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你说出，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一个字，相信一定会见仁见智，各有所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文字浩如烟海，这不足为怪。
北京中轴线申遗的成功，把世界的目光吸引到有着三千多年建城史、一千多年建都史的北京。那历史的如椽之笔，饱蘸万年的古墨，以七百多年遒劲不衰的中锋，在原本是幽燕荒野、华北水乡的北京，工整肃然地书写下一个大写的“中”字。我们在凝视这个伟大的创意时，不得不思考，何以为“中”，“中”为何意?为什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是的，我想说的这个字，就是中轴线的“中”、中国的“中”字。
北京中轴线，是古代中国在建设史和建筑学上的贡献。从穴居、巢居、散居到聚居，从聚落中心线到城市中轴线，世代中国人一笔万年、接续勉成。《周礼·考工记》对都城建设、建筑规划、营造法式的规制式描述，不仅仅是图谱、图纸、图解，其所蕴含的理念和观念，更是对中华文化的精准提炼、深刻表达和形象展示，也是对未来的昭示与指向。中轴线建设所蕴含的天人相通的哲学思想、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规整平衡的总体布局、规范有序的形制法式、独特细致的风格呈现、和合相谐的系统构成等，成为建筑学的经典范本。
那么，“中”字与中轴线有什么内在关系?
今天的“中”字，遒劲有力，笔简意赅。甲骨文的“”字，形如旌旗直立在木杆上，上下旗面之间，留有一方缺口，示意为“中间”。《尔雅》未列专解，但释义中多处用到，为“其中”“内部”之意;《说文解字》曰，“中，内也。从口，|,上下通”，古义有以下通上、由外通内，以及“日午”之意。《康熙字典》里的“中”有“中正”“中的”;成功、告成;应合、遭遇、要领等含意。其语义发展至今，既是一个时空、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哲学、实践概念。
中华汉字浩如烟海，但“中”字的含义之丰富、之通达、之直观、之晓白，少有能媲美者。人人心中有、口中念，时时蹈循之、谨守之，须臾不可缺离。许多字词一旦与“中”字搭配，便有了刚健之力。
归纳“中”字的含义及用法，可以分三大类，一曰居中之意，即中间位、中心点、关键点，及以此延伸的中枢、核心、轴心、对称、通达、家园之意;二曰秉中之意，即公平、公正、公道，及以此延伸的适合、平衡、守正、不偏不倚，把握的分寸、尺度、法则，秉持的中和、忠诚之意;三曰奉中之意，即遵奉自古之中道、天地之大道、人间之正道。
居天地之中
取意居中。此“中”即是“中心”，是天地之中、万物之心。“居中”，是文明的曙光、“中国”的源起。
南北何以为界，东西何以两分?“五方”以什么为圆心，“六合”靠什么分辨其位?天圆地方、四面八方离不开这个“中心”。“中国”乃地理方位之中央，“何尊”有铭文曰“宅兹中国”;《诗经》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集解》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尚书》《逸周书》载“大邑”“土中”，以及“地中之国”“地中之都”等。“中”有集中之意，法家主张中央集权、严刑峻法，倡导“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可见“中”的重要。国家要有国都，组织要有核心，布局要有中心，为君要有公心，为臣要有忠心，上下需有同心。“中心”观念、“中国”意识，或者“共识上的中国”概念的形成，是邦国、国家形态出现的前提。这是文明的标志。
中国先民的“求中”意识，是一种信仰与追求。4300多年前，是古国时代进入王朝时代的过渡期。考古认为，今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很可能是尧帝的都城。尧帝通过圭尺、立表测量太阳的影子，确定这里是最早的“地中”，建立了都城。这里的宫城、外城、城垣、城门、道路、功能区的布局表明，“求中”是建都的规则。尧都，是国家的雏形，是“最初的中国”;《清华简》载，舜帝先后“求中”于“鬲茅”，即今山东历山;禹帝则“求中”于今郑州登封嵩山的王城岗，设为禹都。考古工作者在嵩山附近还发现，夏代建都的登封王城岗城址众多，如巩义双槐树遗址、新密新砦城址、偃师二里头遗址等;商代的君王上甲微重新勘测，也认为“地中”为黄河流域的嵩山，西周王朝择丰镐为中，东周王朝选洛邑为中，以“中”建都;春秋时期，河南濮阳、山东定陶一带，因“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被认为“陶为天下之中”;秦汉时期开启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秦汉、唐宋在咸阳、长安、洛阳、开封一带建都，继承了“择中建都”的原则;金中都建于燕京，因为金人认为“燕京乃天地之中”，也从此奠定了元、明、清定都北京的基础。几千年来，“地中”不断调整，说明中华先祖的活动范围在不断扩大，对天地空间概念的构建在不断完善，对天之中、地之中及天人关系的认识在不断加深，但万变不离其“中”。这是文明的里程。
定都之后是建都，城市建设是“求中”意识、天人观念的落地。都城是建筑的生命体，宫殿是核心，中轴线是灵魂，布局体现思维;空间上的立体性、结构上的协调性、风貌上的整体性、文脉上的承继性，靠要素的聚合、结合、组合来实现。通都大邑可以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也可以依山形地貌而建，可以不是正北，但不能没有正中;可以不规则，但不能没有核心。偏中有正，曲中有直。因地制宜、因势而为，杂中建序、乱中求致，是灵动的生命在寻找有序;地域特色、文化特点、建筑风格、文化传统，是不变的基因绘就的底色;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必须有规整性、通透性。这一切，靠“中”来体现，有“中”便有灵魂。这是文明的要素。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制高点是标高，群峰莫不以之为中。地球有轴心，宇宙有中心，凡物有内心，肉眼不可见，却无处不在，教万物看齐。运动的圆心、旋转的轴心、人体的重心，是变幻空间的中心;中心构成轴心、形成核心，中线是万物中心的具化，中轴是延伸的、成长的中线，是生机灵动、有生命力度、不断发展的卷轴、力轴。“中”形成了对称、对仗，是整齐布局的规则，方位从此清晰，道路从此明确。“中”是空间概念、几何定义，更是时间观念、秩序理念;是物体形态、物质存在，更是精神皈依、心灵方向。“中”是力量所指，是向心力、伸展力的目标，是方向力、引领力的指引，是权威力、统治力的集合，是创造力、战斗力的凝成。如此，“中”即是至美，无形之间有感，无感之中有形。“东西南北”的“中”是地理定位、建筑定位，更是政治定位、文化定位。以“中”为核心的国家“大一统”理念与制度，通过都城布局形制而彰显、固化，世代传承，千秋永续。这是文明的力量。
“中”即是“通达”，上通神灵，下通凡俗，灵性慧通畅达。《说文解字》对“中”字有以下通上、由外通内，生命由此勃发之意。上有天帝居“天极”，下有帝王居“土中”，天地相通，天子居中。从“择中建都”到“择中建宫”“择中建殿”，城门、宫门从“单门道”发展为“一门三道”“一门五道”，专辟帝王行走的中门、中道，是为天道、王道，此所谓上下相通、天人合一;种子从核心破壳而出，向下生根，向上发芽，此所谓内外相通，一切从“中”出发。“中”也指地理上的通达，指南指北，辨东辨西，四通八达。陆上丝绸之路从洛阳出发，经西安、玉门关、新疆，通过中亚、西亚，通往欧洲、非洲，沟通中外;海上丝绸之路，从东南沿海出发，走南海，到东南亚，进印度洋，下阿拉伯海，抵西亚、东非，远渡重洋;茶马古道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四川雅安、陕西汉中出发，从青藏高原进入南亚，连通南北;万里茶道从湖北赤壁出发，携鄂南羊楼洞的青砖茶、福建武夷山的岩茶、湖南安化的黑茶，到蒙古、俄国，经中亚到欧洲，一路飘香;古蜀道从川渝出发，辟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褒斜道、陈仓道、傥骆道、子午道，经陕甘通往印度，打通西南;长江万里，黄河九曲，大运河连通南北，国道纵横驰骋。人走八方，物流天下，由中及远。有道路的畅达，才有心灵的通达。这是文明的足迹。
“中”即是“家园”。甲骨文里的“中”，原本是部落氏族的旗帜，竖立在部落的广场中心、议事中心，民众百姓望之而趋附。旗帜在哪里，部落的中央就在哪里，首脑就在哪里。立帜为中，天下归心。从九千年前的河南贾湖、七千年前的陕西姜寨等部落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郑州大师姑等夏朝遗址，到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殷墟遗址，再到西周丰镐宗周、东周洛邑成周遗址，秦代的咸阳、汉唐的长安和洛阳城址，那是中华先祖的家园故国。那里有城址、宫殿基址、墓葬、青铜器和玉器、陶器、刻画符号和早期文字，那里有原始的农业经济、生产工具和贫富差异、阶级分化，那里有象征王权的玉戈、玉钺、玉戚、玉牙璋，以及军队、兵器、城防设施，见证了从以祭祀为中心的古国时代、王权军权为中心的王国时代，到天下一统的帝国时代的发展。及至宋辽金、元明清，朝代的都城在哪里，中华民族的家园就在哪里。这是文明的摇篮。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中华大地幅员辽阔，从中原腹地到西域荒漠，从京畿重地到边陲小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恩浩荡，甘霖普降，虽远必顾，再小也是大。国家一统、天下归心，政令一统、万众一心;王朝有兴替，江山多易主，但六合归“中”、四海为“中”的“大一统”观念，镌刻在中华文化的基因里。天下一统理念、一个中国原则不动摇，国土不可分;平在四方、稳在中央，国家不可乱;多元一体、中华一家亲，民族不可散;后浪推前浪，陈叶培新叶，文明不可断。风尘游子，归心似箭，九死而不愧。落叶归根，泣血的乡愁是依稀的故园。公元1771年1月，流落在伏尔加河流域一个半世纪的蒙古土尔扈特部，为反抗沙俄压迫，毅然发起武装起义，开始了东归大清王朝的艰难历程。他们挈妇将雏、扶老携幼，冒着被强大的沙俄、骠悍的异族剿灭的危险，一路上踏冰卧雪，无衣少食，历尽千难万苦，屡遭围追堵截，十七万人浩荡出发，历时八个月到达新疆伊犁，清廷官员见到他们时，只剩下衣衫褴褛、伤痕累累的七万人。九死一生，归心不变，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回到祖国的怀抱。泪血铺就回家路，一枕长哭诉沧桑。家园犹在，故土不弃，心便有归宿。这是文明的温度。
“中”是天地之中，也是文化的中心。在《山海经》《禹贡》《竹书纪年》《穆天子传》《淮南子》的记述里，远古的昆仑山曾是中华先祖的中心，是“万山之祖”“天地之中”“天之中柱”“地之中央”，是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开辟的家园，是尧、舜、禹君临的天台，是周穆王和西王母对歌对诗、赠丝赠玉的瑶池。在西出阳关、丝路渺茫的画面里，敦煌是文化的中心，中华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希腊文化、伊斯兰文化在这里推杯问盏，佛教、景教、祅教、摩尼教、苯教在这里共赴盛宴。这是文明的驿站。
家园为“中”，这里是心的出发地，也是心的归宿地。当今中国，首都是祖国的心脏，中华儿女心系之地。中国公路“零公里点”标志，坐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正阳门前的中轴线上，这是一个伟大的创意。“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代表四个方向、二十八颗星宿、六十四个方位。共和国所有的里程从这里算起，这里是辐辏中国的中心，通都大邑、偏远村镇从此知道自己的位置，航线、高铁、高速、太空旅行从此记住自己的里程。漂泊在外，千里无虞;海外撤侨，万里归途。所有的指针，向着家的方向。这是文明的圆心。
秉万事之中
取意秉中。此“中”即是“公理”，是公平、公正、公道的总和。“秉中”，是处理万事万物的法则。
《尚书》曰“允执厥中”，“中”是帝王之道;殷墟卜辞中，商王居所“天邑商”亦称“中商”，有居中而立、高于四方之意，又有中兴殷商、万世发达之寓，以至于在中国第一部辞书《尔雅》中，有“殷，中也”，即“殷”有居中之意;周文王姬昌告诫儿子周武王姬发，《易经》的核心思想是“求中”，“中”是最佳状态、“道”的本源;周武王之子周成王姬诵向天祷告，“宅兹中国，自兹乂民”，意在肩负身居中央之土、治理天下之民的使命;《论语》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北辰居其所，众星参北斗，以之为中;《左传》曰“举正于中，民则不惑”，“求中”是为政的核心观念;齐国晏子曰“中听则民安”，兼听则明事，公正才有民安。明朝方孝儒的“圣人之道，中而已矣，尧、舜、禹三圣人为万世法，一‘允执厥中’也”;王阳明说，“一于道心，则存之无不中，而发之无不和”“中节之和，天下之达道也”。“中”有端正、平直、不阿之义，有不虚伪、不矫揉、不诳语，有本性。儒家的“守中”也是墨家的“节用”，福不可享尽，利不可占尽，话不可说尽，势不可用尽;时运否极泰来，人生苦尽甘来，须防盛极而衰、乐极生悲;不自傲、不志满、不纵欲，执两用中，无过无不及，守中而致和。这是治世之要诀，也是人生之秘笈。
“中”讲求中正，推崇公平、公正、公道。周文王、周武王用人，从大臣到仆从，都是忠良、中正之人，“罔匪正人”。周穆王说，“民心罔中，惟尔之中”，用心求“中”是唯一的准则、示范、表率。晋朝《傅子》曰“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公也者，为身之本也”，“公道行则天下之志通，公制立则私曲之情塞矣”，没有公心，不会有好的制度。《吕氏春秋》曰，“公则天下平”“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为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公”是人与自然生长的根本。以中为心，万物并育生发;以道为中，天地并行不悖。天下为公，有中正才有公;民为邦本，中正才是本;为政以德，“中”即是正;革故鼎新，革的是心，固守的是中;任人唯贤，贤明于道而慧于中;天人合一，上下中通，天地人三才一体;自强不息，强在心中;厚德载物，道在德中;讲信修睦，“中”即是诚，诚信换得和睦;亲仁善邻，内有仁而外有德，德不孤则必有邻。
“中”讲求“中和”。《中庸》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可见“中”是状态，“和”是结果。“求中”方能求和，思和必先“守中”，只有取势中和，“执两用中，守中致和”，才能做到持久、永恒，行稳致远。《尚书》曰，管理百姓要“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强调的是以“中和之道”教育民众。《管子》曰，“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没有“合”就没有“和”，强调的是和合并举。中立不倚，平和去执、调和各方，保持动静不失其时，以不变应对万变，既昭示君王之威权、王朝之至高，又体现居中行公之正大、普天和谐之光明。秉中为上，以合求和，以和为贵，这是中华和合文化的精要。遵中华之正统为“中”，守正即是“守中”;融各文化之优长为“和”，求和就是追求多元一体，寻找最大公约数。“中”是标准、准确、合适，“和”是准则、目的、效果。没有“中”就没有“和”，没有“人和”就没有万物之和谐，没有礼乐天下、和谐万邦。“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和合观。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北魏时期的洛阳城、金朝时期的汴京城，以及作为金中都、元大都、清都城的北京城，秉承了商周的建设规则，承袭了汉民族的“中和”理念。北京历代帝王庙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清朝乾隆皇帝对其进行大修，以“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的理念，对历代明君、贤相、名将表达祭祀之意。他从古代历史上的460多位帝王中，亲自选定188位圣贤帝王入庙供奉。这其中，既有三皇五帝，有华夏汉民族帝王，也有鲜卑族的北魏皇帝、契丹族的辽朝皇帝、女真族的金朝皇帝、蒙古族的元朝皇帝、满族的清朝皇帝。君不分族，皆为正统;民不分家，皆为兄弟，体现了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且不断融合的特征，又展现了“有容乃大”的胸怀。各民族王朝相互欣赏，接续共建，深化了国家认同，增进了民族感情，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和”。几千年，中华民族从地域上合、从民族上合、从语言上合，体现了和合文化的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和”本是万物的原生态，被人类打破，于是百态丛生。有与无相生、难与易相成、长与短相形、高与下相倾、音与声相和、前与后相随，是自然常态，也是“中和”的过程。生物具有多样性，文化富于多元性，是状态也是规律，是自然也是必然。相和相生，同则不济，不偏颇、不极端、不单一，才能做到能量守恒。“守中”还须“惟新”“日新”，旧邦新命，邦命方长;但革新、鼎新、创新，离不开正道;不守正道，无以创新，开脚就跑偏，跑得越快偏得越远;起墙就砌歪，楼越高越危险。守不住“中”，也创不了新。“中和之道”体现在方方面面，建筑学上的中轴对称，中医养生学的阴阳平衡，音乐上的音律和谐，为人处世的中庸致和，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三大矛盾关系中的“致中和”。有“中”才有“和”，和实生物，求和方能求同，求同还须存异，同则不继。和而不同，求和存异，才是“中和”之要、中兴之策。
譬如节气。中国先民善于用“中”，通过利用土圭测量正午日影之长短的办法，观察并记录下太阳周年运动的规律，运用长期积累的对天象、物候、时令、自然变化的认知，设计出二十四节气。农历年第一天为“节”，之后十五天左右为“气”，两者交替出现，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表征季节变化，以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表征气候变化，以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表征天气现象，以惊蛰、清明、小满、芒种表征物候现象，由此培育出农耕文明特点的节气文化，成为贯穿全年生产生活的文化主线。春种夏忙，秋收冬藏，是四时之和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是长治之和谐。应时而至节气，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中”与“和”。
譬如建筑，是“中”与“和”的实物化、具象化、艺术化，是在无形、无限的空间里，关于线条和色彩的艺术。无论是横直、方圆、长短，还是高低、粗细、繁简;无论是梁、柱、脊、枋、檐、斗拱，还是基础、框架、廊道、城墙;无论是宫殿庙堂、亭台楼阁，还是街弄里坊、道路城壕、中心轴线，都是线条的交叉、穿透、聚散，是形体的组合、聚合、集合，是色彩的明示、搭配、呼应，支撑的是力，装饰的是美，是“中”与“和”的艺术总集。古之都城、宫殿、中轴线，是建筑艺术总集的最高境界、中华美学的最好呈现。美轮美奂的建筑，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中”与“和”。
譬如书法，中锋取质、侧锋取妍，亦中亦和。笔下中锋才有势如破竹，力透纸背才能入木三分，间架结构与布白章法都是艺术的精微景观。这是中国书法之“中”。白纸黑字，写尽万千世界，书法是富有表现力的艺术，讲求协调、和谐、平衡、匀称，讲究动与静、大与小、宽与窄、粗与细、庄与谐、收与放、疏与密、浓与淡的互倚相谐，锋芒与圆润兼有，浓墨与飞白并用，提按有节奏，运笔有旋律，既端正大方又灵动多变，既飞流直下又圭角不露。“中”是精神的骨架，“和”是艺术的翅膀，哲理是根底，美学是基础。雄健葳蕤的书法，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中”与“和”。
譬如音乐，“乐由中出，礼自外作”。《尔雅》曰“和乐谓之节”。万方乐奏，定调以谐为“中”。音乐之所以能上通九天、天人感应，是因为“人心之感于物也”，在“情动于中”，这正是“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故此，《周礼》主张，用音乐所蕴含的“中、和、祗、庸、孝、友”六种道德来教化人，用不同的音槌，敲击不同的心弦;《淮南子》认为，音乐能“饰喜”“宜乐”“致和”，可以使君臣和睦、父子亲近，一片喜洋洋;《尚书》则曰，音乐能“动荡血脉，流通精神，养其中和之德”，可以荡涤心魄、塑造灵魂。孔子拜师于苌弘、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感受舜帝的崇高风范;求教于师襄，听《文王操》，触摸周文王的伟岸形神，情动于衷;听《离骚》，欣赏曼妙神曲，体悟屈原的高洁高远，如沐圣光;赏《松曲》，一如李白“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荡气回肠。当欣赏梵音天籁，远离嘈杂乱音。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音律与治政相通，要做到不“怨”不“哀”，唯有“中”与“和”。五音之中，“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乐书》曰“宫者，中也，君也，为四音之纲，其声重厚，如君之德而为重”。宫音乱则旋律放纵，国君必骄横;商音乱则旋律疲废，官风必败坏;角音乱则旋律忧伤，民众必多怨;徵音乱则旋律悲哀，民生必艰难;羽音乱则旋律危急，财富必匮乏。听音乐、看时局，作礼乐、治乱世，音乐即是政治。孔子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远离郑、卫两国的淫靡乱世之音，荀子主张“贵礼乐而贱邪音”，两者异曲同工，强调礼乐为“中”。“古人具中和之体以作乐”，王阳明认为要制乐，先让自己达到“中和”状态，内心与天地之气相感应、相适应。“声依永，律和声”，“和声”是制作音律之本;“鼓瑟鼓琴，和乐且湛”，“和乐”是音乐的美境，“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有了“乐和”，才有“人和”，才能善假于“天时”“地利”。故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于是方有天下的长治久安，这正是礼乐文明的力量。健康美妙的音乐，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中”与“和”。
譬如中医，中医即是“医中”，是调理经脉、气血、精神，是“治心”。中医学原理把人的五脏作为系统中心，把人的六腑、五体、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器官组织作为系统，构成一个表里关联、上下沟通、标本相关、彼此作用的整体，通过对生理与心理、人体与自然、身心状态与社会环境等多重关系的审辨、甄别、判断，用望、闻、问、切等诊法，分析病因、辨清性质、确定部位，进行治疗的过程，体现了普遍联系性、整体性和辩证法。中医理论所蕴含的“精气学说”出自《黄帝内经》，认为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原，精气是人体生命的根本和动力，“气和则为正气”。精可化气、气可化精、精气互化，精气生神、精气养神、神摄精气，医人之病重在治“中”，即提振人的“精”“气”“神”，这是对古代哲学思想关于物质世界普遍联系观点的丰富;其“阴阳学说”来自《易经》，指出“阴阳相合，万物生长”，这种阴阳交感、对立统一，可以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转化，故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深化了古代哲学关于矛盾普遍存在、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相反相成、物极必反等辩证的观点;其“五行学说”源自西周末年的朴素唯物主义的“五材说”，用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原理，考察人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表等，用药物、针灸、食物、精神等办法对症治疗，这是对古代哲学关于物质运动、变化规律等观点的应用。中医一切的诊法指向“中”，所有的疗效为了“和”;中医中药的临床应用，是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实践，是文化自信。博大精深的中医，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中”与“和”。
“中和”，以“中”为出发点，以“和”为落脚点。国家间讲和平，民族间讲和谐，社会上讲和睦，特征是多元一体，结果是共荣共生。交流交往、交战交锋，都是融合的过程，交融是交流的文明形态，交战是交流的暴力方式。打打停停，有战必定有和，对峙是暂时的，分裂是短暂的，征战是手段，和平是目的。握手言和，往往是在刀光剑影之后;修长城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不打仗。所有参差齐于“中”，一切纷乱止于“和”。没有“和”就没有美，对称之美、和谐之美、律动之美、力量之美发韧于“中和”。这是现实里的美学、生活中的哲学。
“中”讲求分寸。这是取材的尺度，更是治世之道。《新语》云，治世乃“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纲”，因此“屈申不可以失法，动作不可以离度”，此“法”与“度”，便是“中”，是分寸。“中庸”之“中”，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中庸”之“庸”，是平平常常，自自然然，切合实际，易于实行。孔子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把“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境界;宋代理学家程颐认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强调“中”是描述世界的定义、认识世界的定律、改造世界的定理。《诗经》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京师大邑那恭敬和谦的模样翼翼然，是四方诸侯、天下都邑效仿的榜样。“极”即是“中”，是法则、准则、标准，是规律、规范、规制，是对公利与私利、整体与个体、大局与局部的衡量和把握。周敦颐认为“优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以“中”为德，因“中”而治，主张非暴力、非极端。《淮南子》曰，用人像用材，“大小修短，皆得所宜，规矩方圆，各有所施，殊形异材，莫不可得而用也”，此言深刻、智慧至极。君子当“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这“七可二有”，是为人处世的分寸尺度。“中庸”是“执两用中”，而不是“执一”“执端”，更不是平庸浅俗。“折衷”“调和”是对中庸的误读，“不讲原则”“不分是非”是对中庸的曲解。“中”还有“中的”之意，不偏不斜，射中目标、达到目的，是楚国养由基的百步穿杨、百发百中。以“中”致“中”，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治国理政的目的和境界。
“中”讲求“诚信”。“中”有内部、内心之意。《周易》曰“有孚中行”，即要施信于人、持守中道。此“孚”，乃信用、信服、诚信之意。“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像圣人一样，“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天地讲诚信，“四时不悖”;日月讲诚信，“昏明在常”;君王讲诚信，“万国以安”;诸侯讲诚信，“境内以和”;君子讲诚信，“厥身以立”，这些“诚信”，均来自于“中”，讲求“行于中”。要治平，先修身，要有诚意，必先正心。《傅子》曰“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正心才是修德、弘道的根本。“极高明而道中庸”，是最高境界，所以荀子强调，“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奉大道之中
取意奉中。此“中”即是“大道”“公道”“道义”。“奉中”，是对“道”的遵从与敬奉。
“地中”“土中”“天地之中”，是“中国”的由来。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这是替天行道、主宰万物、协和万邦的至尊之位。求“地中”以得“天中”，君权天授，天人合一;居中央以治四方，柔远怀迩，万邦臣服。从夏朝到清朝，古代中国经历了25个朝代，滥觞于尧舜的“中道”观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典籍载有“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尧帝传位于舜帝，告诫其“执中”“守中”，舜帝奉旨，“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舜帝传位于禹帝，告诫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禹遵从不悖;周文王留给周武王的遗嘱，名为《保训》，通篇贯穿一个“中”字。西周王朝建宗周于丰镐，建成周于洛邑，都是“求地之中”，为了“阜安万民”，“中”一直是古代王朝建都和治国理政的理念。
纵观历史，奉“中道”者兴，弃“中道”者衰，逆“中道”者亡。是故，《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天地之道，帝王之治，圣贤之学，皆不外乎中”。中国古典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宇宙天地万物皆出于“道”。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道”字出现73次。“道生万物”“道法自然”，突破了商周时期天命神学的桎梏，从哲学层面揭示了世间的真经与真谛。“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指明了道之高境、善之本性;“无为而无不为”“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标注了修身治身、成就天下的品格。“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在这里，“中”是“空虚、无为”。为民则不唯争、不妄为，为官则不使民争、民盗、民乱、民怨，为政则不“多言”、号令繁多。像风箱一样，守住空虚却风力不竭。舜帝治天下，“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无为而无不为”是境界;“犬不夜吠，鸡不夜鸣”，无胜于有;“不知有之”却无处不在，是高人、圣贤之治，守中即是守道。世之美丑、有无、贵贱、难易、阴阳、先后、长短、大小、高下、生死、胜败、亲疏、刚柔、强弱、福祸、荣辱、善恶，相形相倾、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皆有“道”在其中，“道”是“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东汉哲学家仲长统认为，“道有大中”，即道义博大、中正，“所以为贵也”。
中华文化指向广阔、内涵丰富而特征明显。“讲仁爱”讲的是公平，“重民本”重的是根本，“守诚信”守的是道义，“崇正义”崇的是公正，“尚和合”尚的是中和，“求大同”求的是和谐。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孟子的仁政与王道、民贵君轻、重义轻利，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董仲舒的“大一统”“天人感应”“以德治国”;张载“横渠四句”中的天地之心、生民之命、往圣之绝学、万世之太平;朱熹的“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陆九渊的“心即理”，王阳明的“致良知”，都是道中之“道”。一切的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在“道”上探寻前行的路、找寻思想的宝。
以道正心，以心弘道，是君子的品格。王阳明说，“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之谓“大道至简”。面对“本心”“天理”“大道”，一切的学派、宗派、流派和诸子百家都在对镜整妆、自视短长，一切的士子学人无不在学道、悟道、修道，一切的凡夫俗子心中都有圣人在指导自己的修德、修身、修行。得道的皆不自以为得，行道的无不自认为行，无道者终有天谴，失道者总有报应，所有的人都在“求道”的路上，等待“道”的检阅。
要行大道，须修大德。“天下至德，莫大于忠。”“忠”通“中”，“德之正也”。“忠”自“中”出，蕴含虔诚恭敬、无私无偏的态度，蕴含忠诚、公正、宽容、俭朴、廉洁、爱国的品质。对公道的倡导、对公众的尊重、对公义的维护、对公序的遵循，是“道”的追求、“德”的要求。大道至善，善不论大小，中正维纲，衡仪左右。君子当修“中道”，中道只能自修。《礼记》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是本质存于“中”，道是天性发于“中”，教是自修守于“中”。齐家治国平天下，明德为要，修身为本，修身的关键在“守中”，“守中”是“行道”的前提。
万物皆有“道”。建筑是载人之物，更是载“道”之体。作为礼乐、礼仪、礼制的重要标志，中轴线是礼乐文明的物化显示。城市中轴线格局在曹魏时期(公元220年到266年)的邺城雏形初显，北魏时期(公元386年到534年)的洛阳城明显出现。东晋和南朝时期的建康城，隋朝的大兴城，以及在大兴城基础上修建的唐朝长安城，都有鲜明的中轴线。这些中轴线以宫城正殿为核心，纵贯各城，规整道路，统率各类重要建筑，形成重点突出、左右对称、布局均衡、功能合理的城市结构。北京中轴线规模气势恢宏、空间序列分明、景观秩序有序，是凝固的旋律、和谐的曲调，彰显了中国式的美学价值。
建中立极，天下归心。北京中轴线是中华文明在国家信念、城市概念、秩序理念、生活观念上的物化表达，是古代皇权的象征，是国之重器。700多年来，北京中轴线亲历了许多政治景象、文化现象、文明气象，见证了许多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历史性事件，见证了中国社会从封建王朝逐渐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历史性变革，见证了中华民族从醒过来、爬起来、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进程，是世界历史的轴线、人类文化的舞台。北京中轴线的保护与发展，昭示了国之大道、人间正道。
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在北京中轴线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它从尧舜禹、夏商周走来，沿着这条文明线，我们能读到中华民族灿烂悠长的人类史、文化史、文明史，读懂古代中国从何而来，现代中国为何如此，未来中国如何发展，体悟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它从智慧中走来，沿着这条文明线，我们能感受到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哲学思想、美学思想的萌芽和成长，感受到中华先民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体悟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它从融合中走来，沿着这条文明线，我们能看到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各民族兄弟走到一起的力量和成就，看到古老的中国一统是目标、统一是信念，看到共同的风景不是一人画成、一笔画就，共同的家园需要人人添砖加瓦，体悟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它从多元中走来，沿着这条文明线，我们能回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怀，回望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格局，回望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不欲勿施的胸怀，体悟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它从和合中走来，沿着这条文明线，我们能感受到和谐的力量、合作的力量，欣赏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景象，认识到中国对世界文明、人类发展的贡献，体悟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百川东到海，万径总归中。大路朝天，一“中”到底。人人心里有“中”字，中国走在自己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