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能说什么呢?我不敢抬头去看任何人。我想，那些大夫，尤其是那个姓张的主治大夫一定会发自内心地看不起他们眼前这四个姓王的男性公民。
大弟又用征求意见式的目光看看大哥、看看我。
我想躲开他的目光又没躲开时，大弟咬了咬牙说：“大哥二哥，那就得麻烦你们了，想法儿帮我多弄些杜冷丁吧。我爸一辈子尽干活儿了，他真没享几天福，死前就让他少遭点儿罪吧。既然已经到了这步，我们还是回去吧。”大弟极其艰难地做出了最后的决定，说话时，眼泪就在他的眼圈上转着。
大弟果然决定回去了，默默哭泣着匆匆走出门去。
几位大夫这时也出去了，我和大哥也要走时，却被姓张的主治大夫给叫住了。他从衣袋里掏出那个我们都熟悉的红包扔给大哥：“你们的情况你的朋友都跟我说了，我只好无奈地对你们表示同情了。但我还是为你们的行为感到悲哀，你们对亲人的道德和良心我不好评价，但你们多少还是有失社会公德的。本人说话有时嘴黑。但从来不收取患者红包，请记住，不是所有的医生都吃你们这一套的。对不起，送客!”
我头一次遭遇如此奇耻大辱。下楼时，我的心脏更加剧烈地跳动，腿也颤抖得厉害。我觉得四个姓王的男性公民又被姓张的主治大夫给赤裸裸地审判了一回……
杜冷丁是严控麻醉药，只止疼，不治病。癌症患者疼到挺不住时，打上一针能缓解疼痛。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常识。
我们下一步就是想法要把这种药多给我们的二叔弄来一些，好让他心满意足地带回家去“治病”。
为了让事情进展得更加顺利一些，以免发生夜长梦多式的变故，大哥马不停蹄地去做他不得不做的事情去了。他没有来到楼下二叔的病房，而是直接下到一楼，打了个出租车找他同学弄杜冷丁去了。
和两个弟弟来到二叔的病床前时，我心里极不是滋味。二叔一直在用一种询问的目光望着我们。
大弟不等二叔开口，抢先说：“爸，刚才大夫们会诊了，说你这结核病见强。大夫说这里费用太大了，建议咱们回家去治，打针吃药就行。”
小弟也声音不大地说：“人家让咱回去，咱就回去吧。”
这时，我的传呼机响了，是大哥在传我。正心如刀绞、做贼心虚的我得以从二叔的病房里走出来。
我到一楼的公共电话亭给大哥回的电话，大哥在电话那头说得很激动：“二良子啊，我在同学这呢，我同学这回可又帮了咱大忙了，他一个电话就给咱弄到几十支杜冷丁。再等一会儿，我和我同学这就去找他的另一个哥们儿，那个哥们儿还能给咱弄一些。弄好了的话，还可以多弄点儿呢。”大哥话语中充满着胜利者的喜悦。
放下大哥的电话，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我独自来到住院处外面那长长的走廊。我漫无目的地来回走着，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儿，我才下意识地想起可能就要出院的二叔。说不定二叔他们正等着我呢，我三步并作两步地向二叔的病房走去。
我来到二叔的病房时，他们已经基本上收拾好了东西。我试图想为他们最后做点儿什么，可绕来绕去的我好像一点儿也插不上手，我不知道还能为我的二叔做些什么。
后来，我就坐在二叔的床边，一遍又一遍地昧着我的良心跟二叔说：“二叔啊，大夫让咱们回去治，咱们就回去治吧。在这住院也一样是打针吃药，费用还挺高的，真不如回家去治方便。大夫还是挺理解我们的情况的，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二叔就微笑着看着我，看着大家，能看出他心里并不情愿，嘴上却说：“实在不行，那就回去治吧，我听你们的。”
下午两点钟左右，大哥回来了。大哥进门后和二叔说的那几句话竟与我刚刚说过的话惊人的相似。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恶心极了……
我们刚强而善良的二叔没有让我们的灵魂在最后的时刻更加猛烈地颤抖。“那就抓紧买车票，下午就走吧。”
我没想到所有这一系列本应非常繁琐的事情会让并不高明的我和大哥办得如此顺利。就在这天下午三点钟，我们如愿以偿地为我们的二叔办理完了一切出院手续。接着，我们很快又为我们的二叔和两位老实的弟弟买到了当天晚上五点多的回程火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