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是这么回事，可我们怎么也不能跟大弟和小弟说就这么着啦，救不了啦呀?二叔总是用那种无助的目光盯着大弟，大弟心理压力相当大，救吧?没有钱;不救吧?所有的人尤其是二叔本人还都眼巴巴地盯着他，大弟想放弃也不容易呀!”也许是因为我刚才已经和杨杏探讨过类似的话题，所以我没觉得大哥一直陪着小心的想法如何缺乏人情味儿，我竟然还顺着大哥的思路说了上面这样的话。
大哥听我这样说，后边的话就更加坦诚了。“我们怎么能直接去劝这种事呢?这事得让大夫去做工作。对了，我同学还帮咱们分析了咱们目前面临的形势：现在情况已经相当紧迫，最好还是抓紧回老家去。有一个首要问题，关键就是设法让大弟决定放弃治疗。但是，大弟自己不能说不治了，这样有不孝之嫌;当侄子的就更不能张罗打退堂鼓，那样显得太无情无义;只能去做主治大夫的工作，让主治大夫从医疗的角度来当众说服大弟放弃治疗才是最好的办法。我同学说，别看有些大夫满口的仁义道德，实际上也都是普通大众，免不了人间烟火。只要给上钱，让他们说啥他们就说啥。我同学还说，只要偷偷塞上五百块钱，这事就能搞定。二良子，你可别多想，在这件事上，我们真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我们还不具备那份能力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大哥，你看这么做好吗?”我突然觉得我们的二叔好像在远处看着我们呢。
“现在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呀。对了，我还没跟你说呢，我同学说了，咱二叔目前这个身体状况，说不行就有可能不行，万一不行在这个城市里，据说火葬场接收外地人手续相当繁琐，弄不好咱们还得雇车往回运，大热的天，费劲着呢，整不好，车都雇不着。让我同学说的，我现在都担心啊，二叔要真老在这儿可咋办啊?二良子，咱们可不是见死不救，还是那句话，咱们确实是没有这个能力呀!就这样吧，没有别的办法呀，这事真得快点儿办呢，我先让我同学托人给姓张的主治大夫打个招呼，咱们明天一早就去办吧。二良子，大哥撂了，噢?”
我一夜未眠，觉得人是最会寻找理由和借口的残酷动物……
6
大哥很早就来了电话，说他的同学已经托人和姓张的主治大夫联系过了，说那人虽然嘴黑，但人并不坏。对上脾气了也好说话，说是能行。大哥说：“我同学说他托的那个人明天一早就去医院，亲自帮咱们把红包给送上去。为了保险起见，咱们就得多给点儿了。我同学说拿五百差不多就能办成。咱们还是得争取一棒子打住，万一姓张的主治大夫嫌少不干，那咱哥儿俩成啥人了?你说呢，二良子?”
“你就看着办吧，这事我还能怀疑你能拿回扣咋地?”我突然觉得有些心烦意乱。
“那就这么定了，咱俩就别一人出二百五了，也不好听，就一人出五百吧。”大哥说得好像在和我做买卖。
“行行行，我都出也行。”我觉得我们每人拿五佰也无法逃脱掉“二百五”的形象，还是两个加了倍数的“二百五”。
上午8时30分，我和大哥怀揣着用红纸包好的一千块钱准时来到了省人民医院。
一路上，我一直有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我觉得我们怀揣着的不是红包，而是一个巨大无比的阴谋，或者是一枚巨型的炸弹。我觉得我和大哥就像小时候看的电影中那种最坏最坏的狗特务。不论怎么说，姓张的主治大夫从本质上都是二叔生命的最后一个守护者。无论他的真正目的如何，只要他坚持主张给二叔治病，二叔的生命就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而我和大哥却要用这一千块钱的红包把这个举足轻重的“守护者”给拿下，我们要像儿时看过的战斗故事片中解放军攻克敌人最后一个碉堡那样，用这个巨型炸弹把这个举足轻重的主治大夫给炸掉。而此时的我们又不像是那些英勇无畏的解放军战士，我们更像那些苟延残喘、胆小怕死的敌人……
就像事先约定的那样，我们贼一样把红包交给了大哥同学托的那个人……
大哥同学托的那个人就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走向了姓张的主治大夫的办公室……
我们又贼一样从二叔所在住院处门口溜过，等在三楼姓张的主治大夫办公室不远不近的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