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地说，但凡我对以“百年不遇或自有气象记录以来”之类的灾害标题素不感冒。无他，缘于此类新闻总会被赋予某种政治色彩，尤其对死亡数据的操控始终保持着高度一致的政治口径。随之，政府部门则一贯会将悲剧演成喜剧，把哀乐唱成赞美诗。按照中国优良的政治传统，以此次发生于北京“61年不遇特大暴雨”来说，其结局依旧逃不出“歌功颂德，大爱无疆，众志成城，人间真爱”的报道模式。然而，排除一切以政治工具作为叙述方式之外，单从人性的角度对这次北京暴雨进行一一剖析。
基于惯性思维，每每看到有关暴雨致使城市内涝的新闻时，脑海中总会浮现出著名文化人龙应台的那句话：“检验一个城市的发达，一场暴雨足矣……”。是的，北京尚如此，况其他地方乎?在粉饰虚华的表象下，一场暴雨即可看到城市布满脓疮的真实面目。而此时此刻，那些平素养尊处优的政府官员，耀武扬威的城管协警，满嘴喷粪的砖家学者哪儿去了?灾害面前，一些出租车司机趁火打劫的漫天要价，交通协管员面无表情的开具罚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正是人性的迅速聚集：富二代驾驶私家车自发接送受困的人们，环卫工人死守排着污水的井盖，一名派出所所长以身殉职......人性的光芒与坠落，于前于后泾渭分明。
关于国民“素质论”的争论从未消停过。自明宣宗朱瞻基下令闭关锁国以后，中国的封建专制社会就处于一种封闭的稳态建构;直至列强打破国门为止，迫使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亦说道：“有人论中国说，倘使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谑，但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浃背的时候罢。”而梁启超在《新民说》里一针见血地阐明：“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以致严复的“教育救国论”从跟不上认为一切改革皆为“标”，而“民质”，即国民素质，才是本。
为何磕磕碰碰的国民素质总要在各种天灾人祸降临时方才表现出来?而平素挤个公交都要上演口水大战，排队买个车票也要挣个面红脖子粗，灾后趁火打劫式的小偷行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从当年发生于汶川，玉树，舟曲，温州动车事故等天灾人祸时，倘若动辄以“人之初，性本善。”一类的论断来剖析人性无疑有失偏颇。其实，作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个公民来说，灾难面前国民的公民意识正迅速在成长。当你自发参与到社会治理中，会有强烈的存在感、安全感和荣誉感。但灾难过后，成长的速度则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控制并压抑着，而这种力量强大到可瞬间抽离一个人的人性。
当高呼官员财产公示，大晒“三公”经费时，在权力博弈下，看到的只是“雷声大雨点小”的苍白呐喊。民众日益下降的神经敏感阈值，轮番承受着从奢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的心理蜕变。正如前不久铁道部花巨资制作宣传片企图改变其“恶劣形象”时，我们看到的依旧是公共服务措施的不匹配;政府部门忙于购买公车，出国考察时，我们看到的依旧是公共交通建设的不匹配......官民并未一家亲，并非鱼水情。至此，人性的割裂得以继续延伸，直到行至大喜大悲的死胡同，方有回头的余地。
自古以来，我们素以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而自居，死活抱着老祖宗的脚不放。现如今，我们动辄用几十亿，数百亿的援助外国，却难以换来应有的大国尊严;动辄上马几十亿，数百亿的大型工程，却难以挽回一个留守儿童的饥饿神情。一个看不起病，读不起书，住不起房的民族，谈何大国崛起?
北京，一个希望和机遇并存、绝望与生存相生的国际大都市。然而一场检验人性的暴雨，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北京，浮华背后的真善美、假恶丑。大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提到：“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智慧和良心。”大量城市建设的面子工程，官员升迁的政绩报表，却始终没有官员关注一根普通的下水管道。然悲剧过后，则按照传统的政治叙事模式来彰显“人间有真情”，“我们都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来息事宁人。
鉴于此，我们无需拿北京与德国人设计并修建的青岛下水道作比较。我们只需知道，在当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宏大口号下，一场暴雨，足使每个人都变幻化为雨人。我们身处一个世界，却心怀不同的梦想。这场暴雨，它淋湿的不只是身体，而是渗入骨髓的人性。
此时此刻，我想到了汪峰那首《晚安北京》。无他，因为“我将在今夜的雨中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