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如此破碎而迷人的世代境况之中，每一个真正的诗人都会以特有的语言与自己的时代和内心真实相遇。不是谁都会与语言深深结缘，正如不是谁都会以神启的天目打量并穿刺这个世界。因为承载、代表着人类创化功能之一的语言既在不断地拣选、宠幸或嘉誉着诗人，也在不断地拷问、离间甚至瓦解着诗人。在与时代、与自我反复的交锋或摩擦中，在对自然、对历史深情的凝视和洞察中，诗人获得了一种介入现实的精神力量和觊觎时间之外的心灵远景，诗人的词也因之获得重量。诗人此生安所从来?就是与他自己想象中的语言在内心的狭窄天路意外萍水相逢，或红眼遭遇——这应是诗人自我期许的宿愿，也当是诗人难违而不辞的天命。
从1980年代开始，非默就是这样带着语言的重负进入诗歌创作的。那是他的早期诗歌写作，是他诗创作的第一个阶段——以1989年底出版的诗集《隐蔽的手》为标志。该诗集辑录了诗人30岁前后创作的大部分重要诗作。该诗集分为“隐蔽的手”、“秋水”、“你的黑暗你的光亮”三辑，其中大部分作品都是非默在青春期初试探索的、作为一个很有语言抱负的青年诗人的无题或有题短歌。他写着孤独和沉默，写着痛苦、秋风、墙、广场，写着月光、候鸟、太阳、少女、黑鹫、蝴蝶、写着荷马、先知、火焰、陶罐，写着石头、废墟、语词和死亡的虚构，也写着反叛和受挫的信仰。在那激情满怀的1980年代，诗人非默的写作思想和语言技艺基本上还处在初熟期。
随后，诗人的写作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开始进入长达17年的沉潜反思时期——这是诗人苦度劫波、历经现实生态与内心语法的双重转型之后真正成熟起来的重要时期，其优异之作就在这一时期悄然孕育、诞生。2006年5月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非默诗歌集·天命》正是诗人无悔的青春祭，也是诗人给自己的郁郁中年和那个狂暴与匮乏时代一个适时、谦恭而厚重的祭礼。
可以这样说，正是以1989年底出版的第一本诗集《隐蔽的手》为转折，非默就开始被一种新的语言，被他自己孤旷而幽苦的美学和时代的狂暴暗暗地反铐上了。在他的精神场域，一边是宁静的艺术，一边是喧嚣的语境，而作为个人日常生活的肉体，却是贫困而尴尬的现实。他是诚心自主地深潜于他贫瘠的存身之地和丰富的语言岩层中了。他对汉语魅力的探索，他对优雅诗艺的开掘与综合，他对政治威权及物质主义的警醒与反叛，他对自然之美的尊崇与向往，他对异域文明的深情抚摸，都使他的诗歌呈现出孤绝而卓异的风貌。
非默诗写的第三个阶段是继他自行“穿越”激荡的“天命”之后，再次深潜于古希腊、古罗马的“王事”叙写时期。在这一时期，诗人集自己非凡的才华、智慧、耐力于一身，似乎是背负了某种强大的使命，竞默默构造出了借寓异域文明以讽喻现世、超越时间、而气魄气势与骨血结构均恢宏广远、繁复交错的新史诗——《王事诗》(2010年12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王事诗》的写作历时3年，诗人“为了理解这里和现在”而广披西方典籍，独自穿越历史的废墟和人魔的炼狱，将俯察众生的目力聚焦、辐射于在战事征伐与权力角斗中早已逝去的诸多亡灵身上，从而获得了“时间的点化”——使之再次复活，并成为人类命运或所有时代荒诞、暴虐而无望的象征。
《尚书·尧典》有言“诗言志”;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但诗无论怎么写，都是藉着加魅的词语贯通经验和想象，以便把存在与事物的所有域打开，同时还要使人惊喜或颤栗。非默的诗是经验之诗，语言之诗，更是生命之诗，他的诗写志存高远，.直面生存。在他的看似平常、实则精心布置的语言结构中，那种进入事物又制衡心灵的专注和诚实有着高于技艺的感染力量。他的捕获了现实和心像的冷冷之诗将哀与痛、灵与肉、火与剑、词与血，将命运的忧思与人类的挽歌若断若续地勾连、融汇在一起。在《非默诗歌集·天命》中有一首可视其为代表作之一的《指控》，就曲尽了诗人作为一个承受语言天命的“我”及当代“不愿说话”的“我们”与时代、国家之间的极其紧张、复杂的关系：
“我承认，真实的诘问永远难以忍受
这是上帝的酷刑，当你保持沉默
又不想被沉默最后淹没，或逼疯……”
“……我们必须咽下
帝国的落日，像咽下生涩的草莓
最初的钝器是从什么方位楔入一个国家的头脑
瓶胆破碎，青铜的线条仍有稳定的均衡
我轻轻吐出暴君的名字，像吐出一句咒语
像吐出你的名字，像吐出我的名字……”
非默有时可能不太专事于诗化言说的形式实验，但他在警句似的、或整饬的语流句法中，不时地以反向坚硬的形象与意象，暗暗掀动着现代汉诗仍板滞淤积的古典结构，也因此给他的诗歌增添了沉稳而自由排闼的宏阔气象。他的语言不是发生在潜意识、超现实及前文化的灰度能指的幽暗地带，他的想象力也没有滞留、徘徊或滑翔在后语言的氤氲、裂变、激活的君临状态，而是以智识者的目光，以理性的共时态的逻辑思维方式带动宽厚而机锋频现的现代感性或情感，时有意象与陈述，意境与判断相互缠绕、推进或攀援，在多维时空与神思对立的直呈、叠加与螺旋中，突人思想的旷野与黑暗的深渊，又匀速地将理性的追问、拆解与重筑的力量带向存在或时间的视界。阅读我从未谋面的诗人这一部深潜于末代盛世的“锥心之作”《非默诗歌集·天命》，我的意识与心灵强烈地被一种对峙、颠覆的内驱力所催迫、所牵引。我明了他的自我已然隐身在“我们”之中或之后，并时常朝向隐在的、对垒于“我们”的“他们”说话、指陈、甚或宣谕。他纠结于人类精神与灵魂失路张惶的可悲’处境，在赤裸“戴罪”的思考与究诘盘查中，发出激越而冷彻的人性与神性彼此纠缠、互否的严正之声。但我们也看到诗人一直是站在父亲的肖像下面，瞻望着失败的现状与两岸贯穿古今的绮丽风景，并提请我们“落空”的生命依然要在这些“坏知识”、“低级的神”、“变节者”或“大度的伪善者”之间挣扎求生，继续无畏地讨生活。
非默第二阶段的“天命”时期的写作时间跨度实际上是15年，收录的诗歌包括代序诗《集句》总共108首。这也就是诗人在经历了1989年的现实与精神风暴之后，给我们的时代敬呈的具有界碑性的珍贵礼物。
充满隐痛的历史叙事与辗转难安的现代抒情构成了非默90年代以后《天命》时期”的两种交错存在的写作内容或基本向度。其历史叙事指向两个定向的时间空间场域。一个是中国当代史话至今仍强隐不察的1989年的锥心时段，一个是古罗马时期绵延在地中海域内外那英魔消长更迭的铁血代际。诗人非默对这两个发生在不同历史时空的人类史实的目击体验与典籍钩沉，结合诗性与知性两相融汇的精神楔人与现代性观照，创作出了两个重要的诗歌文本，如我在前面简括的文字中介绍过的——他在极富思想烈度与语言张力的冷抒情与间离的叙事中，沉淀出了《非默诗歌集·天命》——继而在沉潜日深、详察史实、有如盲荷马反讽般的全景透视中，写下了关于异邦、异域文化的新史诗《王事诗》，再次深入历史、人性与制度的黑夜，作为一部叙事史诗，将史家的春秋笔法发挥到极致。非默在《王事诗》的后跋中说“罗马即长安”，他是在异域历史的追索解析中寻找自明的隐喻。他做到了这一点，这样的工作应是非常艰难的，一种清明而苦恼的诗学把语言和当下的重负引入了诗人内一历历险的暗道。诗人和我们一样，至今还在历史和现实的迷宫中迂回，依然没有找到通往澄明的道路。我认为，作为集体的人类和个体的人，其黑暗性、神圣性、复杂性和难解性远非我们现有的逻辑语言能够索解，无论是拆卸、还是拼装复现在时间和空间的无穷变量中不断化合、甚至风干的历史零部件，都是需要特异的心力和智慧的，而人性和人类历史诸相的解码密钥也许还需要人神未来之力的共同打造。
纵览非默不同时期的诗歌文本，我可以初步揣测其诗写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他在语言技艺和形而上价值或终极关怀的向度上取法于西方语言大师如叶芝、T.S艾略特、米沃什、布罗茨基、惠特曼、荷尔德林、但丁、荷马等精神诸脉;在本土思想气质和现世品质上继承了屈原、杜甫、李贽、鲁迅等伟大传统。也就是说，非默诗歌写作的主要精神来源或思想资源是本土的专制文化现实和欧洲的历史哲学诗学传统，特别是基督赎救伦理，非默在这两个精神向度之间自由吐纳，从容游走，不被现代实验性语言的花哨技艺所牵绊，其文化血质和语言伦理在现代诗学上已经达到了颇有深度的融合。而且，他通过对人类精神病理学的当代意识和语言学意义上的前沿诗写，他的诸多文本在获得艺术容量的同时，也保持了一些艺术冲量。另外，非默在中国当代主流文化与精英亚文化暗暗剧烈冲撞的复杂语境下，其舒卷张扬的现代自由精神也是骨质的、丰沛的、一以贯之的。因此，非默的诗写是当代无遮的现实主义和有限的现代主义的一次令人侧目或瞩目的汇流。
最后我想说，诗人非默沉潜而有效的诗写，对我们当代汉诗的前沿性写作应该是充满启示的。在中国当代学界或诗界，我感到、我认为从新文化运动肇始至今，我们仍未真正明确与确立、更谈不上真正铸造与构建一种正派正典的诗学方向和绝对自由的、建基于人本与神本的跨代际的精神大范式。中国从古至今，特别是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及“文革”、今天派、非非主义以来，虽然沉淀了很多宝贵的新文化、新文学资源，但是时有断流、断裂，且现在流贯于市面上的仍多是一些奇货实则馊腐、无调而自作高深的才子、小男子、小女子、败家子和浪荡子似的为人做派和话语诗风。这是很让人悲哀和不安的。但也有一些很让人振奋的写作趋向和正趋近伟大的写作者。可是，这些真正的思想者或诗者还是太少，这个时代还无法真心接纳他们，或广布他们的声音。因此，我的大的看法是，中国的现实和文化诸相是不太健康的，中国的当代文学也是不自由的、不纯粹的。也可以这样说，我们中国核心的、整体的思想文化目前还是一个尚未充分着色刻文即已破碎的神器，亟需我们尽全力重新铸造。也许，作为大地根性和神性的承载者和守护者的中国诗者、思想者、真正的知识分子，还有无数执守着或希冀着普世价值的现代公民，在当下最紧要的事务是恢复我们民族的良知，在此意义上，良知是第一性的，语言是第二性的。而要真正锻造我们中国的良心，要真正酿造一种能自然深入广大民众和知识精英的人格内心深处的赎救的自由精神或能够与“俄罗斯精神”、“法兰西精神”或“美国精神”无愧对举的“中国精神”——我们应该还有很漫长、很艰难的路要走!
英国诗人、文艺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曾经说过——“诗歌拯救世界”。这是可能的吗?我的第一个回答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尘世和普遍的人心是如此的麻木与窳败，这个“各各他”世界目前还没有任何被拯救的真实迹象。但是，我的“另一个我”的另一个回答是——“这是可能的，而且必须!”正如一个早逝的中国诗者所说“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我想，无论这个世界或我们自己最终能否被拯救，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若要有效地回应自己和世界，还是要有一种乌托邦的勇气的，不仅仅是要有一种挑战语言的勇气，还要有一种逆风践行的勇气。而当代中国在那数字化网络屏蔽、虚构的乱棋中，在那日常性的、让人惊愕的主体性精神普遍溃败以鸟兽散的现实迷局与危局中，也只有叛逆的诗人、思者、伟大的狂狷者才禀有、才葆有这种虚无的勇气，并无畏地站出来——这对于似乎必须担当某种哲学、思想或历史使命的中国先锋诗人来说，承受一种不仅仅是语言的天命或责任，应该是不可推卸的!——因为我们至今还是一
……一个尚未完成的存在之物
一个没有达成的实在
还在成长、生成
一个朝圣者，还在朝圣的途中……
——非默《集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