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和将帅们的雕像群就在这座宽阔的楼梯下面，那里是走向胜利的起点。朱可夫的这尊半身雕像没有戴军帽，胸脯挺拔，神情严肃而平静。朱可夫的心情得以重新平静下来，那是因为他在斯大林时代终于得到了公正对待。其实，在朱可夫落魄的日子里，真正在明里暗里保护他的，还是斯大林。有些人眼看朱可夫在斯大林那里已经失宠，便落井下石，诬告他“谋反”。他们满以为这样做迎合了斯大林的心思，斯大林却又对此嗤之以鼻。斯大林明确告诉这些人，通过四年卫国战争，他对朱可夫的了解甚至比对自己的了解还要深刻，他们应该删掉那些捕风捉影的废话。当时，苏联文艺界创作出了一个反映苏军突破德军奥德河防线、向柏林发起反攻的文艺作品《奥得河上的春天》，竟不提朱可夫的名字。斯大林又一次明确表态说，写奥得河上的春天而不提朱可夫，肯定是不真实的。
在斯大林看来，朱可夫本人的问题只是居功骄傲而已，其他骇人听闻的不实之词都强加不到他头上。对于朱可夫这只猛虎，冷他一冷，煞煞他的威风，对他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当然，斯大林不可能把自己的真实用意告诉朱可夫。朱可夫在极度苦闷之中，强烈要求离开军队，以便离开军队中那些和他过不去的人。斯大林坚决压住，不批，将他继续“冷冻”在乌拉尔军区。
到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国际局势风云突变，斯大林及时将朱可夫这只猛虎重新放出樊笼。他下令将朱可夫召回莫斯科出席最高苏维埃会议。在同年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朱可夫被增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
斯大林和朱可夫，是两块钢铁，互相一碰，铮铮作响。他们之间谈不上一般意义上的“亲密”，但绝对“相知”。战争期间，朱可夫曾对斯大林有过几次顶撞，斯大林表现得豁达大度，从不计较。斯大林对朱可夫也有过多次严厉批评，甚至当面训斥，但他对朱可夫绝对信任、绝对重用。斯大林的气度，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统帅。朱可夫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磨难，有些坎坷挫折直接与斯大林对他的严厉态度有关，但令朱可夫真正心服的人还是斯大林，他的这个态度至死未变。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同斯大林一起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曾对斯大林的军事活动进行过详细研究。斯大林精通重大战略问题，他通晓方面军战役和方面军群战役的组织问题，并且熟练地指挥了这些战役。他具有巨大的洞察力，善于抓住战略态势中的主要环节采取对策，实施某个大规模的进攻战役。毫无疑问，他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朱可夫写道，斯大林死后有一种说法，认为斯大林作出军事政治决定时独裁。朱可夫绝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如果向最高统帅汇报的问题具有充分理由，他是很注意听取的。朱可夫自己就不止一次遇到过斯大林放弃个人意见和改变原来决定的情况。并说，由于斯大林要求极为严格，才促使他们做到了许多本来几乎做不到的事情，这一点对夺取战争胜利同样起到了重大作用。
可惜，斯大林于1953年3月逝世后，再没有人能够驾驭住朱可夫这只猛虎，再没有人能够在必要时对他采取保护性措施，朱可夫只能凭着自己的一腔豪情去搏击政治风浪了。因而，他后来遇到更多、更大的政治磨难，也就难以避免了。在赫鲁晓夫时代，朱可夫的几次政治举动颇受非议。他始则为赫鲁晓夫所利用，继则被赫鲁晓夫之流所废弃，宦海沉浮，大起大落。这又一次证明，军人是政治的工具，而政治永远不可能成为军人手中可以随意把玩的工具。朱可夫在战场上是一位不败的战神，一旦进入政治领域，注定他非倒霉不可。朱可夫的命运，使我每每联想到中国的彭德怀元帅，他们都是令人思情低回的悲剧英雄。
俄罗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耿直不阿、克敌制胜的朱可夫。他们永远看重的是朱可夫那颗赤诚透亮的心，其骨铮铮，其心昭昭，真乃俄罗斯民族之赤子。当朱可夫被赫鲁晓夫之流打落下马、长期沉寂之后，在1965年前苏联举行的庆祝卫国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大会上，当念到战争功臣朱可夫名字时，会场上突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这给当时的当权者内心带来的震撼非同小可。但此时的朱可夫已踏遍青山，心静如水。他静下心来写他的回忆录，此书一经面世，立刻成为行销世界的军事名著。1974年，朱可夫去世。到了1995年，举行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庆祝活动时，俄罗斯的社会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莫斯科、叶卡捷琳堡等地都建起了一座座朱可夫雕像，人民怀念他。现在，朱可夫超越了政治风浪的云诡雾谲，超越了人类两次世界大战的时空变迁，已被定位在俄罗斯历史之中。在莫斯科红场列宁墓北侧的红墙根下，埋葬着朱可夫的骨灰盒。红墙上镶嵌着一方朱可夫的墓碑，墓碑上镌刻着朱可夫的全名和生卒年月：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1896——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