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候，读金庸小说，最喜欢的人物自然是郭靖。这是一个完美的大侠，堂堂正正，大义凛然，找不到一点缺点，缺点也许就是“太老实”。金庸写郭靖，是按照孟子所谓“大丈夫”“君子”的模式来写的，长大以后，却越来越不喜欢郭靖，觉得虚假的成分太多，只可仰视而不可亲近，关键是少了几分“人气”。王国维曾阐释过“可爱”与“可信”之间的矛盾，借用到郭大侠身上，则是：完美的人不可爱。
小时候，最不喜欢的便是杨过，他的奇思异想、狂放骄纵，他对伦理规范的轻蔑，以及他的独臂形象，都是一个善良的孩子所不愿接受的，长大了，却越来越喜欢杨过，喜欢他空空的长袖。我逐渐悟出金庸为什么要让杨过失去一只胳膊，因为只有失去胳膊的杨过才有可能炼成绝代神功，残废反倒使他生气勃勃，光彩照人。金庸写杨过，是按照庄子寓言的写法来写的。
一部《庄子》里，游荡着百十个畸人的身影，说《庄子》是一册“残废人大全”并不夸张。如《人间世》里的“支离疏者”，身体畸形，“颐隐于脐，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算是一个超级驼背了。他正是凭着身体的残缺免除了兵役，终其天年。在险恶的人间世，残缺成了天赋的美德。《养生主》里的右师只有一条腿，公文轩惊曰：“是何人也，恶乎足也?天与?其人与?”右师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好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大宗师》里身体弯曲的子舆，《达生》里的佝偻女人，《德充符》里断足的王骀和申叔嘉，被砍掉脚趾的叔山无趾和跛脚、伛背、无唇的游说者……庄子仅仅是一个审丑大师么?
庄子其实想说的是：神比形重要。躯体残缺的人游离于正统的价值体系之外，虚无恬静，顺应自然，逍遥于天地之间，获得心智的健全。躯体残缺的人深味自身的有限性，敬畏生命，滤净心灵，超然于利禄功名，获得精神的自由。因此，残缺是真正的全、真正的美。
写武侠的高手，一般都把绝世高手的桂冠捧给躯体残缺者。《书剑恩仇录》中的无尖道长，乃是使剑的第一高手，也是独臂的老头;《天涯·明月·刀》中的傅红雪是个患羊癫狂的病人……武功可以看成是人体能量最大限度的发挥，而最高的武功往往蕴藏在残缺的躯体里，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金庸、古龙都是庄子的知音，是一粒沙里见天堂的智者。
有一则关于东坡的轶事，说东坡的老友刘贡父晚年得恶疾，须眉堕落，鼻梁断坏。一日两人饮酒，东坡戏之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刘贡父不以为忤，相对大笑。我既为东坡的幽默喝彩，也为刘贡父的旷达喝彩。他们窥破了“臭皮囊”的本质，直抵灵魂的自足与自适。这种幽默仅有智慧是无法孕育的。在最悲惨的时刻，作拈花一笑，境界之高，令吾辈仰望。我认识一个正在谈恋爱的少年，因为脸上长了颗青春痘，怕有碍观瞻，影响在女友眼里的形象，整天忧心忡忡，在镜子前晃来晃去的。殊不知，“情人眼里出西施”，真正的爱，会把缺点也看作优点的，为镜中之像所囿的人，生命是苍白的。
陈寅恪一九四五年失明，一九六二年膑足，大难降临后，得以窥破黄龙三关。所谓“左丘失明、孙子膑足，日暮西山”之语，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悲观忧愤，实质上是“形”的解体后“神”的升华，即使是西山之日，也有无限余晖!“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无可奈何的背后，是铮铮的铁骨，此生的道路是不会回头的了!陈寅恪的好友吴宓，一九六九年在一场批斗中左腿被扭折，从此只能倚杖艰难地行立，双目又因白内障一度全盲，目盲膑足与陈寅恪相似。但就在惨死前，他仍高呼：“我是吴宓教授!”不亚于陈寅恪之“四海无人对夕阳”。残缺之美，何等悲壮、美丽!相比之下，那些苟全躯体于乱世之人反倒是丑的了!
在卑琐的当代文坛，史铁生是境界最高者之一，他如老僧入定，却又热眼观世，名利场的龙争虎斗离他很远很远。黄庭坚曾写诗赠一剃头师傅，最精彩的一联是：“养性霜刀在，阅人清镜中。”这一联可赠予史铁生，他用文字所剃除的，乃是人间的恶行与谎言。
我想，史铁生那接近澄明之境的文字，一定与他残疾的身体有关。他的身体跟正常人不一样，他的身体对世界的感受也跟正常人不一样。罗兰·巴特把人的身体看作特殊的符号和修辞学，他认为“自我”的存在由躯体来保证。如果说“自我”概念的形成包括了一系列语言秩序内部的复杂定位，那么躯体将成为“自我”涵义中最为明确的部分。这一部分残缺了，人的体验也就陌生了。
于是，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遇到了“惑”——惑即距离，空间的开拓，时间的迁延，肉身的奔走，心灵的寻觅，写作因此遥遥无期，《命若琴弦》中，瞎眼艺人的把琴弦指认为光明。弹断了一千根琴弦，就找到了医好眼睛的药方，这种说法把目的手段化了。小说的结尾和开头是一模一样的，在陈凯歌的电镜《边走边唱》中，画面更为动人：莽莽苍苍的群山之中走着两个瞎子，一老一少，一前一后，两顶发了黑的草帽起伏躜动，匆匆忙忙，像是随着一条不安静的河水在漂流。无所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无所谓谁是谁……身体的残缺是无法改变的，但对残缺的态度却可以改变。正如史铁生所说：“残疾无非是一种局限。我想走不能走，那么健全的人呢，他们想飞但不能飞——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健全人也有局限，这些局限也送给他们困苦和磨难。”相对于史铁生而言，当代作家群中不乏潘安、西施类的美男女，更不乏精力过人、行如风、坐如钟的超健康者，但健美的形体却成了他们存在之累——他们整天想着如何给躯干穿上万贯皮裘，如何让肠胃享受龙虾鱼翅，如何使面容在电视里出尽风头，如何把名字挤上报纸的头版头条。他们一天比一天丑陋。我相信，绝大多数当代作家都不能问心无愧地面对史铁生——如果说他们还有一丝羞愧之心的话。
正如光明的定义只有在黑夜中活了一辈子的海伦才能给出，她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让我们所熟悉的光明黯然失色;美的定义也只有在史铁生的文字里找到，这里没有烟火色、没有暴戾心、没有铜臭味、没有血腥气的文字，如冬日的阳光春日的雨。写作之于史铁生，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一种光荣，也不仅仅是一种信仰，而与残缺一样，是一种命运。
老子说：“大成若缺”。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这四个字的注释。
谁是白痴
读《山海经》，也许是巧合，随便一翻便是那则“夸父逐日”的故事。整则记载只有三十五个字：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华夏族不像古希腊人和玛雅人，对太阳有绝对的崇拜，但“夸父逐日”隐隐约约地显示了华夏先民与太阳之间神秘的联系。在那灼人的阳光之下，夸父古铜色的脸庞上汗珠闪闪。我想像不出夸父巨人的身躯是什么模样——能将河、渭之水饮尽，气魄之大，恐龙与之相比，大概只是蝼蚁吧。但我想象得出夸父的心灵：单纯、热烈、固执。在古代是一颗英雄的心，在今天则会被看作白痴的心。
谁是白痴呢?我想，夸父临死时候的弃杖之举，表明他依旧深爱此生。一片邓林，与他无涉，为的只是给后人遮荫。在他接受失败的时刻，成功从遥远的地方赶来安慰他。雅斯贝尔斯说过：“在原始的想像里，悲剧和悲剧解脱是绾系在一起的。悲剧蕴含着一个潜在的哲学，因为它们给本来毫无意义的毁灭赋予了意味。”夸父的毁灭是对作为目的的理想的否定和对作为过程的理想的肯定，“日”已然是一个被悬置的空洞的概念，而生命的本质结晶在动词“追”的上面。
夸父以纯粹的白痴的举动，揭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奥秘。
平原上，行走着一主一仆，一马一骡。瘦骑士和瘦马在阳光的斜照中十分惹眼。
远外矗立着几十架推转石磨的高大风车，堂·吉诃德兴奋地说：“运道的安排太好了。你看，那边出现了三十多个大得出奇的巨人，我要把他们一一杀死。”
桑丘说：“您看清楚了，那是风车，上面胳膊似的东西是风车的翅膀。”
这时，风刮动了风车的翅翼，堂·吉诃德的战斗激情高涨。他用盾牌遮住前胸，托稳长枪，踢着驽辛难得，奔向第一架风车。他还大喊大叫为自己壮胆：“不要跑!我要跟你们一决高下!你们面对的只是个单枪匹马的无畏骑士!”
他一枪刺出，正好刺中风车的翅膀，那翅膀在风车中转得更猛，立刻把枪杆撅断了，一股巨大的劲道把他连人带马扫了出去，翻腾踢滚，狼狈不堪。
我倾向于把堂·吉诃德冲向风车的举动当作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人类意识到，想像的世界比现实的世界更加真实。而白痴，以骑士的身份战斗，战场却被魔法师装进了宝葫芦。这次战斗的重要性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校园里的塞万提斯像前，我苦苦冥想：这位真正的战斗者为什么要精心描述这一幕?为什么要选择风车作为堂·吉诃德的敌人?塞翁在饱受海盗折磨的时刻，大概就已经发现了近代世界所包孕的荒谬性：他为国王而战与堂吉·诃德为并不存在的“原则”而战，并无本质上的区别。真理是钢丝，是让人踩的，你不踩它，它高高地横亘在那里，朝你冷笑。
堂·吉诃德是第一个受不了冷笑的人。他便成了白痴。悬崖上的钢丝绷紧了。而风车不动声色地转着，带着半截堂·吉诃德的长枪。
谁去拔下那半截长枪?
于是，阴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了《白痴》。
当卑鄙的加尼亚挥拳朝妹妹死命打去的时候，梅什金公爵站在他和他妹妹中间，浑身颤抖着。
“你是要永远挡住我的路吧!”加尼亚咆哮着把妹妹的手甩开，接着就用那只腾出来的手，极其疯狂地狠狠一抡，打了公爵一个耳光。
喊声四起。公爵面色苍白。他用奇怪的责备目光瞪了加尼亚一眼;他的嘴唇哆嗦着。竭力想说点什么;他奇怪地，完全不合时宜地微笑了一下，把嘴唇都扭歪了。
“来吧，我随你打……反正我不能让她……挨打……”末了他轻声说道;但是他忽然忍不住了。就撇开加尼亚，双手捂面，向屋角走去，面对墙壁断断续续地说：“啊，您会为这种举动羞愧得无地自容的!”
这一瞬间，女主人公菲利波夫娜意识到：“我的确曾在哪儿看见过他的脸!”
是的，这是一张曾在十字架上呻吟的脸。这张脸受到凶猛的殴打，显得浮肿，带着可怕的、血污的伤痕。这是上帝的儿子的脸。
这幕百字场景，意义足以涵盖庞大的《战争与和平》。梅什金以他的温顺，拔下了堂·吉诃德留下的半截长枪——而这正是拿破仑梦寐以求却无法实现的事情。梅什金是否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生活呢?用凌辱、恐惧、喜悦、吉利、绝望、美、未来、丑、奴役、自由这些“没有重量的东西”?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路堵死了：世上的一切都在开始，没有什么东西在结束。夸父是悲剧的主人公，堂·吉诃德是喜剧的主人公，而梅什金则是正剧的主人公。白痴成为正剧的主人公，正剧便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所有人都被关进绝望的地下室。
白痴什么也没有给我们带来。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把他们指认为白痴。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火，被用来焚书;安徒生童话里的夜莺，在皇帝的烤箱里;大观园倾覆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一页一页地读佛经，“如是我闻”四个字模糊成了“你是白痴”。
谁是白痴呢?最聪明的人还是最愚蠢的人?在布尔加科夫的杰作《大师和玛格丽特》中，大师被囚禁在疯人院里——谁离真理最近，谁就是白痴，太阳灼伤纤弱的眸子。就好像斑马线一样，亮着红灯硬要走，必然丧生车轮下。二十世纪是一个对待白痴比任何时代都要残酷的世纪，我不仅仅指希特勒的焚尸炉，也指斑马线和红绿灯——要是夸父走来，堂·吉诃德走来，梅什金走来，他们怎么办呢?
田野里有一粒麦子，它不发芽。这才是真正的麦子，真正的白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