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天生今年70岁，在右玉城开了一个修理水泵、电动机的铺子，右玉北边人争趋之焉，专其利一世矣。
他曾是右玉中学高二班的高材生，1959年秋入学，1962年毕业。家庭成分贫农，父亲薛常孩一生务农当长工，母亲赵云香，满族人，吃过香的喝过辣的，此时也不过是寻常社员，家庭妇女。
1958年大跃进，报纸上放卫星，说一亩地打12000斤粮食。初十班班主任给全班读报，然后让大家讨论。薛天生说：“净瞎说，不可能!”班主任批评他表现不好，思想消极。
1959年，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薛天生家是农户，每人每天仅有二两半粗粮，顿顿喝稀的，同学们连体育课都不能上，老师们讲课提不起精神。人们吃榆树皮、灰菜，薛天生的同学蔡金祥的父亲在一天夜里饿死了。
高一班的张贵中，家庭市民，也饿得够呛。有一天张贵中、薛天生，还有高三班的张永江，高一班的张玉，四个臭味相投的人凑到一块，说起饿肚，四个人的嘴没个把门的，瞎嚼开了。
不知是谁说了句，咱们成立狗个“均产党”哇，把土地平均分给大家，不就吃饱了。张贵中说：“对，我们就闹它个党纲、党章，我当书记，天生当部长。”但是党纲、党章怎么闹，由谁来闹，还没眼眼。他们四人虽然是高中生，但张贵中是个赖学生，其他人偏重数理化，语文均稀松平常，党纲、党章是个啥，见也没见过，根本就弄不来。何况也仅仅是过过嘴瘾，说说也就算了。
第二天，薛天生在街上遇见他初中的好友傅恒山，傅没上高中，在街上晃悠。薛天生对他说：“我们成立了个组织，你参加不?”傅恒山还没闹清是做啥，就连连说：“行.，行，耍时候一定叫上我!”
薛天生高中毕业后，在下柳沟教了一个月小学，接着又到上堡小学当了一年教师。他把这事早忘光了，岂不知一场巨大的灾难已经降临到他们和很多人头上。
1963年9月23日，放了暑假，薛天生正在家睡觉，冲门进来两个人，是公安局的谭某和李某，给他戴上手铐，说声“走”，就把他押进公安局。
当天夜里，预审股股长谭某就对他和张贵中分别进行了审讯，一直审到半夜，有三四个钟头。半个月后，正式下了逮捕证。
审问的重点集中在党纲、党章上，他们承认说过。紧接着让写出来，他们说没有。但此时说没是不行的，为了弄出党纲、党章，公安局下了很大力气。你说没有，一声断喝“老实交待”，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再不行，不让吃饭、睡觉。
他们只能拿出党纲和党章，薛天生平时作文就臭，这时不得不硬着头皮编“无影传”。写好后，交上去，说不行，怎么啦?两人写的不一样。咋办?把他们弄到一起协商。张贵中对薛天生说：“我说你写!”捏务了半天，终于写出来了，连党纲带党章总共不足半张纸。
案件在半年后到了检察院，这中间他们在看守所一共蹲了13个月。1964年8月案件正式判决，罪名是“反革命集团”，因为发现早，未造成大的危害性，判处张贵中有期徒刑五年，薛天生有期徒刑四年。
此案如果说到此就结束了，也没什么。关键是它还牵连了好多亲戚、朋友与同学。比如薛天生的哥哥薛恩渊，山西大学英语系毕业，兄弟俩平日难免有个书信来往，至于查出了什么，我不清楚。反正是他因此也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十年，妻子离婚，留下一个男孩叫毛毛。因为这样的家庭，毛毛从小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改革开放后因拦路抢劫，又被判了重刑。
那些与他们一起读书的同学，来往过的朋友，甚至说过话，在一起玩耍的人，都受到了审查和处理，凡能牵扯者，升学、就业、当兵都不许。
判刑后，张贵中和薛天生被送到怀仁下寨劳改农场改造，学习修配。三年里，薛天生学会了修理链轨车、柴油机、水泵、电动机。
1966年薛天生刑满释放，出狱后在怀仁住了一晚，第二天步行回家。在监狱，他因为看《古文观止》，里面有篇文章叫《卧薪尝胆》，监狱管理人员说他想变天，要给他加刑。他据理力争，刑虽然未加，但为此又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帽子。
他回来后，给大队开柴油机，浇地、脱粒。分粮，别人一年是360斤，他是200斤。每天“六出勤”，社员是“三出勤”，他是早饭前出一回，午饭晚饭后再出两回。
那年，有人在黑流堡挖出一个日本人留下的摩托大架，薛天生给它安上柴油机、轱辘，设置了转向、速度等装置，做出一台碾场机，带上两颗碌碡，跑得快，碾得净。公安局来人，给他摘掉了帽子。
好景不长，第二年春耕抓粪，下了场雨，粪堆黏得不行，他挥锹把粪堆上面的一层豁.开，公社书记说这是搞破坏，当天夜里，五个大队轮流批斗，给他总结了十条罪状，又给他戴上“反革命”的帽子。
十条罪状主要第一条是“破坏农业学大寨”;还有“殴打队长，凶恶至极”;“散布反对言论”等等。
有回深挖地，他累了，坐下来歇息。队长刘生大跑到他跟前喊：“反革命不能坐!”他不听，刘生大举锹就劈，他一头把刘生大撞了个“蛋迎天”，刘生大刚爬起来，他又一头撞过去。
刘生大被撞后，气不过，指着薛天生说：“我要把你彻底打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薛天生说：“不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社会不可能永远这样，想斗谁就斗谁，我也不可能一辈子不如你。”这话被定为“污蔑社会主义长不了”，罪行严重得很。
公社安排第二天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小队长朱宽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对他说：“你请假吧，说马上就回来，然后跑球了算了。”他赶紧去找刘生大请假，说：“十七沟我三大病得快死呀，我得去见他最后一面。”刘生大还不知道开会，就说：“去吧，快去快回。”
薛天生带上修理工具，到右玉东山沟的中窑子、杨于后窑、大王庙、程家窑，给这几个大队修柴油机。
第二天批斗大会开始了，许多人被五花大绑，脖子上用细米丝挂着牌子，等候民兵把他们架上舞台。主持会议的人大喊一声：“把反革命分子薛天生拉上来!”支书和民兵们找了半天，结果发现他根本就不在。法院院长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我们继续开会!”
“文革”开始后，李达窑中学又“发现”了“继均党”，成员都是教师。“继均党”就是继承“均产党”之意。
教师中有几个是薛天生初中的同学，公安局来人找他，问：“你和李达窑的同学们谁惯熟?”薛天生说：“孙明!”
孙明是个疯子，神经得啥也不知道。公安局的人就说：“哈哈，你看这家伙狡猾不狡猾!”
“继均党”事件使李达窑中学的许多教师陷入灭顶之灾，教师杨占林被无休止的批斗弄成神经病，把两支筷子插进鼻孔朝墙上撞。
“均产党”主犯张贵中刑满释放后下放鸡家沟，批斗时被打断腿，半个身子不能动，后患精神病，生火时点着了身上的衣服，烧死了。
“均产党”的出台是右玉县“文革”当中耳熟能详的大事件，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非常年代大人对孩子的一场算计。学生们的行为对不对，不对;有问题没有，有。但论其实质，不过是年幼无知，不懂轻重而已。
凄风苦雨中，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1979年，薛天生已经38岁了，他所从事的修理行业也进入了真正的春天。几年来，他奔走口里口外，凭手艺挣下不少钱。也就是这年，城里25岁的姑娘杨林林嫁给了他，添人添丁，日子从此越过越红旺。
青春多么美好，生命多么短暂!
薛天生还是那样，好开玩笑，“好瞎球说”，虽然70岁了，但望之似50如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