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驭聪的文章每令人想起中世纪时拉丁赞美诗里一句答唱：Media vita in morte sumus。“死”似乎是我们亡友生时最亲切的题目，是他最爱玩的意境。但他所意识到的“死”却不是那天早上在晨光晃耀之下八名绿衣的杠夫把他抬了出去的那回事，那场不了自了的结局原没多大想头，虽然我想他也知道是终不免于一次的，他所意识到的乃是人生希望的幻灭，无数黄金的希望只剩下几片稀薄的影子，正如他自己在《破晓》里所说：“天天在心里建起七宝楼台，天天又看到前天架起的灿烂的建筑物消失在云雾里，化作命运的狞笑，仿佛《亚丽丝异乡游记》里所说的空中一个猫的笑脸。”读者也许因此就把他看做一个悲观者，或相信命运说者，我却不这样想，至少我觉得无需拿这些费解的名词来附会他。从他这集子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是个生气蓬勃的青年，他所要求于自己的只是一个有理解的生存，所以他处处才感觉矛盾。这感觉似乎就是他的生力所在。无论写的是什么，他的理智总是清醒沉着的，尤其在他那想像汹涌流转的时候。他自已也说过：“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宇宙是黑漆一团的，而世界的末日也一定是归于原始的黑暗，所以这个宇宙不过是两个黑暗中间的一星火花……但是了解黑暗也不是容易的事，想知道黑暗的人最少总得有个光明的心地。生来就盲目的绝对不知道光明与黑暗的分别，因此也可以说不能了解黑暗。”惟其心地这样明白，所以他才能意识到“……所谓生长也就是灭亡的意思。”这点他在《善言》、《坟》、《黑暗》里说得最透彻，这里也无需我再来重复。他对于人生似乎正在积极的探求着意义，而寿命却只容他领悟到这生长的意思，不过单就这一点的真实已足够我们想念他的了。
驭聪平日看书极其驳杂，大致以哲学与文学方面的较多。有一次他对我说，他看书像Hazlitt一样，往往等不及看完一部便又看开别部了，惟有Lamb与Hazlitt的全集却始终不忍释手。在这集子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确是受了Lamb与Hazlitt的影响，尤其是Lamb那种悲剧的幽默(tragic humour)。以他的环境而论，似乎不该流入这种情调，至少与他相熟的人恐不免有这样想的。我想这倒不难解释。所谓“环境”或“生活”实在是没有定义的东西，因为我们与外界的接触往往产生含有极端复杂的经验，这些经验所引起的反应更是莫测深浅的问题。幼稚的心理学至少可以令我们相信它这一点点的虚心。Wordsworth的low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当然是很可能的，不过也只是一种可能的化合，反之因未尝不可，但亦未必必然。这话，读者要明白，全是活人闲着为理论而说的，其实驭聪的生活何尝真是high living。他的文章可以说是他对于人生的一种讨论，所谓人生当然是只限于他经验里所意识到的那部分。经验有从实际生活中得来的，有从书本子得来的;前者是无组织的，后者乃经过一种主观情感所组织的。在一个作家的生活中，大概这两种经验是互相影响着。它们如何的互相影响即是一个作家如何组织他的经验的问题。关于这点，似乎没有详论之必要。我要简略的说明这些，因为我感觉驭聪对于人生的态度多半是从书里经验来的，换言之，他从书本里所感觉到的经验似乎比他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更来得深刻，因此便占了优胜。这种经验的活动也曾产生过伟大的作家，虽然驭聪未必就因此而伟大。所以，我觉得他的文章与他的生活环境并不冲突;他从平淡温饱的生活里写出一种悲剧的幽默的情调本是不稀奇的事。
驭聪作文往往兴到笔流，故文字上也不免偶有草率的痕迹，唯写《吻火》、《春雨》和最后这篇论文却很用了些工夫。《吻火》是悼徐志摩的。写的时候大概悼徐志摩的热潮已经冷下去了。我记得他的初稿有二三千字长，我说写得仿佛太过火一点，他自己也觉得不甚满意，遂又重写了两遍。后来拿给废名看，废名说这是他最完美的文字，有炉火纯青的意味。他听了颇为之所动，当晚写信给我说“以后执笔当以此为最低标准。”Lytton Strachey这篇论文是他的绝笔。他最后那一年很用心的去看了许多近代传记作品，尤注意Strachey和Maurois二人的方法，因为他自己也想开首写一本长篇的传记。Strachey死后，他又重把他的作品细读一遍，然后才写成这篇，前后大致用了三四个月的工夫。悼Strachey的文章，长篇的，我在英法文的刊物上也看过四五篇(大概只有这多吧)，我觉得驭聪这篇确比它们都来得峭窍，文字也生动得多。我希望将来有人把它译成英文，给那边Strachey的朋友看看也好。
驭聪的翻译共有二三十种。我听说他所译注的《小品文选》及《英国诗歌选》都已成为中学生的普通读物。我是不爱多看翻译的人，他的也只看过这两种，觉得它们倒很对得起原著人。他的遗稿尚有半本Lord Jim的翻译及零星随录数十则，其余的他都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