一个正经庄稼人。村里人也渐渐原谅了他过去所做的一些荒唐事，每逢人家有婚丧嫁娶，也能见到他的影子了。那时，我已到西安上学，接着是工作，每每节假日回家碰到他，他都会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兄弟，回来咧，拿了啥好烟，给老哥尝尝?”“兄弟，啥时候吃你的喜糖，可不敢忘了你老哥呀!”我一边客气着，一边急忙给他敬上一支烟，并帮他点上。他深深地吸一口烟，半天才吐出来，连说：“好烟!好烟!”我便不失时机地又给他递上一根，他夹到耳朵上，然后笑眯眯地走了。过不久，我结婚时，他和老伴果真都来了，忙前忙后的，帮了很大的忙。事后，我还专门去了他家一趟，送了一些酒菜，以示答谢。
好久没有回老家了，也没有见过凤翔哥了。听说他现在迷上了打麻将，每天除了下田干点活外，都要和几个老伙计五毛一块地搓几圈，不论输赢，图的是个乐呵。他的女儿彩萍已出嫁，且已有了外孙。听说女儿很孝顺，时常来看他。人生一世，尤其是一个庄稼人，晚境能有几天滋润的日子，也就是最大的福分了。
苗圃里的爱情
我上中学是在樊川中学，现在已改名为西安市长安区第二职业中学，不过，那时叫樊川中学，或长安第八中学。学校在兴王路上(兴教寺至王莽村)，南面一里处，就是日夜流淌不息的小峪河。小峪河自秦岭北麓发源，从东南流出，一路向西北流去，横穿整个樊川，最后注入潏河，流入渭河。小峪河像一条长长的藤蔓儿，沿途所经过的村庄，则似挂在这根蔓儿上的瓜。王莽村和我所出生的稻地江村，便是这样的两个瓜。而樊川中学呢，虽然不是村庄，但实际上也是挂在这根藤上的一颗小瓜，每天，四周八村上中学的孩子，都会向这里汇聚，如饥似渴地吸纳着各种知识。这些孩子里，自然有我，还有我同村的一些孩子，比如我的邻居小宝。
小宝是一个女孩，和我不但是同村，还是同队，而且，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同学。不同的是，上小学和初中时，我们是同班;上高中时，则不在一个班，我学的是文科，她学的是理科。我们从小到大，关系一直很好。下学了，或者放寒暑假，常在一块儿玩，也一同到野地里去打猪草。我们两家人的关系也很好，她的父亲是村里的一名电工，我们家电灯坏了，有线广播不响了，都是她的父亲帮助修好的。这家人的人缘，在村里很好。小宝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他们都酷爱文艺，尤其是小宝和她的姐姐，一直是我们小学文艺队的主力演员，在学校演出过许多节目。有些节目，还代表全公社，到县里演出过，譬如《狐狸与小白兔》，我至今还能记住里面的许多戏词，小白兔：“春天里呀多美好，多呀多美好，我们早晨起得早……”狐狸欺骗小白兔：“篱笆墙快倒了，看，我是在修理。”等等。可见我对她们演出的节目记忆之深。小宝和她的姐姐都长得很俊样，也都是我们村的名人，名人都有“绯闻”，她们也不例外。在校园里，常常能听到姐妹俩跟哪个男生相好的消息，这些男生则都是校文艺演出队的。相好的事儿固然有，“绯闻”却谈不上，这些，不过都是我们这帮孩子在那个年月里的穷开心而已。
小宝十六岁了，小宝上中学了，她出落成了一枝花，人见人爱。每天，从我们村庄通往樊川中学的沙石公路上，上学或下学途中，都会有村里的一些男生，不远不近地跟在小宝的身后。小宝则作浑然不觉状，和同村上学的一帮女生，嘻嘻哈哈地边走边说笑着，像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不知不觉中，一年的时间过去了，眼见着，再有一年的光景，就要高考了。人人都铆足了劲，准备迎战高考。要知道，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这几乎是农家孩子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但在紧张的上下学路上，却渐渐稀少了小宝的影子。大家纳闷了半天，终于发现了秘密：小宝恋爱了。原来，我们上学的途中，要经过一处小苗圃。苗圃的主人叫明明，严格来讲，明明也算是我的一个同学，不过比我高一级而已。他和我不是一个生产小队的。明明上完初中后，因家境贫寒，家中缺少劳力，主动不上了。他回村后，因读过几天书，便有点心高气傲，不愿像老辈人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心一意务弄庄稼，修理地球。好在那时政策已经活泛，已经允许私有经济存在，他便在生产队上承包了二十多亩土地，搞起了苗圃。这自然是好事，但当时却不被村里人看好，人们说他是怕吃苦，胡成精。怕吃苦也好，胡成精也罢，他最终还是独自一人，在村外把苗圃艰难地办起来了。苗圃建在公路边，它的东面紧邻着一片坟地，我们都叫它老坟。老坟里坟冢累累，有的坟堆上，墓木已长到小桶粗，数丈高。上下学的学生，无论男女，走到这里，都有点害怕。尤其是下晚自习后，途经此处，但见残月在天，墓地里影影绰绰，呼吸便会变得异常的紧迫，尽管大家结伴而行，可步履都是匆匆的。也难为了明明，敢在这样的鬼地方结庐而居。起初，我们上下学的途中，常常能见到明明站在路边，笑望着我们，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日子一久，大家也就习惯了，也都知道他寂寞，一天里难得能找到一个说话的人。但突然间，路边就不见了他的影子，起初，我们没有在意，待我们意识到时，我们才知道他和小宝恋爱了。爱情的烈火是猛烈的，它烧毁了小宝，也烧坏了她的大学梦。一年后，小宝高考落榜回家，并嫁给了明明。小宝就像一个种庄稼的人，夏收时节，尽管因各种原因，没有收到麦子，却收获了足够的麦草。她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三十年的时光一晃而过。在这些年月里，我曾无数次的回归过故乡，当然，也曾多次途经明明的苗圃。他们的苗圃已蔚为大观，不但苗木多，且已成林。但我很少见到小宝和明明，也许他们在苗圃里忙着吧?听说他们为了这个苗圃，受了无数的艰难，人都比同龄人显得苍老了许多。他们的一双儿女，我倒是在路上见过，个个长得眉目如画，惹人怜爱。有了这样的儿女，不管他们今生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累，我想，他们都会欣慰的。
是呀，人这一辈子，谁又比谁能好到哪里去呢!
小 菊
小菊是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和我同级，但不同班，我是二班，她是一班。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一直上到五年级，尽管彼此认识，但从未说过话。小菊长得很好看，圆圆的脸蛋，红是红，白是白，粉嫩的好像能弹出水来。一双大眼黑若着漆，眼睫毛一眨，仿佛会说话。尤其是那一头秀发，黑若锦缎，有时剪成齐耳短发，有时扎成两根排发辫，有时长长了，又随意地披在肩上，一任风儿抚弄，显出万种的风情。小菊很爱干净，她的衣服也是光鲜洁净的，尽管是普通的布衣。这一点，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整天混打混闹，像个泥猴似的。小菊腼腆，就连笑也是羞涩的。
小菊有一个形影不离的好伙伴小玲，她们俩家住在一块儿，在小峪河的南岸，那里远离村庄，离我们村子的最南头还有四里路，只有三四户人家居住。居处的东边有一条杨峪河，也就三四丈的距离，河水清浅，满河滩的白石。两岸有高杨大柳，有小树林，有青草地，还有遍地的庄稼。清晨，在鸟儿的啼叫声中，小菊睁开眼睛，到杨峪河里洗把脸，对着河水，照一照自己姣好的面容，做个鬼脸，自己笑一回，然后回家，叫上小玲，一起去村里上学。她们沿着溢满青草气息的田间小路，踩着草尖上的露水，向北一直走到小峪河边，然后，顺着用大石头堆成的列石，蹦跳着走到河的对岸，再沿着机耕路，走上二里地，便来到了位于村南的稻地江村小学。学校建在村中的关帝庙里。庙坐北面南，自成一个小院，小院里除了三间关帝庙大殿，还有两排瓦房，住着十多位老师。院中有冬青树，还有一排柏树，一棵合欢，一棵枇杷树。出小院门，便是操场。操场的南面是一座清代建成的戏楼，那是在旧年月里，每逢农闲，酬神唱戏用的。沿戏楼的两边建了几排房舍，这便是我们的教室。每天，小菊和小玲相偕着来到这里，便坐在戏楼东面的一座教室里上课。下课了，在操场上追逐、嬉戏，或做课间操。下学了，两人又相伴着回家。日复一日，只有寒暑假，才能在田间地头，见到小菊的影子，她要么是在打猪草，要么是在拾柴。夏收秋收时节，小菊则和小玲会挎了筐篮，到地头和路上捡麦穗稻穗。捡够了一篮，然后提到生产队的打谷场上，交到队上，换点零花钱。这些钱，一学期用来买本子文具，足够了。小菊就这么快快乐乐地过着日子，从来不知道啥叫忧愁。一晃就是五年，小菊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这一年秋天，她十五岁，上初一，终于和我分到了一个班。幸运的是，我们小学属于戴帽学校，初中三年也在这里上，可以不离村。
开学了，小菊和小玲依然结伴来上学。她们像一对快乐的小鸟，整天在教室里飞进飞出，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她们。尤其是小菊，由于长得好，又学习好，更得大家喜爱。我也很喜欢小菊，但只能在心里，从来不敢正面看她，就更别提和她说话了。大约是1975年的秋天吧，一连落了三天三夜的雨，小峪河水暴涨，不但冲毁了通往邻村的便桥，还冲毁了河堤，我们村南几个生产队的稻田，也被无情的洪水毁掉了很多。看到即将成熟的水稻，倒伏在稻田里，被泥沙埋掉，村里很多人都落了泪。我自然也心疼被毁坏的庄稼，但我更关心小菊和小玲。因为，自从发洪水以来，她俩已有四五天没到校了。洪水在一周后方落下，我焦急地等待着小菊小玲来上学，但到校的只有小玲，没有小菊。老师说，小菊病了。十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小菊依然没有来上课。学校里来了警察，许多老师被叫去谈话。与此同时，村里有了风言，说小菊被人糟害了。我不知道“糟害”是啥意思，去问大人，大人们严肃地说：“小孩子家的，不好好念书，问那么多干嘛!”说完，叹一口气。我隐隐觉得，小菊遇到了不好的事。再后来，邻村一个卖肉的恶汉被法办了，听说就是他在那个秋天的一个雨夜，敲开了小菊家的门，最终糟害了小菊。据说，小菊妈是那个恶汉的相好，恶汉常给小菊家送肉吃，没想到，在那个贫穷的年月里，竟发生了这桩不幸的事儿。
小菊辍学了。但不久，听说她又进了校门，通过亲戚，在邻村的一所学校读书，我们都替她高兴。然而一个月后，她又回到了村庄，彻底不上学了，原来，她被糟害的事，又传到了邻村的那个学校。每每小菊在操场行走，总有师生在身后指指点点，风言风语。小菊受不了，最终含泪离校。小菊变得沉默了，没了笑容。她除了家里人，很少和外人来往，也很少与村里人说话，就连她昔日的同学也不例外。
几年后的一个秋天，小菊悄然远嫁外县一个鳏夫。那天，一天的风雨，满地的黄叶……
一个会种蘑菇的同学
小时候，我最喜欢去的几个同学家，除了赵恩利家外，就是孟养利家了。赵恩利家在村北偏东赵家巷，其家有三间庵房和两间厦房，两房相接处有个小天井，上面是一架浓荫蔽天的葡萄。那时流行打扑克，我便常和赵恩利在他家的天井里打牌，无论春夏秋冬，当然以前三季为多。尤其是夏日的午后，院子里静悄悄的，唯有蝉儿在榆树上长鸣，我们坐在天井里，微风吹着，头顶是碧绿的葡萄叶和晶莹剔透的葡萄，长夏无事，足可玩个畅兴。孟养利家在村十字西，门前临着一条小河，河水来自村东，清泠无比，一年四季，长流不息。到他家去，便需跨过一道小石桥。他家是四间厦房，东西各两间，中间是一个正方形的院子。因少人走动，院子里便时常结着一层薄薄的绿苔。若遇连阴雨天，绿苔便会缘滴雨石，爬上台阶，很有一些古意和诗意。他家因两个姐姐已出嫁，家中唯有父母亲和一个弟弟，加之家中少人来往，因此显得异常安静。这种静，有时竟会让人感到一丝无端的胆怯。好在他家还有一个后院，足有半亩地大，里面除种有榆、椿、槐树外，还栽有柿树、杜梨和两株山药，这里，便成了我们的乐园。玩三角、蹦弹球，秋天摘了拇指蛋大的山药蛋煮熟了吃。总之，一切都是随着我们的性子来。
在家中玩厌了，我们会相约了到村外或邻村的同学家去玩。我们最爱去的地方是小峪河滩。暮春四月，杂花生树，麦苗已秀，雉鸣声声，我们沿着开满野花的田间小径，迤逦来到河滩边。那时，小峪河还没有被污染，河水清澈，水中鱼虾繁多，加之沙白石洁，野芦遍地，绿树成荫，行走其间，确实让人心旷神怡。我们在河畔散步，在林荫下读书，在河水里濯足，谈学习，谈理想，当然也谈各自心目中的女孩。至于夏日的傍晚，到小峪河边去散步，则是更惬意不过的事了。在河边走累了，随意找一个深潭，脱了衣服，在潭中戏水，此时，虫鸣如雨，洒落在苍茫的夜色中;萤火虫在我们周围飞，萤光一闪一闪，倏忽而东，倏忽而西，有时则静静地伏在石头上或草丛间，让人觉出夏夜之神秘与美妙。我们半躺半坐在水中，谈着心事，心如天边的云彩，已逸奔到了远方。而孟养利决心高中毕业后回家种植蘑菇的事，就是在那时，他告诉我的，我当时还惊讶了好半天呢。
转眼间，我们就高中毕业了。赵恩利考上了西安的一所邮电学校，我也考上了西安的一所师范院校，只有孟养利没有考中，不得不回到了父辈们生活的村庄。好在他早有心理准备，便乐呵呵地奔他的生活去了。孟养利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他当年夏天回到村里，立刻就着手搞起了食用菌种植。他又是拜师，又是看书，不到三个月，有关食用菌种植方面的事，就搞了个清清楚楚。买棉花籽、买锯末、买菌种、买塑料袋……腾出东边的两间厦房做养殖地，经过一番折腾，一切准备就绪，单等一个月后蘑菇长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农村，搞食用菌种植还是一件新鲜事，最少，在我们村庄，还没有人种植过。孟养利搞食用菌种植的事，立刻成了村庄里的重大新闻，村里许多人都跑到他家来看稀奇。就连我也于周末休假时，骑着自行车，奔波四十多里地，从西安赶到老家，关注他的种植情况。也许应了好事多磨这句老话吧，孟养利种植蘑菇并没有他预想的那么顺利，一个多月后，除了少数培植的菌棒长出了蘑菇外，大部分菌棒，没有长出蘑菇。惆怅之余，他干脆把这茬蘑菇采摘了，并于一个周日，约上我和赵恩利，以及他的家人，把这些蘑菇全部享用了。然后，他仔细寻找第一次失败的原因，重打鼓，另升堂。此番的种植便异常的顺利，一个多月后，蘑菇大获丰收。他将这些蘑菇采摘了，然后，用自行车带到集市上全部售卖，赚到了他步出校门后的第一笔钱。得知他赚了钱，我当时还替他高兴了一阵子呢。此后，孟养利就开始了大面积种植，养殖房不够用，他干脆和父母亲商量，将后园毁弃，在上面建了四间大瓦房，而房间里，便全部作了蘑菇种植地。
光阴如梭，不觉间就是几十年，在城市里生活惯了，我回乡日稀，和孟养利交往也愈来愈少，有关他的一些情况，也所知甚少。只隐约从母亲口中得知，在孟养利回村的最初几年里，他种植蘑菇赚了一些钱，后来，搞种植的人多了，蘑菇越来越不好卖，他便不再种植蘑菇，而是学了油漆，每天走乡串镇，给人家油漆家具。日子虽清苦，但似乎还过得去。去年过年，我回老家看望母亲，初一晚无事，我去他家找他，见了面，彼此间谈了一些各自的近况。他告诉我，他刚在村西路边盖了一院新房，年后就准备搬家。我听了，由衷地为他高兴。我问他见到过赵恩利吗，他说没有。其后，便无话，便是一段长久地沉默，我们都感到有些尴尬。我知道，我们之间变得生分了。这不怪我，也不怪他，在时光面前，一切皆可改变，包括少年时的友谊。
我起身告辞。走在回家的路上，孟养利的身影不断在我的脑中浮现，我翻检着我们年少时的那些旧事，不觉有点淡淡的感伤。此时，远村近郭，不断有鞭炮声响起，抬头望望天空，不见月亮，只有几点散淡的星光。风很硬，夜色如墨……
两个拳师
我们村过去有两个拳师，一个姓程，一个姓赵。姓程的我不知道他叫啥名字，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模样，在我能记事时，他已生病死去了。不过，村中一直流传着他当年习武时的一些轶事。诸如，徒手打跑几名入村抢劫的土匪等。他有三个儿子，受其影响，均会一点拳脚，尤其是老大老二，能打小洪拳，能舞枪弄棒。在我六岁时的一个夏夜，我曾随大人到村北的一个农场里，亲眼目睹过这哥俩给村人演示小洪拳和刀技。当时，村里围观的人很多，这哥俩也很卖力，一套小洪拳打得如行云流水，让人眼花缭乱。而大刀也舞得呼呼生风，最紧要处，观者只见一团舞动的白光，而不见了人体，让人不由倒吸一口凉气。那天，他们还表演了扔石锁。一块三四十斤重的石锁，被他们向空中扔来扔去，他们则是变着法子在地下接，有时从前、有时从后、有时侧、有时卧，总之，接法多样，让人眼目迷乱，不由在心中暗暗替他们捏一把汗，总担心那凌空飞起丈余高的石锁，不小心砸将下来，又恰好没有接住，而伤了他们。但那天，这一幕终于没有发生，我便在心中好笑着我的闲吃萝卜淡操心了。
至于老三程建利，后来成了我的同学，从小学到高中，我们都是一个班，一直到中学毕业，才彻底分开。在刚进校门的最初几年里，我和班里同学总疑心建利也会打拳，又因他是拳师的儿子，还有两个会打拳的哥哥，都有点怵他。事实上，他的腿踢得很高，能高过自己的头顶;劈叉也做得很好，劈叉时两腿着地，几乎不露缝隙。这一点，别的孩子根本做不到。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发现，他也不过就这两下子，同学中便开始有人欺负他。建利人黑个小，又很消瘦，见有同学欺负他，起初还反抗一下，看看反抗无用，也就认命了。一些促狭鬼见他好欺负，还编了歌谣嘲笑他：“黑瘦黑瘦，上树不溜。杀了没血，吃了没肉。”这歌谣原来是说蚂蚁的，如今用到了他的身上，他听了，也是一笑置之。建利人很聪明，学习好，象棋也下得好，少年时代，我俩常在一块儿下象棋玩。我们之间关系很好。这种友谊，从小到大，近乎四十年，至今还保持着。我从西安回乡下看望母亲，偶尔还能在村口或路口碰到他。遇到了，还在一块儿聊聊。他数十年间好像没有什么固定的职业，一会儿种地，一会儿跑小买卖，眼下又在跑保险。但无论那一种职业似乎都干不长，也干得很累，日子也过得紧巴。前一段时间碰到他，他一脸苦相，告诉我，媳妇也跟别人跑了。目下，自己一个人养活着三个女儿。“好在，大女儿已长大，已开始到外面打工，可以帮衬家用了。”他说，脸上难得地露出一丝笑容。我则从他的笑容里，看出了许多的恓惶。
另一个拳师叫赵逸民。他是程拳师的徒弟。赵逸民个儿高挑，留着分头，穿着讲究，看上去有点油头粉面，加之他有些游手好闲，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颇遭人指责。但他好像对别人的指指戳戳无所谓，仍我行我素地在村里生活着。他好喝酒。在村庄的街道上，我常见他手里提着个酒瓶，醉醺醺地在街道上踉踉跄跄地走，且边走边喝。他的身后，则跟着一大群孩子，嘻嘻哈哈地在看热闹。赵逸民老婆死的早，膝下留有一女两男。他的女儿赵玲玲也是我的同学。记忆中，赵玲玲长得很清秀，就是不爱学习，不爱说话，有些忧郁。她的两个弟弟一个叫山豹，一个叫山熊，都很顽劣，时常打架斗殴。这没有办法，他们没有母亲管教，父亲又整日在醉乡里，懒得管他们。这样，他们就像极了荒滩上的野蓟，尽管生长得很茂盛，也结出很好看的花，但浑身却生满了刺儿，人们根本不敢靠近他们。在我的记忆里，山豹山熊似乎就没有进过学堂，或者进过学堂又很快辍学了。赵玲玲则是和我一直上到小学毕业才退学的。因为，她要回家照顾她的弟弟和父亲。大约是1974年前后吧，赵逸民和村上的一位妇女好上了，不久，事发，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大事。结果，二人被以流氓罪逮捕，并由公社出面，召开了批斗大会。会后，赵逸民被判刑10年，那位妇女也被判了2年刑。
1984年春天，我在西安上学，一次周末回家，在村西的沙石公路上，我突然看见久违了的赵逸民和那位妇女扛着锄头在路上走，我掐指一算，恍然，原来他刑满出狱了。那时，赵玲玲已出嫁，山熊山豹也已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整日在周围的村庄里游逛得没有个影儿。赵逸民便只有一个人寂寞地生活。他依旧好喝酒，但身体是眼见着垮了，人黄瘦不说，还有些病病歪歪的。也就是在当年的冬天吧，村里一户人家给儿子过满月，他去喝喜酒，结果大醉。当晚，就死在了家里。死时，他的身边没有一个人。他的两个儿子，听说后来都不学好，其中一个，因为盗窃被公安机关逮捕了。赵逸民生前还收过一个徒弟，也没有多大出息，只有一点三脚猫的功夫。自从赵逸民死后，我们村便再没有了拳师。
又是二十多年过去，程拳师和赵拳师坟头的墓木怕已高可遏云了吧?年年春草绿，岁岁衰柳黄。风吹动着野云，在田间乱飞。
护秋人
乡下一年中最好的时光要数秋天了，尤其是中秋前这一段日子，更是好得不能说。秋虫不分昼夜地在田间地头，在人家的房前屋后鸣叫，如琴如瑟;路边田畔，野菊花开得如火如荼，金灿灿黄亮亮的，如星星，似眼睛，这儿一簇，那儿一堆，馨香得能让人背过气去。此时，秋庄稼也即将成熟，散发出一种淡淡的清香。天高云淡，秋风送爽。行走乡野，其乐可知。而对这种欢乐体验最深的，莫过于护秋人了。他们日夜吃住在田间，游荡在地头，看护守卫着庄稼，以免即将成熟的玉米、大豆遭人盗窃，遭野物糟蹋。工作轻松，没有太大的压力，心如头顶之云，倏忽而东，倏忽而西，没有羁绊，简直赛若神仙。唯一让他们难受的是，无人说话，有些儿寂寞。但在奇妙无穷的大自然面前，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护秋人有的是办法化解这种寂寞。譬如，吹吹口哨，看看蚂蚁打架，听听蝉鸣，或者在田边的小溪里洗洗脚，摘两把野菊花插到草庵前……总之，一切是那样的有趣味，日子也便如流水般的，清亮亮的，一日一日地朝前过着。
我们生产队的护秋人叫民民。他是一个光棍。光棍日子恓惶，出来进去都是一个人，队长看他可怜，发善心，便让他做了护秋人。而这一护便是七八年，直到他离开村庄，从我们村庄消失，才算结束。
民民和我同姓，他原本不是光棍，有父有母。他的父母亲是老来得子，就守着他一个独生儿子，十亩地里一棵苗，宝贝得不得了。这种过度的溺爱，害了他，也害了他的父母。民民从小就不知孝敬父母，和父母亲争吃争喝。稍长，便开始打骂父母。父母亲受不了，便常到大队和公社去告状，但告状的结果，换来的是晚间遭到更大的虐待和毒打。民民的母亲有哮喘病，冬天里，整个人喘得像一部风箱。民民嫌他母亲告状，就常在灶房里烧辣椒杆，老人不出屋吧，喘得不行;出屋吧，外面小刀风刮着，冷得不行。这样日夜糟践，民民的母亲终于如其所言，到老坟里顶了墓疙瘩。母亲一死，民民又开始加倍折磨父亲。他常常在夜间把父亲吊到房梁上打，打得父亲低一声短一声地长号。队上人实在看不惯，便联名将其告到了公社，要求痛加处理。公社书记一看，这还了得，就安排召开了一场批斗会，民民被民兵小分队五花大绑押上台，给美美地批斗了一顿。这样，民民虐待父亲的行为才有所收敛。不过，他从此在村庄里也成了名人，村里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逆子，教育孩子，都拿他做反面教材。民民二十一二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也离开了人世。这样，他便成了一个光杆杆。出门，一把锁;入门，冰锅冷灶，他一下子感到了人生的艰难。他似乎有了悔意，人们发现，他无事时常爱到父母亲的坟上去转，有时坐在坟前发呆，且一坐就是半天。队上人看他可怜，安排活路时也有意照顾他，这样，他就常干一些诸如给生产队的牲口割草，到集市上去卖豆腐之类的轻省活儿。在这些活路里，当然也包括护秋。
护秋人一般在庄稼地边搭一高架棚，以便望远。高架棚大多搭建在路边或溪水边，图的是个取水和出行方便。但也有搭草庵的。这种草庵大都搭成人字形，一面留口，三面覆上稻草，稻草用草绳拉住，再在上面压上湿树枝，以防大风起时，劲风吹跑了稻草。这样，一个能防风雨的草庵就搭成了，人住在里面，既干爽、暖和，又不怕夜露。民民护秋时，住的就是这种草庵。他因为家中就他一个人，无人给他送饭，便在距草庵一丈远的地方堆起三块石头，简单地垒了一个灶台，上面架起一口小锅，这便是他烧饭烧水时的家伙了。那时候，我们一帮孩子常爱到他的草庵里去玩，要么打扑克，要么玩三角，或者斗草，或者捉蟋蟀，一玩就是一天，常常到天黑了才恋恋不舍地归家。见我们中午不回家，民民常偷着摘了毛豆，掰了嫩玉米，给我们煮熟了吃。煮时，他给锅里放点盐巴，煮熟的毛豆和玉米便格外好吃。有时，他还怂恿我们到邻村的红苕地里偷来红苕，给我们烤熟了吃。时过数十年，我至今对那时的情景，对那些清香的食物不能忘怀。
大约是1975年秋季吧，民民又被生产队派去护秋，一日薄暮，他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在地头转，突然发现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昏倒小路边，他慌忙将其抱进草庵里，做了饭，烧了水，把她救醒。据那女子讲，她是北原上人，逃婚出来的。她的父母亲贪图村长家的彩礼和权势，硬要把她嫁给村长家的痴呆儿子，她不愿意，便逃了出来。当晚，那女子就宿在了民民的草庵里。第二天第三天，她还没有走，直到她家里的人找来，硬把她从草庵里拉走，村里人才知道，民民在草庵里收留了一个女子。那女子走后，民民像丢了魂似的，一个人在地里胡转。原来爱说笑爱和我们玩的他，也一下子变得沉默了。终于，在一天夜里，他一个人悄然离开了村庄。
民民离开村庄后，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民民到北原上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还有人说，他因伤心去了新疆。民民家的房屋后来因长期无人居住，上面长满了瓦松和猫儿草;院墙也因风雨的浸蚀，无人修葺，颓败不堪。后来，生产队见他久无音讯，在一次调整庄基地时，把他家的庄基地干脆划给了邻家。
秋风又起……
也不知民民还在不在人世。如在，他怕已有六十开外了吧?
温暖中的疼痛
冬至一过，年就悄然向我们走来。先是街上的人，明显地多了起来;再就是有了零零星星的炮仗声。打工者开始返乡。一些客居西安的异地人，也像候鸟一样地返回故里。还在上班的人，心里也开始有了慌慌的感觉。但我却是无动于衷。我早先不是这样的，和所有的在外工作者一样，每年到了年关将至的时节，心中也是急切地盼望着，盼望着能早日回到故乡长安稻地江村，闻闻那里的炊烟味，看看一些熟悉的笑脸，尤其是亲人们的笑脸，我的心里就得到了莫大的慰藉。三十年间，我回家乡过年的行为，一直没有中断过。但三年前，自从父亲在那个秋天的日子里，遽然离我而去后，我的心里一下子变得空落了许多，过年时，迫切回家的心情，也逐年变淡。我不知道我回家去干什么?故乡是我的出生地，我理应眷恋。
但从一个更深层面上讲，它是因了父辈们的存在而有意义的。
心中虽然彷徨着，可记忆深处所隐藏着的那一丝温暖的情愫，却如涌泉，时时泛起。那涟漪，也是一轮一轮的。
父亲在世时，每年的年三十夜，他老人家总要亲自下厨，做几个菜。然后，一家人围着桌子，边吃年夜饭，边看春晚。父亲最拿手的菜有两个，一个是麻辣豆腐，一个是板栗烧鸡块。每年，他几乎都要做这两道菜。豆腐是父亲做的，鸡是自家养的，至于板栗嘛，是父亲到杜曲集市上买的。父亲过去是不会做饭的，关中男人也没有下厨做饭的习惯，每年的除夕夜，他之所以要亲自下厨，全是因了我和三个弟妹，他想让我们高兴一下。父亲学会做饭，纯属一个意外。大约是1971年吧，父亲受公社的派遣，远赴海南，学习水稻改良，一去八个多月。起初，他们在当地吃派饭，后来几个人嫌老麻烦老乡，就决定自己动手，轮流做饭。一来二去，父亲竟然学会一套不错的厨艺。当然，最初，他也是受了一番苦的。听母亲讲，父亲刚学做饭时，实在是一头雾水，没奈何，第一顿饭，竟给同伴做了只有跑山人才做的老鸹头。酒是要喝的，一和我们喝酒，父亲一下子变得和蔼了，没有平日的严肃了。酒实在是好东西，它拉近了我和父亲的距离，让我觉得这个家，更加的温暖。
一般的情况下，大年初一早晨的五点钟，父亲就起床了，他和母亲一起，要为我们包饺子。而此时，我和弟妹们，则还在香甜的睡梦中。睡梦中，有此起彼伏的鞭炮声，还有父亲当当地剁饺子馅的声音。待我们起床后，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饺子，就端到了我们的手里。那饺子真香啊，汤里还漂着许多香菜末、葱花什么的，一望就让人馋涎欲滴。吃罢了饺子，我一般会到村中转转，和村中的老者，兴致勃勃地下几盘象棋，而父亲呢，也常会笑眯眯地站在一旁看。有时，一端详，就是一上午。直到我兴尽离去，他才离开。
初二吃过早饭后，我和父亲母亲都要带上礼物，涉过清浅的小峪河、太乙河，去到舅舅家做客。舅舅家在我们村西的新南村，村庄西倚神禾原，南面终南山，也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小自然村。舅舅和父亲关系很好，每年过年时到舅舅家去，父亲都会喝得微醺。而回家时，舅舅都会一送再送，直到把我们送出村，送到太乙河畔，才依依不舍地分手。待我们过了河，回头一望，舅舅还站在河的那一端，向我们招手呢。父亲则会隔了河嘱咐，让舅舅一过初五，就上我们家中来。那几乎是关中农村，舅舅给外甥送灯笼最早的一天。
如今，这些场景还有，但父亲却没有了。每想及此，我的心中就如长了乱草，慌慌的，还有点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