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
——爱德华·萨义德
纽约曼哈顿的世贸大楼被撞击的那一天，H打来越洋电话。
她的声音颤抖，不住地哭泣。很长时间她都在哭泣。她用哭泣的声音说话，似乎没有勇气停下来，只要停下说话，人就会被恐惧吞噬。事实上H是在远离曼哈顿的地方，她是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城。因为电视的不间断直播，这次灾难横陈眼前。H新婚的丈夫在纽约工作，他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年轻工程师。还有她熟悉的很多朋友也在纽约。H长时间陷于崩溃的情境中，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不断接到H打来的电话，她讲述她内心的恐惧和惊悸。这是美国的悲剧。这是我们在进入新千年之初遭遇到的最重要的事件。世贸大楼的灾难距离我们很远，但是因为H，遍野的瓦砾，升腾在那里的火焰和火焰焚烧过后的废墟被我们看见，弥漫在这个世界繁华之都的恐惧飞越太平洋抵达我们面前。
现在回想起来，接近2000年的时刻，是我内心恐慌丛生的时刻。
站在一个世纪的临界之处，从一个世纪进入另一个世纪，我觉得这是非凡的经历。
然而，我也看到预言家对新世纪的预言。比如诺查丹玛斯，这个生活在16世纪的法国医生、占星家几乎成功地预言了20世纪重大的灾难，也预言了新世纪的灾难。我看到他著述的《诸世纪》汉译本有对21世纪的预言，在“世纪六”中有诗曰：
四十五度上空将会燃烧，火焰蔓延到伟大的新城扩散的火焰顷刻间冒起，那时正有人想要获得诺曼底人民的证实。
这使我恐慌，悲从心起。我是在街边小摊堆积的旧书里看到那本《诸世纪》的，因为听说过这本书，就把它买下来。因为熟知图书的出版系统，我当然不会完全信任那本以诺查丹玛斯之名出版的汉译本《诸世纪》，然而我也没有能力质疑，因为那时候我对现实生活和未来世界都一无所知。
此时是1999年冬天，新千年是倚马可待。也是我到北京的第三个年头，从我家乡到北京的人很多，那一年很多人都加入了漂流狂潮。因为那一年是国有企业转制的时候，下岗或者说失业风潮裹挟了数百万的产业工人。凋敝萧条的经济也是很多城市很多地区的基本面貌。那些陷入困顿中的人在当地无法生活，就踏上了外出谋生之路。这样的人群我在北京是能看得到的，他们挤满火车站，挤满长途汽车站。他们和风起云涌进入到城市的农民一起构成这个城市特殊的劳工阶层。
我并不算这队伍中的，我并没有下岗，是我先选择离开，我扔掉了从前的工作，成为自由人。
我不是故乡的热爱者，或者我热爱故乡的方式是如此不同。我是从仇视和叛逆开始的。
我说过，我不喜欢矿区笼罩着煤烟的天空，不喜欢那里的黑色的河流和黑色的树木。
不喜欢那里的贪腐官员，不喜欢鱼肉百姓的小吏。我的整个青春期是从仇视和叛逆开始的。
在人们需要安顿下来的时刻，我选择了漂流。我要以此给自己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生。
然而，我看到诺查丹玛斯世纪预言的时候，正是我备感彷徨的时候。我在北京香山一家名叫西江月的文化公司打工，我和另外几个青年，他们是高校的学生，我们一起合作几个图书项目，但是老板在拿到稿子以后就拒绝再付钱给我们。我们电话联系他的时候他说在外地出差，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他说没准。可是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却发现他就躲在隔壁的制作间里。我们全部哑然，老板的神情也很尴尬，虽然他硬挺着坐在椅子上绷着脸不说话，但我看出他被当众戳穿谎言的尴尬。羞耻的本能，即使无良的商人也还有。我们告诉他必须支付剩余的款项，否则我们就搬他的办公设备抵账。最后的结果是我们要到了那笔钱，但也意味着我们工作的结束。
往后的生活是怎样的，我已经不能想象。或者说生活从来就不是想象的。
我们只能沿着命运的河道顺流而下。
人们是欢呼着进入21世纪的。
2000年到来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都陷入盛大的迎接千禧年的狂欢之中。
令人们狂欢的还有诺查丹玛斯，这位最为盛名的占星师的世纪预言落空。因为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并没有从天空飞下巨大的火球。虽然人类的灾难预言落空，但是我的恐惧依然横亘心头。
怎样活下去，这是我面临的最现实而紧迫的问题。离开西江月，我清点全部的积蓄。
除了支付房租，支付日常吃饭的开销，所剩无几。我必须尽快再找到新的工作，必须再赚到可供生活的费用，这样我才有可能继续留在这座城市。否则等待我的命运，不是被驱逐，就是被淘汰。
这是检验我的时候。或者是检验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指跟我相似的那些在漂流之境的人。
别以为那些空气是无偿的，我们呼吸着北京城悬浮的空气，虽然空气中含有很多杂质或者尘埃，但是能呼吸着其实就是你的能量。能呼吸北京的空气，意味着你还在这座城市，你还可以行走，坐卧，安睡。在那时我眼睁睁就看到有民工被拘押遣返回家离开这座城市。
这是令我惶恐的时刻。我是真的担心也许在某个早晨醒来我就不在这座城市了。我是多么热爱这座城市啊，北京城那时虽然在我的感觉中浩大恢弘辽阔，虽然冷漠坚硬没有温暖，但我还是觉得它是中国最好的城市。它只是对我不好，对我们不好，但它本身是好的。比如它的秩序、规则、城市所有的现代而文明的形态，这些都显示出它无边的魅力。能留在这座城市的土地上，能呼吸着它的空气，能接收到它的阳光的照耀，我觉得这很重要。这是检验我生存能力的一个标尺，也是检验我作为人本身质量的一个标尺。软弱和游移是我在那时坚决剔除的。我就像一个屠夫剔骨，把自己体内可能存在的软弱和游移剔除。那时候我告诉自己，能跟这座城市匹配的必须是一颗强韧无比的心。
但是软弱总会不请自来。那时我住在一幢四合院里。位于京郊的农民把他们宽阔的庭院改造修建成有N间出租房的公寓。住在出租屋的有贩卖服装、贩卖盗版光碟、修理电脑的，还有制作各种假证件假文凭的，当然也有洗浴中心或者歌厅做服务的小姐，更多的是专门为这座城市盖房子的民工。
有一天午间，我听到庭院里有嘈杂声，出门看到有一群男人架着一个年轻人拥进庭院。那个年轻人我是认识的，他是从东北来到北京打工的K。他晚上回到出租房里，白天就在附近的建筑工地盖房子，北京城是一座在建设和改造中的城市，遍布这样的工地。K在这个早晨正在搅拌机前为工地搅拌泥沙，在搅拌机前的一辆高臂吊车突然钢缆崩断，吊车的巨钩吊着的混凝土预制板半空坠下。K是被殃及的一群人中的一个。我记得庭院里出现的嘈杂之声，人们都有些慌张。厄运和灾难总是会像瘟疫一样，在无形之中传播和感染他人。那天在建筑工地上被坠下的混凝土预制板砸中的那个工人当时就没了命，有三个被砸伤，K是伤者之一。在后来的几天他孤独躺在出租屋里，他的工友不可能时时照顾他，多半的时间他是孤独一人躺在出租屋里，房东大妈会在某个时刻为他送去开水，或者送去热饭。房东大妈还存有生而为人的良善。她叹息着说：“孩儿真是怪可怜的。”
兔死狐悲。这些民工的死或伤很容易就令我的心头被忧愁覆盖。你好，忧愁，这是法国女作家萨冈的说法。而我想说的是：再见，忧愁。我不想看到忧愁。事实上我那时不断听到民工们出事的消息，他们有的是在脚手架施工，被从顶端飞下来的钢梁砸中毙命，还有装卸工人被坍塌的桥体砸中死亡，甚至我还听说有工人被九级大风从十三层的施工的高楼吹落坠地的消息。这些消息总是令我胆寒。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能说什么呢?劳工的价值如同草芥的时候，任何一阵狂风都有可能吹落坠地。
Z是那时候来找我的。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到了北京，在火车站。他希望我们能见面。
我有些犹豫。接到他电话我的脑子里就浮现出一个近乎神经质的青年的形象。他的脸很窄，身体干瘦，像竹竿一样架着他的衣服。他仿佛永远在说话，嘴巴从来不会停歇。对于见这样的一个人我是犹豫的。他是来北京寻找工作，而我完全不知道我能给予他什么样的帮助，因为我自己尚且没有安顿。
但是即使有这么多犹豫，我还是决定去看他。我去了火车站，在人群里看见了Z。他的脚边放着他的满是尘土的手提箱。他的面色萎黄，神情憔悴。他伸出手给我握，但是我感觉更多的是迷惘。他告诉我他已经在火车站转了两天，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当然他不可能找到，因为工作不是这样找的。走投无路的时候Z想到我。他希望我把他带回我家去，他希望能住到我住的地方，管他吃管他喝听他无尽的倾诉或者无休止的唠叨。
但是我没有，从进入这座城市以后，我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跟人见面要预约，见面的地点要放在外面，在街边一家餐馆或者茶室，留出两个小时，就那样谈话，感觉到结束的时候果断中止，然后双方告辞，各奔东西。这是城里人的做派，我只是暂居在这座城市里，但是已经接受和运用这种方式了。我把Z带到香山附近的一家餐馆，那里邻近我的居所。我点了几个菜，要了啤酒，然后就听他倾倒肚里的苦水。他离了婚，卖了房子，把儿子寄养在一个亲戚家里，希望能出来闯荡和谋生。他的女人我是见过的，身材高挑，肤色白皙，面孔漂亮。这曾经是他的骄傲，他经常带着他的女人出没在朋友的圈子里，让朋友们分享他的骄傲。那时候他还是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虽然他的职业是工人，但是理想是要当一个作家。这是那个年代很多人的共同理想。但是后来他的漂亮女人不愿意跟他过了，他的女人早年欣赏他的才气，欣赏他的浪漫和梦幻的气质，但是后来资本主义开始冲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无例外地冲击到我的家乡所在的三线城市。金钱成为全民的图腾，有一个洗浴城的老板看上了他的女人，三拐两拐就把她给拐跑了。开始女人只是不回家，后来回到家就跟Z吵架，看他在灯下读书的身影女人就生气，那时候在女人的眼中，那个在孤灯下读书的男人的身影就是一个废物，因为很多男人在那个时候在各类地方死命赚钱。他们开始是吵嘴，后来是动手，女人砸家里的东西，电视、冰箱、碗筷、桌椅，能砸的东西都砸，女人离开他的意志坚硬如铁石，冷酷如寒霜。Z疯狂般地到处去寻找女人，他知道女人在那里，他腰里别了一把菜刀就去了城里那个洗浴城，但是还没等到他拔出菜刀就被跟随他的保安踹翻在地，拖将出去一顿暴揍。在那群剽悍的保安队员的夹击下，他就是一个菜鸟不堪一击。
Z跟我说这些的时候已经喝高了，他的两眼充血冒着阴冷的光，他的面色晦暗露出绝望之色。
他干瘦的身体几近皮包骨，我相信那是被耻辱和困苦煎熬的。但这是不能被同情的，我觉得同情他等同于侮辱他。我期望他能挺住。生活对很多人来说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幸福是相似的，而不幸则各有其态。他经历了这样的不幸，也就避开了另外的不幸。而人在各种不幸之中唯有挺住。是的，如同里尔克的诗句：没有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中独自奋斗。从根本性而言，没有任何人能被他人代替，也没有任何人能被他人拯救。我们能依靠的只有自己。这是我在那时候的真实想法。我觉得我并不能给予他更多的帮助，我不能接纳他到我的住处，不能没有限度地倾听他的苦情，再多的倾听就等于收集垃圾。我觉得必须如此，每个人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来，要有勇气面对自己的生活，要有勇气开始或结束。
我就那样跟他告别。我给了他可以住旅馆的钱，里边包括了几天的饭钱。
他如果要回家，也够买到火车票。这是我能做的全部。
我们就那样挥手告别。我能看出他的失望和落寞。但是我不想让自己软弱下来。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2010年的新年，我突然接到Z的电话。自告别之后，我们已是十年未见。
十年之间他已然是旧貌换新颜。十年之间，他辗转各个城市，从北京到广州，从广州到温州，做广告，搞营销，他终于有机会依靠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混世了。他说他现在做着黄金的生意，开口就是千万的投资，他在电话中谈他新企划的项目，做开国元勋的黄金纪念图集，他要建立一个顾问团，由前国家领导人的后代组成的顾问团。他历数着那些他准备重金搞掂的人，我觉得十年未见，我的兄弟果然是今非昔比能量巨大。他还记得当年的耻辱，电话里谈及往事，他的口气轻松。他说，我现在堕落成一个商人，当年的耻辱让我堕落的时候无比欢畅满怀快意。他把对他女人的仇恨转移到对所有女人。他在电话里说他以前有过多少女人，现在有过多少女人。他并不爱她们，他只是从她们那里证明自己作为征服者的能量。现在金钱是他的宗教，他相信这个世界没有金钱打不开的大门，没有金钱攻不破的堡垒。
我觉得无论如何Z要感谢生活，感谢生活当年给予他的耻辱。
这耻辱对他是砥砺，也是淬炼。
我们都应该感谢生活。
我觉得魔鬼和天使都需要这样的砥砺和淬炼。
我也是生活的炉火淬炼的一块矿石。只是我看上去更像一块难以雕琢的顽石。
恐惧和忧患是命运给我的两份礼物。这是我在新千年到来之际的基本收获。
我是相信艰难和困苦是人的普遍境遇。底层社会当然如此，中产阶级或者官僚阶层也未必能摆脱这样的境遇。我跟他们的区别只是艰难的形式，困苦的仪态不同罢了。这是我在那个时候看清楚的。我在西江月的老板，是新兴的资本家。他靠盗版图书发迹，他有庞大的发行网络。他可以把自己印刷的那些质量粗糙品格低劣的图书倾销到众多偏远的城市和地区。我在他的电脑屏幕上看到过那个跳荡着星星的全国营销地图，没有一处他能放过。他的公司仓库堆满这样的书籍，他采用直销的方式发往全国各地。他的公司是家族式的，他的女人和他的小舅子分别管理着编辑和营销的部门。
但是这个公司从外观上看没有任何标记，没有牌匾，没有名号，他就在一个虽然张挂着大红的灯笼但依旧荒僻的山庄的一个院落里。他的艰难在于他要时刻准备躲避工商和税务的检查，他的困境在于他要想办法逃避追讨欠债。他的生意做得越大，投入也越多，而他作为资本家的本性是能躲即躲，能赖就赖。在那个昏暗的制作间里我看到他憔悴的面孔，蓬乱的头发和近于失神的眼睛，他躲在制作间里却电话告诉我们他在遥远的县城出差，在我们把他堵在制作间的时候，他其实在为自己的谎言感到羞愧，但他硬挺着不放下老板的架势。那时候我觉得他也挺艰难，困苦也在追随着他，这样的人其状也堪怜。看到这些，我觉得没有必要对自己所经历的艰难和困苦纠结。我体验到的困苦和艰难可能是人普遍的境遇。我需要做的是坚强起来，不被这艰难和困苦打败或者消灭。
当人们欢天喜地进入到新世纪的时候，我继续着遍布哀愁的漂流生活。
那时我除了对可能降临到地球的灾难怀有恐惧以外，还对自己能否长久踏在首都的土地上满腹忧虑。留下来，留在京城是我在那个时候的想法。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北京作为中国之都，它在外省人的眼里就像夜航者寻找的灯塔，具有指示和引领的作用。我已经爱上它相对的秩序，相对的现代和相对文明的城市气质。我觉得比较而言，这是适宜人居的城市。而我的家乡并不适宜人居。我每次回到家乡，看到雨天泥泞晴天尘土飞扬，车辆横冲直撞的街道就深深地厌恶，粗糙、喧嚣又艳俗的城市景观也是我不喜欢的，甚至人的面孔和面孔呈现出来的表情也是我不喜欢的。我想我是一个忘本的人，可谁又能说我不是一个懂得好坏的人。
但是北京是他人的城市不是我的。那个时候我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我在这座城市居留的合法性。
在白天的时候，大街上随时会遇到在路口查验暂住证的警察。他们站在行人必经的道路，对过往的路人进行暂住证的抽查。他们通常眼光是敏锐的，很容易就从一个人的衣着、服饰、相貌以及神情判断出来他们要检查的人。对这样的检查我深感不满，我觉得这是歧视性的检查，它充满不公正的意味。我的不满还包括他们要查验的暂住证，我非常不情愿去领取那样的一个证件，我同样觉得这是身份歧视的证明。很长时间我拒绝办理这样的证件，我即使是外省的人，难道我没有自由在首都行走的权力吗?这是我在内心天真的抗辩。但是我的不满和抗议是无力也无效的。在警察的身后就停着一辆警车，受到检查而不能出具暂住证的人就会被请到这辆车上去，我知道等待着的不是罚款，就是劳改或者遣送的命运。
这是令我畏惧的。我看到很多因为没有暂住证被驱逐的人。警察在清晨去堵建筑工地的工棚，在清晨有很多民工还没来得及出去工作，他们在工棚里睡觉或者做什么别的事情，那是堵截他们的最佳时候。我看到受到堵截的民工闻讯奔逃出工棚的情景，他们迅速地就散去了，当然总有落网之鱼，被逮着塞到等候在路边的警车里。夜晚也是警察突袭检查的时候，手电的强光凌乱地照射到窗棂之上，拳头砸门的声音砰砰巨响，汉子粗声凶厉地吆喝，每到这时我的心脏会慌乱地狂跳。我不知道等待自己的会是怎样的待遇。帮助我的是洛雪，她那时候正在北京进修，身边有一些做新闻记者的朋友，她们携带着记者证件，有这样的证件警察就会保持基本的礼貌，我们也就可以保全基本的尊严。
尊严是我在那个时期格外敏感的一个词语。
还有一些词语我比较敏感。比如：群众、市民、公民。
再比如：迁徙自由、天赋人权、个人性。
在漂流的境遇中试图保持尊严难度巨大。人们通常的意识是，漂流的人群无尊严可言。
是的，当我离开我的户籍所在地的时候，我等于脱离开了一个系统的限制，毫无疑问也就脱离开了这个系统的保护。我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或者我的身份永远是那个被限定的身份。我的身份无法证明我的此在，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但这是我，或者我们体验到的基本的境遇。当我们进入到城市的时候，我们是失去身份的人，我们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我们应该还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但是似乎我们并没有公民的权利，因为我们不是公民的社会。在我们漂流的时候，我们不再受到体制性的保护，也不再享有个人性，天赋的人权也基本从我们的身上被抽离出去。
然而，我也觉得漂流者的命运如同流亡者一样，在世界各地是相似的。
美籍阿拉伯思想家爱德华·萨义德在他的著作《知识分子的流亡》中写道：
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在古代，流放是特别可怖的惩罚，因为不只意味着远离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无目的的游荡，而且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人，永远背井离乡，一直与环境冲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人们总是把流亡的观念和身为麻风病患、社会及道德上的贱民这些可怕的事联想到一起。
但是流亡也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萨义德也引述美国著名流亡知识分子阿多诺的思想，证明流亡带给人的磨砺。他说比奈保尔更严苛、意志更坚定的流亡者是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rno，1903—1069)，他是个令人生畏却又极具魅力的人物。对我来说，他是二十世纪中叶具有主宰地位的知识分子的良心，终其一生都在与各种危险周旋、奋战。阿多诺说：
要求一个人坚强起来对抗自怜，暗示着在技术上必须以全然的警觉去对抗任何知识张力的松懈，并消除开始使作品(或写作)僵化或怠惰地随波逐流的任何事物，这些事物在早期也许像闲话一样会产生有利于成长的温暖气氛，但现在则被搁在后面，乏味且陈腐。
感谢生活，2000年的春天，我找到一家新闻机构的工作。
是H带给我这个消息。负责招聘工作的是她的朋友，她推荐了我。
我成为这家新创刊的报纸的时政记者。这是我在这个城市安顿下来的时候。同时我也开始文学写作。我牢记着萨义德的话：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
十年前的某个时刻开始，作为记者我远行、奔走、穿越，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也在他国的城市和乡村，最繁华和最凋敝的地带都留下过我的旅行的足迹;我可能某天的早晨还在黄土弥漫的边陲山野，还在和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农民或者矿工在一起，晚上可能就会搭乘某一航班到达某个盛大隆重的名流派对的聚会上，那里纸醉金迷，杯盏交错，香车宝马。这使我在最初有严重的不适应感。我报道过西部的矿难、西部的贫困，报道过学术腐败、官场黑幕，也报道过出入阿富汗和伊拉克前线的战地记者，报道过巨变后的东欧、奥斯威辛集中营、诺贝尔文学奖与和平奖，报道过汶川大地震。多年后，我被当作一个有过苦难经历的人，有时也会被记者访问。
有一次访问者问我，苦难的生活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回答：“苦难的经历塑造了我。虽然我现在很怀疑我是否真正经历了苦难。跟那些常年奔走在上访道路上，如同驱赶瘟疫般受到驱赶的老人比，跟那些用汽油瓶武装自己、捍卫家园、顽强抵抗暴力拆迁的妇女比，跟那些在矿难中失去生命的窑工比，我真的不敢说，我就经历了苦难;甚至我们说得再远一些，我去过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那是德国纳粹制造的人间地狱，跟那些囚室里的囚徒比，我很怀疑我经历了苦难。”
“还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东地区持久性的冲突，跟生活在那里的民众比，我真的没觉得我经历过什么苦难。但是跟那些生下来就享有特权的权力者比，跟生长在温室里的花朵比，跟那些只能在网络中浸泡的孩子比，我确实是经历了苦难。这种苦难让我对人世保持警觉和适当的情感温度，让我知道正义和公理在哪里，它们的样貌是什么。就像食物被吃进去，自然会分解和转化，苦难也是一样，你经历了，自然会分解和转化为必要的精神和心灵的营养品，变为你最宝贵的资源。”
2009年12月，我已经有了十年的新闻从业经历和十年的文学写作经历。
在这一年的冬天，作为记者，我专访了来自叙利亚的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他是萨义德的至交。阿多尼斯在世界诗坛享有盛誉，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他和萨义德同为阿拉伯世界的杰出者，阿多尼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诗歌朗诵会的时候，萨义德是主持人和评论者。他们对待阿拉伯文化的态度不同，立场相异，他们是一个世界的两极，但这不影响他们持久而深刻的友谊。
阿多尼斯有一句话很打动我，他说：“当困境终结，诗歌也就终结了。”
我在访问中表达了对阿多尼斯和萨义德的敬意，感谢他们曾经和现在给予我的思想的指引。
是的，感谢困境，它使我成为一个坚强、良善而具有韧性的人。
现在我满意我这个人，也满意我经历过的人生。
然而，眺望这个新世纪的开始之初，我是迷茫的，也是脆弱的。
我们都是。我、洛雪和H。我们都是迷茫而脆弱的生物。
洛雪是我的妻子，H是我的好友，我们曾经在一所学院同窗共读。
H就是因为没有随身带身份证被警察带到派出所。
她在午夜从一家酒吧出来。她喝多了酒，走路有些踉跄。她扶住路边的一棵树试图稳定一下自己的神志。那时候她正被悲伤袭击着。她的做外科医生的前夫不要她的儿子了，让她把儿子带走。前夫在重庆，他跟一个歌厅小姐生活在一起。
H骂她的前夫：“他妈的，格老子是个混蛋。”
她心疼儿子，希望儿子能跟随着她。但是她现在的恋人不同意。
恋人比她小7岁，是理科博士，他正应聘于美国一家公司，不久就会移民美国。
H是要跟他一起去的。她当然不能带儿子去。她只好打电话给在重庆的姐姐，求她带一下自己的儿子。H哭泣着用电话对儿子说：“乖儿子，好好跟姨在一起，妈妈在美国安顿住下就接你过去。”
H打完电话就冲出酒吧，她的心脏被悲伤的情绪挤压得疼痛，她想找地方放声号啕，释放积压在心中的愤怒和悲伤。但是在酒吧街执勤的民警看到她走过来。
“你是干什么的?你的身份证呢?请出示身份证。”那个年轻的警察说。
H心不在焉地在身上找，她还沉浸在自己悲伤的情绪里。身上的口袋翻遍了没有，她又从随身的包里找，她把里边的东西全部翻过了也没有看到身份证。“你跟我们走一趟吧”。警察说。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走?我有什么问题吗?”H问。
“你没有身份证，不能证明你的身份。”
“我凭什么要跟你们证明我的身份?”H问。
但最后的结果H还是被民警带走了。她不去也不行。警察认为她是从事性工作的妓女。
开始她还反抗，后来被警察拖着就推进了停在路边的警车里。
H最后是给洛雪打电话，请洛雪去领她。洛雪赶到派出所，用自己的身份证做抵押换出来H。
走出派出所的时候，H的怒气难消，她疯狂地猛踢路边一棵枯朽的老树。
这是H即将移民美国的前夜。我和洛雪一起赶去见她，帮她收拾行前要带的东西。
收拾完以后已是子夜。我们三个人就那样和衣躺在一张床上睡觉。
难以入睡的时候，就彻夜倾谈。黎明的时候约好的出租车来接她去机场。我们帮她把行李搬到汽车上。她在上车前说：“让我拥抱你们一下吧，这座城市我永不再回。”
她拥抱完我们钻进汽车，我看见她的眼睛流淌出来的泪水。
我从汽车的后窗看着她的背影消失，诚挚地祈求她好运。
然而美国之行只是为H打开了又一只潘多拉魔盒，她在那里遭遇到比在北京更多的精神困境和心理危机。她经历了“9·11”带给她的恐惧，经历了美国攻打阿富汗带给她的震撼，经历了美国攻打伊拉克带给她的迷惘，还有卡特琳娜飓风也是她惊骇的。在新千年，经历自己的灾难，带给他国的灾难，这是美国所遭遇的困境。H总是第一时间把她的震撼和迷惘以及惊悸通过越洋电话带给我们。
我读到过H出版于2006年的诗集《飘香的毒药》，在这部诗集里有一首诗《盛宴》呈现了H的内心境况：
这是一个冬天
我在不为人知的荒野
安排下一个盛宴
为我这些年的美国生活
为我这些年的痛苦和欢乐
生活不顺或学有所成
总之我在冬天为自己设宴
弹琴饮酒舞蹈和歌唱
我在不为人知的世界里
长歌当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