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夕，我照惯例去探望大舅。过罢这个年，大舅就86岁了。
大舅是伤残军人，解放战争中左眼被打飞，后来装配了一只假的。右眼单独工作六十多年，疲惫不堪，眼皮逐年往下坠，到现在终于彻底抬不起来了。无奈之下，大舅用一小片胶布把右眼皮吊起在额头上，那样子看上去很有几分滑稽。我去的时候，看见胶布雪白干净，大约是为过年刚换的。大舅一年比一年老，话也一年比一年少。他坐在床上，一声不响。以前他是很能说的，而且脾气犟，好认死理，对社会上许多事情看不顺眼。看着他一年比一年安静，我有点奇怪，问道，为什么现在很少说话了?他回答说，没说上的了。然后又一言不发，老僧入定般坐在那里。时间最是消磨人，当年脾气暴烈的大舅，八十岁以后话也不想多说了。
外祖父外祖母一共养育大了八个孩子，四男四女。1943年，16岁的大舅参加了八路军暂一师36团，背着黑豆小米和步枪，辗转晋西北，和日本鬼子打了两年仗，被鬼子的炮弹炸伤头部，结下了血海深仇。半个多世纪以来，每提起日本人，大舅咬牙切齿。2011年日本9级大地震以后，平时已经很少说话的大舅又开口了，说震得还是不够……
我小的时候，每年正月和秋天都要随母亲到外祖父家住上一段。期间另外几个姨姨也都带着孩子来了，红火热闹得很。外祖父的村子叫东局，坐落在一座黄土山头上，人家居住很分散。外祖父单独在一面向阳的黄土洼里开出一个大院，除过人住的土窑洞以外，外祖父和几个舅舅给猪、羊、鸡等都挖了大小不同的窑洞，有几年时兴养兔子，给兔子也挖了窑洞。兔子们并不满足，又在土窑洞的后墙上再打洞，搞得大洞套小洞，甚是复杂。除此之外，一盘大石磨也占据了一个窑洞，还有放草放各种农具的窑洞。在院子内外以及周围的黄土坡上，外祖父和大舅毫无计划地栽植了众多树木，果树、桃树、杏树、梨树、海棠树、海红树、葡萄树，此外，还有榆树、杨树。春天杂花生树，夏天浓荫蔽日，秋天水果成熟后，也不去卖，自家人吃不完，任凭桃子、沙果、海棠、海红等顺黄土坡滚落，有些被外祖母捡回来做成果干，有些就任其烂掉。我们秋天大半是奔这些水果去的。在水果树下玩耍，累了吃，吃了再玩。如果不是粮食太少吃不饱，外祖父家就是一个桃花源。
在外祖父一家人中，我们一群孩子最惧怕的就是大舅。上大学的四舅高兴起来会和我们游戏，身材不高的外祖父有时会笑眯眯地看我们玩耍，但记忆中从来没看见大舅的笑脸。大舅进出匆匆，黑着脸干活，看都不多看我们一眼。春天他往地里背粪，返回来时还要从沟底挑一担水。夏天锄地归来，一定是弓腰背着一大堆青草。青草中夹杂着野花，放到土窑洞里，那一种清香让人忍不住直吸鼻子。大舅如同一头负重的牛，但脾气比牛还大，他大声说话，嗓门高得怕人，所说都是一些令他不高兴的事。虽然不是呵斥我们，但我们听着总是惴惴不安，生怕做错一点什么，受他训斥，所以平时尽量躲开他。
大舅36岁时婆姨去世，没有留下孩子。再娶时，女方带回两男两女四个孩子，最大的13岁，最小的6个月。我的一个远房姨姨惊叹地说：“啧啧，真是胆大呀，娶一个娶回来五个，日子怎过呀!”然而大舅已顾不及考虑日子的艰难，只把传宗接代作为第一要务。再婚不几年，大舅家又添了四个孩子。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家有八个孩子，生活艰难可想而知。
我高中毕业当上村干部了，才开始和大舅进行一些对话。我问他参加过什么大战役，真实的打仗是不是和电影里一样。大舅只给我说他参加最惨烈的一次战斗是绥包战役，和傅作义的部队开战，早晨打响，直到半夜才结束。一团人死伤三分之二，大舅的营长和副营长全都牺牲了。大舅感叹说，那情形真如同磨盘底下滚豌豆，能囫囵出来全靠命大。
问到左眼受伤时，大舅火不打一处来。大舅是机枪手，说在1946年一次守阵地时，太阳刚出山，突然连长过来大骂，说是大舅的机枪没有伪装好，太阳一照会反光暴露目标，就在大舅和连长说话的时候，对面阵地上一个冷枪打过来，子弹从大舅左鬓角穿人，从左眼穿出，大舅的左眼球飞了。“本来机枪没有暴露，是连长站着叫喊让人家看见，开枪了。他没事，害得我伤了。”几十年之后说起这事，大舅依然火气不息，仿佛我是那个引来枪子儿的连长。
1967年，大舅到北京装配假眼。返回上火车时，人多拥挤，大舅新装的假眼球被一个行李卷打掉了。上了火车，大舅对扛行李的人说，你把我的眼睛也打丢了。那人也是个老实人，承认自己的行李卷碰过大舅，并说眼镜丢了就给你买一副吧。大舅说不是眼镜，是眼睛，同时让那人看自己的左眼。那人一看大舅黑洞洞的左眼，大惊失色，连说眼睛怎么会掉，眼睛怎么会掉呢?急着要下车去为大舅找眼睛。大舅说，下去也找不到了，那是假的，丢就丢了吧，我再去让他们重新做一个，丢了是怨他们给没安牢靠。这是我听过大舅最平和处事的一回。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分田到户，大舅一家人有了用武之地。八个孩子读书全都不行，但干活一个赛过一个。大舅排兵布阵，一群孩子量力分工，种地养畜，家境很快好了起来。有一天中午，大舅在桥头镇赶完集来我家，一脸怒气。母亲知道大舅的脾气，笑着问道：“这又是和谁趔筋了?”大舅说在街上几乎和两个人打起来。
原来大舅在集场上转悠时，遇到两个人在一唱一和骂大包干，骂邓小平。旁边还有几个闲人在听。大舅听了很不忿，就凑过去跟人家唱反调，大说分地到户好，邓小平好。于是三个人就辩论起来，越辩越激烈，就开始对骂，骂着骂着火气上升，就拔拳相向。周围看热闹的人们才赶紧拉开。这场吵架成了当天集场上的一个笑话。大舅来到我家还气恼地说那两个人尽是胡说八道。看当时那情形，为保卫分田到户，即使让大舅重新去扛机关枪，大舅也会慷慨而行。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的林业政策来回反复，一会儿鼓励个人栽树，给个人有自留树，一会儿又把所有的树木收归集体。每逢鼓励个人栽树时，大舅和外祖父就会在荒坡、荒沟和路边栽上很多，但最后都被集体收走了。分田到户以后，大舅查找了一些文件，说是上面有林权政策，过去个人所植的树要还给个人。于是大舅在种地之余，开始向村里讨要他栽起来的树。向村里要不下，就到乡政府要。乡上领导看见他就头疼。向乡政府也要不下，大舅就到县政府要。按政策大舅要树是对的，但那些树木曾经归过集体，分田到户时，有些又一并分给了个人。树木归还大舅，要得罪很多人，所以村里不愿意，乡上县上也不好办。我担任副县长以后，大舅还继续到县政府要他的树。大舅到县政府要树，从不到我办公室，只找分管农业的副县长。管农业的副县长玩笑着说，找你外甥去，让他给你解决。大舅说，外甥不管农业，我不找他。我曾劝说大舅，讨还树会得罪村里很多人，就算了吧。大舅不听，说那是他辛辛苦苦栽起来的。又过一些年，树木基本被人砍光了，大舅年事也高，再不说树的事了。
七十岁以前，大舅誓言要在村里坚守一辈子。随着村里外出人口越来越多，大舅也终于坚持不住，随打工的儿子进县城住了下来。现在问大舅，城里好还是村里好，大舅慢慢说，还是城里方便。
任强
正月十一，任强来访。
进门后，他先把挂包放到办公桌上，然后把原本靠窗户侧放着的椅子拖出来，端端正正摆放到办公桌另一头，和我面对面坐下。两个脑袋四只眼，他和我坐成了谈判一般的架势。
我的办公室里有两只沙发，办公桌另一侧放着一把大椅子。一般人来访，或者坐在沙发上，或者坐在椅子上，都是随遇而坐，从不去搬动什么，更不会和我坐成面对面谈判的架势，记忆中，只有任强才是这样。
任强坐端正以后，又开始了滔滔不绝的演说，说的还是他那宇宙玄元理论，我一句也听不懂，也没有用心去昕，我只是认真端详着他，看他一年来都有哪些变化。
还是去年正月里穿的那件黑西服，里面还是那一件土黄色毛衣，甚至领带也没有换。衣服更陈旧了，领带也有一些脏。虽然如此，这一身西服还是为他撑住了一些门面，使他粗看上去还不像是一个流浪汉。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任强来了，手中拎着一个布袋子，磨损很严重，眼看就要四分五裂了。布袋里面装着厚厚的手写稿和打印稿，按他的说法，那是宇宙玄元理论，是他十几年的研究成果，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要深奥和伟大。他让我打电话联系省政协的一位副主席，以推荐他的成果。我说不认识副主席，也不知道人家的电话。看着他的研究成果在那个破布袋中已很不安全，我就把晋陕蒙联谊会上发的一个挂包送给他。虽然我知道那些资料毫无意义，但好歹是他的一些心血。没有料到的是，仅一年，这个原本还算结实的皮挂包已磨损不少，挂带处还撕开一个小口子。
任强去年来的时候经济已很困难，说从北京坐火车到了太原，再从太原坐汽车回保德已身无分文，车上有老乡给了他一个苹果，吃完，他又问人家要了一个，两个苹果顶了一顿饭。今年来的时候，他的情况看上去并未好转，但我也不好细问，只说，才一年的工夫，怎就把挂包弄破了?
任强停住宇宙玄元的演说，看一眼挂包，然后说道，是和警察发生争执，撕扭当中拉坏的。我问详细情况，他也毫不掩饰，把在北京的流浪情况作了描述。
每天上午十点多，任强就到一些饭店里去，坐到餐桌上写他的论文。中午，餐厅开始营业，人家过来问他消费不，他说自己搞科研写作，身无分文，请求随便给弄一点吃的。有的饭店同情他，会端来一碗面或者一碗米，有时候运气好，引起附近顾客的同情，人家会给他特意点一个菜。任强特别提到“宫保鸡丁”和“鱼香肉丝”，这大概是他所获赠的最好的菜。但有时候，饭店的人不同情，不但不给上饭，还要大声呵斥，赶他走。他说如果是个人小饭店，他也就不争执，收拾东西离开。但如果是国营的或者是合资的大饭店，他会毫不客气地反抗，说饭店的呵斥侵犯了他的人格尊严，他非但不走，还和人家吵闹。最严重的一次，打碎了一家假日饭店的大花瓶，惊动来警察，他继续和警察打闹，结果挂包被撕破，他被拘留了十多天。
听罢任强的叙述，我完全明白了他的处境。我给他找了一条红领带，顺便给了一点点钱。过罢正月，他还要返回京城，继续他的漂泊生活。
任强晚上睡在京城的哪一个地方?我没有问，不知道。
屈指数来，任强在京城闯荡已经三十年了。
第一次见任强是在1984年春天，我到北京参加贫困县团干培训班，任强不知怎就闻讯找来了。其时他在北京独身闯荡，练习唱歌。在宾馆房间闲谈了一会儿，他突然站起身，吸一口气，吊嗓子让我听。连着几声“啊——”，咏叹调一般，声震屋宇，真还是有几分功底。然而一个少根无靠的乡下人，要在北京出头，几乎难于上青天，唱歌的路他最终没能走通。
大约五六年前，任强到我办公室的时候，已经不唱歌了，说是在研究比爱因斯坦相对论还复杂的宇宙玄元理论。任强初中毕业，当过兵，读书不多，文化程度并不高，研究什么宇宙理论，显然比练唱歌更加离谱。三十年的漂泊生活，已把任强折腾得走火入魔了。
我想，如果任强不当兵，或者当兵回来以后再不出去闯荡，安分守己在家种地，娶妻生子，境况也会比现在好。如果任强在北京练唱歌的时候，能遇上一个伯乐，他或许也能像西单女孩或者旭日阳刚那样，通过唱歌改变自己的命运。然而任强既不甘心在农村种地，到城里又闯不出一条路，三十年漂泊，他除过熟悉了京城的很多街道和饭店，记下不少电话号码，看了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以外，再无所获。
我曾经劝任强，五十多岁的人了，回来就不要再走了，“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回来老老实实种一块地，好歹有个收落，日子也比现在强。不料任强一听，头摇得如同拨浪鼓，连说“哪能呢，哪能呢!”看来，他要一条道走到黑了。
进城的路不好走，一旦迈开脚，就很难再回头。过去，现在，今后，和任强一样艰难漂泊的，大概还有不少。
表弟
表弟在县城的体育场里摆着五张台球桌，一家五口人的生活，主要依靠桌上那几十颗球来滚动。
体育场比较混乱，半下午开始，除过打篮球、踢毽子、跳自由舞的以外，还有小商贩和小吃摊子。表弟的台球桌旁边，是卖臭豆腐和烤羊肉串的，烟熏火燎，熙熙攘攘，颇为热闹。
表弟45岁，拖家带口，从乡下进城已经十多年了。他先给园林处照管过一段街头的树木，之后摆过一段台球桌，再后来在学校附近租房卖过一段文具，顺便贩弄一些教辅资料和盗版光盘，还和人合伙开过小饭店。营生没少做，除过体验了各种艰难之外，没有挣下几个钱，这回摆台球算是“重操旧业”。
表弟五短身材，圆脸，面善得很。在众多亲戚当中，他是和我联系较多的一个，常有电话来，让我帮忙解决问题。他的问题都不大，或者是自家的台球杆让醉汉拿走了，或者是摩托车被交警扣了，或者是经销的图书光盘证件不全，让罚款了，或者是城管要收费了，看看能不能说情减免一点……这些问题，有的我能帮助解决，有的我也没辙。
每次见面，他首先是冲着我笑。他笑得满脸皱纹，笑里包含的内容很复杂。首先是对我表示友好和感谢，还带一点歉意，他总是说：“唉，经常给你添麻烦，有半步奈何我也尽量不打电话，可是没办法。”其次，他的笑还有一点自嘲，在我面前，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辛苦和困顿，那笑仿佛是说，看看，没办法，只能是这样。自嘲之余，剩下的就全是苦笑了。
下午六点左右，我到体育场打篮球，有时也到表弟那里看看。他很忙碌，总是在我站定一阵以后，他才能发现。他照例朝我一笑，说，来一盘?我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只看他如何照管这五张桌子。他除过很利落地给人摆球以外，有人交钱，他就收起，有人离去，他也不去考究。我赞叹说，你这业务真是精通，捎带着就盘点清楚了。不料他说，他从来不管桌上打了几局，人家给多少就收多少，这样没有麻烦，少算两盘无妨，咱不伤本，倘若硬要，有时要钱要不上，很可能会要来两个耳光。但总体来说人们还是好的，都比较自觉。有时候，表弟也操杆和人对打，但他球艺并不精湛，一次我看他和一个小学生对阵，那孩子脚蹬旱冰鞋，让人想起脚踏风火轮的哪吒，很是精干。表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几局都输了。表弟也心不在焉，反正不伤本。
去年，表弟受另一位亲戚鼓动，勇气倍增，到省城太原去闯荡。正好儿子小学毕业要上初中，也一并带着，他要让孩子去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到了太原一看，比县城更加艰难。活路不好找，孩子上学，人家要三万择校费。表弟辗转反侧一夜，最后决定，三万也要上。领着孩子到了学校，人家一番考试后，嫌成绩太差，莫说三万，六万也不要。表弟提上猪头找不到庙门，没办法，只得返回来。折腾期间，县城初中早已招生完毕，开课两周了。表弟大慌，赶紧给我打电话，同时又找到我母亲，把事情说得很严重。我母亲也慌了，一天给我两个电话，说赶紧给联系一个学校，本来就学得不好，再耽误几天，可就彻底跟不上了。其实我明白，原本也彻底跟不上，迟早一样。但还是在当天给联系了一个学校，让孩子第二天上了初中。
前两天，在体育场看见表弟，满脸晒得快如同非洲黑人。我问干什么去了晒成这样?他脸上抹一把，笑呵呵说，哪里也没去，就在这台球案子上，城里甚也不一样，阳婆也特别晒人。
夏夜十二点以后，一天的喧嚣终于散去，街道宽阔空旷。表弟躬着身子，一手把一条布袋揪在背上，里面装着那几十颗台球，另一手抱着那一捆台球杆子，缓缓走在路灯之下。一天的工作结束，表弟收工回家了。
赖子
一入腊月，赖子接二连三打电话，说要到县城里来，请我喝一顿烧酒。我推说事情多，顾不上，但他不依不饶，在电话中大呼小叫地说：“兄弟你给我办了大事，我不能滴水无情，吃好吃歹，凉水煮成一碗滚水，也是兄弟我的一片心意!”赖子把请我喝烧酒当成了他年前的一件大事，这一片心意如不及时送出，憋在他肚里也是一个负担，于是在他第四次打电话的时候，我答应了。
赖子所说的“大事”，是我帮他申办了低保，每月能领到82元钱。当然，这低保不是“走后门”弄的，是因为赖子实实在在具备低保条件。
赖子比我长两岁，是我儿时的玩伴。赖子小的时候，父母离异，他跟随父亲和爷爷奶奶长大。赖子大名叫福喜，但只在小学作业本上写过几年，知道的人少，全村人都叫他赖子。父母离异加上自身懦弱，赖子没有娶上媳妇，也没有建起新房，一直住在祖传下来的那两眼石窑中，日子过得不顺畅。久而久之，赖子自己对“福”“喜”也失掉了信心，他旧身份证的名字是福喜，户口簿上是赖子，换领第二代身份证的时候，人家要求二者统一，让他自己选，他干脆扔掉了“福喜”，留下了“赖子”。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糖尿病是生活好，肥甘厚味吃出来的，但赖子穷得丁当响，却偏偏穷汉得了富贵病。原本就打不起精神，听了医生说糖尿病不能劳累之后，赖子越发泄气，更加懒散起来。
2010年秋季的一天，赖子来找我，让我和镇上的人说一说，给他吃上一份低保。在我们这里，“吃”字用得比较乱，举凡是从公家处领钱，几乎都用“吃”字，“吃低保”，“吃财政”，“吃养老”，“吃救济”，等等。赖子举着一叠化验单对我说，哎呀呀，好几个加号了，不能动弹了，兄弟给帮一把，咱村很多比我强的人也都吃上低保了。
儿时玩伴遇到困难，帮忙自然是应该的，但也不能乱帮，几天以后，我回桥头村，到赖子的家里实地看了一回，结果比想象的还要糟糕许多。
赖子家所在的石头街，是我们儿时玩耍的地方。现在，原住居民都已迁往新居去了，只剩赖子和一些外来租房户住着，街道多年无人整修，破烂不堪。我和赖子进到他家那两孔相互贯通着的百年老窑洞中，从炕上到地下，所有摆设和四十年前我们玩耍时完全一样。靠窗口处，还是他爷爷奶奶坐过的那一盘老炕，当年她奶奶常和几个老太太盘腿坐在炕上，用一副破旧的“甬江”扑克争上游。而今，炕上的铺盖乱七八糟摊着，很多年没有拆洗了。紧靠西墙还是那一顶老躺柜，窑掌处还是那一堆杂物。窑洞好像四十年也没有粉刷过，黑得如同炭窑。眼前的场景，让人想起两句民歌“流烟炉子塌底锅，可怜哥哥没老婆”。男人没老婆就等于没有家，缺什么也不能缺老婆。赖子嘴说要给我弄一杯水，但自己没有，端着一个黑茶缸要去邻居家讨水，我连忙制止了他。
看过赖子的家，我决定和镇里联系，帮他申请低保。赖子反复叮嘱说，这事再就不找人了，就全靠兄弟你了。
此后，赖子每半月二十天就来一个电话，提醒我不要忘记。我不敢怠慢，和镇里说过以后，又和民政局的人打了招呼，双保险。终于到2011年1月，赖子领上了低保。
2011年腊月二十，赖子一早打电话，说他上午要来，让我等着。上午十点来钟，赖子来了，左手提一个白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块豆腐，是从桥头村买来的，塑料袋底部渗着浆水，染了一些煤屑。右手提一个黑塑料袋，里面装着十多斤玉米面。赖子特别说明，玉米是自己种的，绝对纯绿色。这一点我深信不疑，赖子种地，不但从来不上化肥，农家肥也懒得去上，春天扔几把种子到地里，夏天去粗刨大拉锄一遍，秋天收回来，简单得很。
早先赖子打电话的时候，我曾想，来了以后，我请他吃饭，顺便听他说说这些年的经历，说说村上的事。但及至他来了，看过他那架势，一块吃饭的欲望全然没有了。我说豆腐和绿色玉米面收下，兄弟你请我喝烧酒的情谊就算领受了，大腊月，你也回去准备过年吧。
少时读书，看到“半个世纪”一词，感觉很漫长，很遥远，遥远得让人不好想象。此刻，敲打这几个字的时候，儿时到赖子家玩耍，他奶奶盘腿坐在炕上唠唠叨叨的情景恍如昨日，甚至他家窑墙上贴了几年的《三英战吕布》的年画还记忆犹新，然屈指数来，这就快半个世纪了。
赖子长得不算魁梧，但也高高大大，模样周正，除过生性善良懦弱，再没有什么缺点。如果当年父母不离异，给他找一个媳妇，过日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龄人当中，有的本事还不如赖子，但也娶妻生子，成了一个家。人的命运很容易被一些偶然因素改变。
兄弟俩
我的远房大伯自幼贫寒，不识字，一辈子连自己的名字也没认住。半路学得石匠手艺，属于二把刀水平，只能做一些笨重的粗活。他娶妻已近四十岁，晚年得子，大喜过望，亲自给大儿子取名叫四四。二儿子出生以后，才返回来叫了双双，致使兄弟二人的名字略显错位。我这两个本家兄弟再无大名，户口身份证上也是高四四，高双双。
我们的祖坟建于同治四年(1865年)，连同我大伯在内，祖坟里已安息了五代人。五排坟头呈扇状排列在黄土坡上，如同一棵躺着的大树，最上面老祖宗那个坟头是总根。每年春节、清明、七月十五、冬至，我都要和四四、双双相跟着去上坟祭奠。去年，我们又往坟地修了一段路，绕坟地栽了一圈树。一座百年老坟，拉近了远房弟兄们的距离。
在我的印象中，两个兄弟很年轻，但屈指数来，他们也都不小了，四四49岁，双双45岁，四四已经当上了爷爷。
四四早年种地，抽空给人打短工，慢慢学成了半个泥水匠，最擅长做水窖。这些年，全县采煤毁了山泉，各村吃水无比艰难，家家户户都要在院子里做一个大水窖。四四做的水窖滴水不漏，渐渐小有名气，周围二三十里的人家都来请他。由水窖推而广之，凡是与渗水相关的活路他都能做，修房顶，做水池，一年下来能挣三四万，加上种地，日子还过得去。
四四身材高大壮实，说话不多，稳重得很。他上坟也是中规中矩，严格按程序进行。进坟地，他总是从最南面的坟门进入，然后来到东北角的土神爷牌楼前，先敬表，再上香。一大把香燃着，先给土神爷上三炷，然后从最上面老祖宗第一个坟头开始，一排一排往下敬，纹丝不乱。上完香再摆放供品，最后再烧化那一大堆纸钱、金条、元宝、白洋以及动辄上亿的天国银行冥币。我不知道四四从哪里学来的这一套规矩，反正多少年来，他从没有把这一套程序错乱过，而且每一个环节都虔诚仔细。我由此知道，四四做水窖因何能滴水不漏了。
双双就不一样了，他似乎对祭奠程序并不在意，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有时他会从口袋里掏出几支烟，揉碎与纸钱混在一起点燃，对空吆喝道：“老祖宗们，快来抽烟吧!”有时他会把我带去的酒取出来，吆喝道：“老祖宗们快来喝酒吧，好酒!”他祭酒也不是一个坟头一个坟头排着来，而是站在坟地当中，随意朝四面扬洒一番，点到为止。以他的理解，地下的先人们既然能喝酒，就一定也会游走，无需非要把酒洒到坟头上才行。祭酒完毕，瓶里还有一些，他就仰头倒一大口，徐徐咽下，然后长吸一口气，陶醉地说，啧啧，好酒啊!
无论见面还是打电话，四四一直叫我哥哥，而双双开口闭口都称我为“老大”，如同吆喝一个江湖人物。
双双从十几年前开始养三轮车，给人搬运石头、拉砖、送水，春天给自家地里送粪，秋天拉庄稼。虽然开了十几年三轮车，但他一直是“人无本子车无户”，一个证件也没有。最早几年，三轮车常常被运管所收费人员扣押，他随手就给我打电话：“老大，车又被扣住了，赶紧给谁谁打一个电话!”我在县政府时候，向来对农用车收费很有看法，所以只要有人来求助，不管是亲戚同学还是一般受苦人，我都毫不犹豫地打电话或者写纸条，要求运管所放车放行。运管所的人也都乖巧，从不得罪领导，马上就放。但用不了三天，他们往往又会扣住，让这车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两三回以后，被扣者也就不好意思再找人求救了，只能交钱了事。但双双不管这些，扣一回车就打一回电话，我也不厌其烦，以运管所之道还治运管所，直至收费的人反过来不好意思再扣车方罢休。
有一天，双双到我办公室来了，笑嘻嘻说：“老大，这成天打电话也太麻烦，你给我写一个条子吧!”我说写什么条子?他说写上让运管所不要扣车。我说纸条就像一根鸡毛，不管用的。他笑嘻嘻说，你只管写，我自有办法。我于是就给写了一个字条，大意是让征管人员给予关照。他接过字条仔细看过，小心装入口袋回去了。以后果然好长时间再没有来电话。估计他是软泡硬磨，硬是把鸡毛做成了令箭。
上坟路上，我对双双说，经常让人家扣车也不是一回事，你去办理一些证件才对。他却满不在乎地说，证件就是一片纸，如果要罚款，根本不在证件上。我们受苦人的证件，你们县政府的文件，都是些虚东西，不管用。我一时无言以对。停一下，他似乎还没说过瘾，突然又回过头来，笑嘻嘻大声说：“我可不去办什么证件，你就是我的证件!”这一句把旁边的四四也逗笑了，我也笑起来，说，你简直是一个无赖。
和四四双双在一起，我总免不了问村里的一些事情，四四会把亲眼所见毫不走样的说出来，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一定要加上，听谁谁说，事情如何如何。而双双这个时候就会插话，要把事情的原委分析一番，还要大胆推断以后结果将如何，其间谁谁起了什么作用，有些说的还不算离谱，有些则不着边际。
县里新调整了班子，四四问：“听人家说，新来的书记县长可威了，是不是?”未等我回答，双双就说：“当然威了，谁当上谁威，给我当上也可威了。”我笑说：“给你当上肯定威了，只怕能威过头。”他俩都笑起来。
双双开三轮车，一年下来也挣三万多，但所受的苦比四四要重。小小三轮车能拉四五吨，超过当年一辆解放牌卡车的载重。除过路上摇摇晃晃，装卸车还特别费力。今年夏天，一群三轮车司机比着干，每天往十五里以外的地方拉五趟砖，每车1400块。7000块砖装一遍再卸一遍，双双累得一天吃三回去痛片，一个月挣了一万多。
我们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1500人，而今翻了一番，有正式户口，参加煤矿分红的已是3000多人。人口虽多，但如四四这样安分守己，踏实做事的人，确乎不多了，多数都和双双一样，能吃苦，有一点小狡黠。然而不管是哪一类人，日子过得都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