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76年，即唐高宗上元三年，山西弱冠诗人王勃，远道赴交趾去探望在那里做县令的父亲。途经南昌时，应邀出席了阎都督设在滕王阁的宾客大宴。这位都督刚刚重修了滕王阁，叫他的女婿提前做好文章，于重阳节大会宾客，准备当众夸耀他的乘龙快婿的才学。世故官僚、油滑幕宾，已做好了为这对翁婿之间的大型双簧捧场的准备。
出乎所有出场人物的预料，王勃少年气盛，又不明底细，在阎都督假作推让之际，竟慨然应命，即席挥毫，要当场创作他那后来名扬千古的《滕王阁序》。
一切都像上苍的精心安排。在重阳佳节，在四海名楼，高朋满座、胜友如云，一颗耀眼的历史文化明星即将冉冉升起。与会者成了历史舞台上最幸运的观众。
地处黄河中游、雄踞于黄土高原东部的山西，由于在华夏文明成长史中的重要人文地理位置，这片黄土地上，曾经诞生过数不清的历史文化巨人。回望华夏文明演进的滚滚长河，山西的历史文化巨人有如广袤夜空里璀璨的星群，在浩瀚的银河中熠熠生辉，放射着永恒的夺目光华。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并出，“百家争鸣”，成为华夏文明史上第一个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的伟大历史时期。
在上古史时代华夏民族尧、舜、禹三王曾经建都的地方，这里到春秋时代崛起了强盛的晋国。晋文公称霸，成为当时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三家分晋之后，历史演进到战国时期。三分晋地的赵、韩、魏三国又都跻身于“战国七雄”。
晋国，以及三家分晋之后的三晋大地，成为诸子百家诞生、成长的摇篮之一，成为百家争鸣、学术建造的一方宏大的思想舞台。
诸子百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赵国人荀子、韩国人韩非子，都以其伟大的学术建树与思想光芒，立身当时，泽润后世，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大思想家与学术集大成者。
荀子是战国时期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他批判总结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发展了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他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该“制天命而用之”。在诸子关于人性的大争论中，他主张性恶论。认为人性生来是恶的，“其善者伪也”，要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化性起伪”。荀子以“法”辅“礼”，“儒表法里”的基本思想，为历代王朝统治天下所应用。他的著作，今存于世的有《荀子》32篇。
韩非子是荀子的学生，法家文化的集大成者。有《韩非子》55篇传世。他主张法的施行，应该“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吸收道、儒、墨各家思想，尤其吸收了曾活跃于三晋的几十位法家如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人的思想，将法、术、势三者熔为一炉，更成为历代君王的统治术。
“孔子西行不到秦”。带领他的弟子，乘坐牛车周游列国宣传儒学的那位老夫子，主观地认为秦人鄙野，不堪教化，不曾踏上秦地一步。老人家没有料到，恰恰是秦国顺应历史潮流，完成了一统中华的空前大业。而帮助秦始皇建造宏伟业绩的是荀子、特别是他的学生韩非子的法家思想理论。
韩非子与秦国首相李斯同为荀子的学生，秦王嬴政读到韩非子的著作后，极为欣赏。韩非子于是应邀入秦，以期一展抱负。然而却遭到他的同学李斯的嫉妒陷害，冤死狱中。韩非子到底还是一介书生，“法、术、势”的理论炉火纯青，在具体的朝堂权势斗争中，却可叹地失败了。堪可告慰的是，他的思想理论协助嬴政完成了一统天下的伟业，他毕竟还是胜利了。
历经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而至隋唐。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唐朝，达到它的极盛时期。
全面发达的唐代，盛唐雄风吹遍寰宇，“唐人”之名响彻四海。我国的文化艺术这时也发展到一个后世几乎无法比肩的高峰期。
除了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石雕、古建、壁画、墓葬、音乐、佛典，等等，伟大的唐诗，以其雄宏博大、奔放豪迈，成为盛唐气象最权威的注释。
黄河东岸，山西万荣县通化镇，是远近闻名的“三王”故里。
在这里，诞生了隋末唐初的一代大儒、后世号称“文中子”的王通，唐代田园诗先驱王绩，和“初唐四杰”之一的天才少年王勃。祖孙三代，皆是文化名人，这在文化史上近乎一个奇迹。“三王”，向前堪可与汉魏“三曹”比美共肩，往后足以同宋代“三苏”相提并论。
当日滕王阁上，策划周全的阎都督好不恼火。哪里冒出这么个毛头小子，给老夫来煞风景!因而命他的手下人，盯着王勃，“得句辄报”，倒要瞧瞧这黄口小儿有多大成色。而王勃恰如腕底有鬼，华章锦句，排山倒海。当阎都督听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样的千古佳句时，终于不得不叹服道：
此天才也!
而才华横溢，青春勃发，正是初唐诗歌的喷薄气象。
山西北枕长城，是大唐帝国的北部屏藩。胡马烽烟、大雪弓刀的边塞生活，孕育出了王之涣、王昌龄、王翰等诸多著名的山西籍边塞诗人。
据唐人薛用弱《集异记》所载，开元年间，王之涣与王昌龄和高适到酒店饮酒，遇梨园艺人唱曲宴乐。三人便约定，以伶人演唱各人所作诗篇的情形，来定各人诗名高下。结果，三位诗人的作品都被唱到了，而诸伶中最美的一位女子所唱，正是王之涣的《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不禁十分得意。此事未必实有，但至少可以说明，边塞诗人们的佳作名篇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广为传唱。
与王之涣同样祖籍山西太原又同样是边塞诗人的王翰，他也写过一首同样名为《凉州词》的边塞诗：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翰“少有逸才”，个性豪放不羁。公元710年，即唐睿宗景云元年，王翰进士及第，迟迟不被吏部选用。他把海内文士分为九等，自认属于第一流，而且公然将自己的说法书写出来，张贴在吏部东街口，以告白天下。
王翰的所作所为自然显示了诗人孤傲的个性，但也从侧面反映出那个时代开明解放、容纳天才的豁达风气。而王翰的《凉州词》成为盛唐边塞诗歌的首开先河之作，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绝不是浅白理解的悲凉凄切，明快的语言和跳宕的节奏显现的恰恰是激越奔放的情绪与视死如归的唐人气概。
原籍山西祁县生于山西蒲州的盛唐诗人王维，通晓音律、擅长绘画、精研禅理。后人将李白、杜甫与王维分别称作诗仙、诗圣与诗佛。王维是个早熟的诗人，少年时代就写出过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一首《相思》，千百年来倾倒过多少读者?
十七岁上，王维赴长安求取功名。在初来乍到的陌生京师，离乡的游子一时觉得孤寂无亲，少年诗人写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著名绝句：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这首诗，早已成为每一位身处异乡佳节思亲的中国人的“圣歌”。
由于兼擅诗歌绘画，王维的诗画相互补益，境界高远。宋代文豪巨子苏轼称许王维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明代大画家董其昌推崇他是中国山水画派的南宗之祖。更由于王维精研佛理，他的诗歌创作达到了直追陶渊明的空灵境界。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
名章佳句，俯拾即是。一派诗情画意，处处禅理机锋。
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公元773年，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柳宗元诞生在山西河东。世人称之为“柳河东”。
柳宗元因为参与“内抑宦官、外制藩镇”的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公元819年，年仅46岁的柳宗元病故于柳州任上。所以，后人又称他“柳柳州”。
柳宗元与韩愈共同倡导古文运动，并称“韩柳”，一齐被后人列入“唐宋八大家”。他所作的散文《捕蛇者说》等，批判现实，尖锐泼辣;《永州八记》等山水游记，清奇隽秀，风格峭拔;《三戒》等寓言，篇幅精短，蕴含深刻。在哲学上，有《天说》、《天对》等重要论著。当然，他的诗歌也俏丽古雅，卓然而成大家。
这座祠堂，是当地老百姓为纪念柳宗元建造的“柳侯祠”。
在当年尚被视为边鄙蛮荒的柳州，柳宗元兴办学校，开启民智，革除陋习，解放奴婢，做了许多好事。
柳侯祠千百年来香火不绝。
“柳河东”终老没能魂归故乡山西，“柳柳州”却在边远的广西获得了永生。
纵览文学史，对山西而言，唐代可以说是一个最鼎盛的时期。在《全唐诗》辑录中，山西诗家占了80多人。群星璀璨，相当壮观。而王维、柳宗元等，又都是耀眼的巨星。形成这样的局面，与山西在唐朝的历史地位不无关系。河东，一直是大唐帝国的重要粮仓。而太原，曾经是唐王朝的北都，不仅是帝国北部边陲的屏障，而且是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再加上山西深厚的文化积淀，产生文化巨人就具备了某种必然。
深厚的黄土文明蕴藏着永恒的生命力。
宋代，山西出现过一代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司马光。“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以民俗文化的样式广为流传，而由他主持编撰的《资治通鉴》成为中国典籍史上可以与伟大的《史记》相提并论的史书。
一代伟人毛泽东对之爱不释手，批阅校点，纵览历史风云，汲取治国方略。
如今，毛泽东点校的这部凝聚了古代史家与现代伟人智慧的《资治通鉴》已经出版发行，堪称中华典籍史上一桩盛事。
北宋神宗朝，因为与实行变法的王安石政见不同，司马光宦海沉沦十数载。后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潜心编撰《通鉴》。凡是“变法”，一概评价为“进步”，好比凡属农民起义，一概叫做“革命”，难免陷入庸俗社会学的窠臼。这且不去说它。而司马光终于复出，主持朝政仅仅八个月便不幸逝世之日，京师的百姓痛哭哀悼，执掌朝政的高太后，带了年幼的宋哲宗前来送葬。朝廷追封司马光为“温国公”，翰林学士苏东坡撰写了墓表，年幼的皇帝哲宗赵煦亲自书写了“忠清粹德之碑”篆额。
号称华夏第一的“神道碑”至今巍然崛立，“温国公”静静地长眠在故乡山西夏县高大的坟茔里。这一切，似乎在用另一种方式，书写着历史的“通鉴”。
金代，著名诗人、史家元好问出生于山西忻州。
忻州古称秀容，这里耸立着两座神话传说中“二郎担山”时遗落的神山，元好问便自号元遗山。
元好问祖出北魏皇族拓跋氏，应该说是华夏各民族的血脉与文化交融造就了一代名人。
当蒙古大军横扫中原，灭金侵宋之际，元好问拒绝出仕蒙古帝国官员，四处奔走，搜求文化史料。元朝建立之后，他自任“国史”，收集编撰金国史料上百万言，为纂修《金史》提供了充分翔实的宝贵资料。
元好问更是金、元之际独步文坛的诗词家。他的著名的“丧乱诗”，伤时感事，风格沉郁。其中表现流露的残阳空城、草木腥雨、国破家亡、灵魂震颤的情景，沉挚悲凉，直追诗圣杜甫的“三吏”、“三别”，成为记录与控诉侵略与血腥的典范作品。
元末明初，三晋大地上又诞生了一位文坛巨星罗贯中。
在太原市郊清徐县，罗氏宗祠与罗家祖坟至今保存完好。近年来，当地政府群众又建造了规模宏大的旅游景观“三国城”，迎接八方宾客游人。
在中国四大古典长篇小说名著中，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开创了将历史文化通俗化、民间化的伟大先河。没有文化、被视为蠢拙愚昧的老百姓，借助“话本”与说书人的讲唱，了解着历史。参与创造历史的人民大众，从此具备了由自在走上自觉的某种可能。
和演义小说具有同样伟大的通俗普及功能的，还有戏剧。
曾经遍布山西全省各地的古戏台，还有随着后来的晋商足迹踏遍四海建造在全国各地的晋人会馆里的戏台，历经风雨剥蚀，已经不能“粉墨登场”。然而，单从戏台建筑的遍及城乡村野，足以证明戏剧曾有的繁荣，足以证明这种大众文化形式与人民的精神生活曾有的密切关系。
而中国的戏剧成熟于戏剧史上著名的“元杂剧”黄金时代。元曲作家群星荟萃，知名者即有80多人，“关、白、马、郑”更被称为“元曲四大家”。其中三人，关汉卿、白朴、郑光祖，都是山西人。当然，他们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元大都与金陵等都会地方。
关汉卿的《窦娥冤》，白朴的《墙头马上》，郑光祖的《倩女离魂》等优秀剧目，多少年来盛演不衰。是他们的创作与倡导，使帝王宫廷和豪门府第专有的审美娱乐活动，普及到了民间。
直到清代，山西地面的文化巨子仍然层出不穷。
康熙朝，由山西阳城人大学士陈廷敬出任总裁官编撰了集汉字大成的《康熙字典》。
康熙大帝巡游山西时，曾经将陈廷敬家乡的住宅作为行宫。被当地老百姓尊称为“陈阁老”的陈廷敬的故居，后来就称作“皇城”。
今日皇城，成了一处旅游景点。与山西的许多其他著名大院一样，作为凝固的空间文化建构，与时间的长河里英才辈出的文化巨人，交相辉映。
黄河，劈开深厚的黄土高原，自北而南穿越千里晋陕大峡谷，在山西的南端转折向东，向着大海、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奔腾远去。
这里，曾经有过一座驰名海内的鹳雀楼。
盛唐诗人王之涣当年登上这座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的建筑高层，创作出了那首著名的五言绝句《登鹳雀楼》。
由于历史风沙，黄河改道，诗人登咏的高楼早已不在。
而当世纪之交，人间换了新天，山西人民将在这里重建这座历史名楼。古代诗人的千古绝唱，正道出了我们此时的心声：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