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清哪一年，我与家人到余姚河姆渡遗址游玩。蓝天白云之下，天空似乎透射着远古的光线，长短不一的木桩在野外散乱竖立，它们似乎接近碳化，与我们在泥地上的人影一道，影子藏得短短的。河姆渡遗址是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反映了中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证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远古文化的主要发祥地。
河姆渡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河姆渡镇河姆渡村的东北，我从家里出发，驾车两小时左右即可到达。由于路程不远，此后去过多次。第一次去时，像是进入附近的小村庄，随着遗址文化影响力增大，规模越来越宏伟。
我们观看了远古人类的栽培稻谷、木建筑、捕猎的野生动物、采集的植物果实和墓葬遗存，同时，看到一个不起眼的黑色陶钵复制品，以及许多由此衍生的工艺品，黑陶弧圆角长方形，平底，其貌不扬。1973年，这个黝黑的陶钵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真品目前藏于浙江博物馆。我并没有意识到，陶钵两侧刻着的类似野猪的图形，算得上是记录了中国人的养猪的开端，使得七八千年之后的人们发现，野猪向家猪过渡时期的形态特征大概如此。猪的头部低垂，长嘴向前伸出，双目圆睁，肚子微微鼓起，四足交替前行，尾巴下垂，鬃毛竖起。
野猪的战斗指数很高，猪的代表人物猪刚鬣在天上被称为天蓬元帅。《西游记》中，猪八戒与孙悟空从半夜打到天亮，煞是厉害。湖南博物馆有一件国宝，是商代青铜豕尊。这件被简称为猪尊的青铜雕塑，獠牙外露，双耳直立，鬃毛竖起，两眼睁圆，野性十足。
不管河姆渡黑陶猪姓“野”还是姓“家”，它的模样已经与现代家猪十分接近。由此，专家们推测，猪的驯化饲养历史，在中国至少已有七八千年。
有一个出自《后汉书·承宫传》的成语叫“牧豕听经”。汉朝时期，孤儿承宫靠给别人放牧猪羊为生。乡里徐子盛老师给学生讲解《春秋经》，承宫偷偷躲在教室的外面，边放猪边听老师讲解。还为师生捡柴草，想方设法让老师允许他进教室听课。比喻求学努力。
感受励志的同时，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养猪是穷人干的活。在古代确实如此，尽管肉食者鄙，但肉食者与牧豕者分属不同阶层。在相当长的时期，古人以食羊肉为主，然而，河姆渡时期以后，驯化养猪一直未曾停止。家庭散养，算得上是真正的养猪。七八千年饲养史，规模化养殖的历史简直不值一提。
黄地里和及周边小山村，至今还稳定地保持着饲养家猪的习惯。
散养家猪是一项考验韧力的长期工程。我的父母从青年到中年，直至耄耋之年，年复一年坚持这项伟大的事业。
人们印象中，猪堪称好吃懒做的典型代表。事实确实如此，一日三餐，餐餐不能少，饭来张口，养尊处优。而且食量极大，大大深深长长的猪槽，也许算得上天下第一号大碗。为它提供足够的食物，消耗了父母整年大量的精力和汗水。
它们懒得打理卫生，从来不介意在猪槽边拉屎拉尿。早年，勤劳的父母把收割完的所有稻草储存下来，定期铺在猪栏里。可总是赶不上猪的污染进度，因此，猪栏臭气熏天，污水横流。
次年春天，大地回暖，紫云英把田野打扮成紫白相间的童话世界，父母收割美丽的紫云英，源源不断地送进灰暗猪圈里，供家猪享受。不久，田里灌上春水，散落的紫云英花瓣，连同碧绿的茎叶被犁开的泥土覆盖，花瓣香，青草气，泥土味，随春水在田野荡漾开去。
种田了，首先给土地增加肥力。这个时节，整个小村开始弥漫浓重的猪粪味。家家户户把猪栏清空，一层层稻草，长时间浸润于猪尿猪屎，被勤劳的村民用五齿锄头挖掘出来，乌漆麻黑，陈腐的臭味浓得惊雷都打不开。
一个猪圈，贡献三十担黑暗料理不在话下。担子的底座仅仅三块条形木板足矣，上头两根竹板拗弯，塞得满满的，扁担吱嘎吱嘎，猪尿猪屎一路淋一路洒。田埂路被踩得面团一样软糯，一般人走上去把握不好重心，前俯后仰，老农民挑着担子，赤裸的双脚横向着地，左脚板烂泥右脚掌猪粪，健步如飞。
田里的土经过犁、撬、耙，已经软烂软烂，水刚好覆过泥土，一脚踩下去，深陷一个大坑，泥土从脚趾缝间爬上来，立刻把小腿包围拥抱。换只脚前进，随着把脚拔起，泥坑“吱嘎”叫起来，双脚轮换前进，脚底下“吱嘎吱嘎”，像有庞大的青蛙鸣叫着跟随。
这时，村民把担子卸下肩膀，置于水田中央，把猪粪倾倒出来，用手抓起猪粪，向远处抛撒。黑色的猪粪，随着村民一次次地扬手，啪嗒啪嗒落下来，溅起水花，均匀地铺在水田上。大批大批的蜻蜓围聚过来，在水田低空振动翅膀。
想必蒲松龄一定亲眼看到过这样的场景，否则，写不出这样的话:“棚中猪多,囷中米多,养猪乃种田之要务。”家猪对种田提供了主要的肥料，劳作的人不觉其臭，不嫌其脏。这并非“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而是劳动的味道昂扬在自然天地间。被公认为懒惰的猪，它们的排泄物，本受人掩鼻，却因为村民的劳动，成为环保绿色的有机肥。
少数家庭养母猪，母猪不能杀了吃，专门用来生产小猪。小猪长到三四十斤之后，附近村民便有人上门选购。东家定个日子，大家围在院子里，指指点点，不时用扫把赶一阵，对口草的好坏，个子的壮实，肉质的肥厚，见地深刻地评说一番。议论纷纷之后，各自把选中的小猪装到特制的竹笼里，过秤付钱，现场付不出的就赊账，然后怀着一年的希望抬回家伺候。遇到一头优秀的母猪不容易，要能吃能怀上能顺产能哺乳，农家看重家畜兴旺不亚于人丁兴旺，母猪要连续饲养和生产好多年。乡村信息传播很有效，如果买回去的小猪表现乖顺，长的大，第二年更多的顾客会争相上门。
遇到一头好的种猪更加不容易，一般方圆十几里，只有一两头种猪。我上小学时，时常遇到有人赶着种猪在路上行进，远远地一股骚味扑面而来。遇到有需要的，把它直接赶进猪栏，或者村民打开猪栏，母猪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根本不知道避嫌。于是，赶种猪的行当，常常成为乡间取笑的素材。如今不知为什么，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见识过这样的场景了，也许母猪用不上种猪了?
家养的猪，大部分既不是母猪也不是种猪。如果是公猪，必须阉割。乡村的兽医都有一手熟练的阉割技术，青春期的公猪，被他们从下腹部取出宝贝，声嘶力竭的叫声中匆匆缝上几针，涂几下碘酒，然后让它们挣脱而走。殊不知，被阉割后，公猪力大豪勇的特征消失殆尽，只剩下懒惰安逸。正像自然科学家赫森所说：“猪不像马、牛、绵羊、山羊那样鲁莽，天不怕地不怕;不像鹅那样满怀敌意;不像猫那样屈尊俯就;也不像狗那样摇尾乞怜。”
我跟父亲去卖过几次猪。当时政府规定，养大的猪必须卖给供销社下属的一个定点收购点。天蒙蒙亮，父母事先请好的邻居过来帮忙，把肥猪拖出来，架凌空称重量，然后绑在独轮车上。这时母亲总在一边手不知往哪放，嫁女儿一样兴奋和忧伤，看了秤，嫌自己养得太小，才两百七十斤啊?太不肯吃了!
然后，父亲让我坐在独轮车的另一侧。我的体重不够，父亲又搬上两块石头，这样，一边是养了一年的肥猪，一边是养了九年的我和历尽风雨的原始石块。
最难熬的时刻，是收购点收购工作人员的“判”。面对从附近各村排队而来的肥猪，工作人员用眼一瞥，开口一句“八刀”，就确定了大家眼巴巴一年的命运。判断的对象是猪的肥瘦，八刀就是打八折，九刀意味着打九折，这可相差不起，但是人人都没办法，只得听天由命。有人唉声叹气，有人喜笑颜开。
农民施肥的方式慢慢发生着变化。收割稻子之后，一些人把稻草切碎，撒回到田里，增强土地肥力。除了这，村里种田再也看不到自制有机肥了。从猪栏里挖猪粪搬到田里，体力消耗实在过大，臭气熏天也不是美丽乡村可以忍耐的，因此，村民不再往猪圈铺稻草，而是直接用水泥硬化，粪便随时清理，清清爽爽。
人们养猪的目的，不再为了卖钱，只是为了吃到自己养的放心肉，再者，增加过年的味道。年底腊月，如果缺少了嗷嗷直叫的大肥猪，那是多么冷清的一个年啊。
但是有一个巨大的风险，像阴霾一样时刻笼罩在村民头上。年年都会听到传言，说某某地方瘟猪了。这让大家十分紧张，猪的瘟疫说来就来，防不胜防。
农民采取了很多朴素的办法。首先是给猪增加营养，提高免疫力。我的父母从来不吃牛奶，但是这两年回老家，经常看到墙边叠着的牛奶箱，原来是供奉给猪吃的。母亲还向我打听一些知名的营养品，这些他们自己是无论如何舍不得吃的，对猪却异常慷慨。然后是小心防范。村民之间互相走动，不约而同地不去猪圈，原本这是重点话题和重要交流现场，有客人来，尽量不让他们接触高贵的猪。全村养猪的人，都坚决不去市场买肉吃，他们担心买的肉，万一染上瘟疫，吃过之后，呼出的气排出的粪便，会让自家的猪遭殃。
父母一天需要做六餐饭，三餐饭给自己，三餐饭为了猪。给猪吃的饭必定占优先地位。他们自己吃的可以随便对付，而给猪准备的，必须有足够的分量和准确的饭点保证。周末我们回老家，妻子做好了晚饭，但是父母迟迟不肯来吃，去请他们，回复说必须等猪吃好了他们才能吃。
这些年，村里的猪，可谓集百般宠爱于一身。猪似乎与时俱进地意识到它们的价值和地位在提高，变本加厉地享受养猪人的溺爱。
父母说，今年养的猪，娇贵得很。倒在猪槽里的食物，不愿意自己去拱，得母亲用勺子一勺一勺递到嘴边。这哪是喂猪，分明是在喂孩子。邻村的叔父也觉得奇怪，他家的猪，散的猪食不愿吃，须得他用手捏成一个一个的团子才肯进食。他们村里，还有人做成饭团，一个一个递给猪吃。堂哥说，他家的猪爷爷，连玉米都不要吃了，番薯萝卜煮得稀烂，加点鸡精，才勉强张口。
猪一天天吃胖，主人除了劳动，还有时时刻刻的担心，直到摆好杀猪凳，烧好汰猪水，才放下心来，这时人已瘦了一大圈。
猪慢慢成了挑剔的美食家。不过它们的命运，永远不会是坐在餐桌边的主人，而是出现在菜单上的主角。父母、叔父和堂哥从来没糊涂：“我养猪，是为了吃猪肉，不是为了让猪幸福地生活。”
中国人吃猪肉的历史实在太悠久，《周礼·天官冢宰》曰：“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六牲即马、牛、羊、豕、犬、鸡，豕就是猪。天气变冷之后，我们家杀猪的事慢慢提上议事日程。父母总要征询我们的意见，什么时候杀猪?我们站在院子里，集体讨论这个事情。时间的确定，既难又简单，我们定了之后，还要看屠夫的时间。每年这段时期，屠夫的档期比明星还紧张。
冬至之后，再过五天就是腊月，阴冷的西伯利亚风把江南的气温压至零摄氏度以下。我在富春江边的酒店内参加一个盛大的婚宴，室内温暖如春，觥筹交错，但我心猿意马，等不及宴会结束，提前驾车离开。我在夜色中离开城区，驶向乡村。车灯把茫茫黑夜划开白白的口子，冲进更黑更冷的山区。
我惦记着赶回老家完成一个使命：抓猪尾巴。古人称猪为“豕”，“竭其尾，故谓之豕”。“竭其尾”就是翘起尾巴的意思。豕翘起尾巴为排便。所以我抓猪尾巴还是存在“被喷”风险的。在这场以多胜少瞬间结束的擒获战役中，父母其实没指望我担当主劳力，我却不能忘记抓猪尾巴的庄严使命。这是我唯一能使上劲，为父母养猪事业贡献力量的机会。
我去过嘉峪关，可惜没到过嘉峪关市东北20公里处的新城魏晋墓葬群，网络资料显示，那里方圆一二十公里的戈壁滩上，散布着1400多座魏晋时期的大型古墓，被誉为“世界最大的地下画廊”。在一组魏晋画像砖上，刻画着当时养猪、杀猪的画面。猪圈前后，种有桑树，表明当时的人们也许已经懂得利用猪粪来让桑树长得更茂盛。杀猪的画面，与我亲身经历的农村杀猪场景已经非常相近。
屠夫今天安排不忙，下午还要去“麻将麻将”。我们十分荣幸地邀请他留下来吃中饭。因为这餐中饭，我更新了对所谓美食家的看法，真正的美食家原来在乡村，在普通人中。把肉切成一块一块，摆在屠夫面前，他也能一眼分辨出这是哪个部位的肉，看得出新鲜与否。我想起苏东坡的《猪肉颂》：“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我不敢把这首诗介绍给屠夫，他听了，一定会有不同意见。与其说苏轼是美食家，不如说他是哲学家。苏轼把佛学称为“龙肉”，把自己借鉴佛学而为我所用的实践态度比为“猪肉”。龙肉虽美，但虚无缥缈;而猪肉看得见尝得着。苏轼的高级，在于把猪肉作为了人生修养一种具体意象，形成了独特的“猪肉观”。
我想，他们都是美食家。屠夫和乡村的农民，可以说是前端美食家，他们注重食材，也有条件对食材挑剔。在我心里，这才是真正注重“吃”的人，他们对美食的理解，不注重花里胡哨的烹饪技法，而在最为关键的食材上把关，这才是美食的本质。除了味道，他们还十分有保障地注意了饮食安全。
我再去看美食文章和视频，他们头头是道地讲解厨房的玄学，殊不知如果食材不好，放了再多的化学试剂也无济于事。这一点清代随园主人袁枚还是认识到的，他在美食名著《随园食单》难得地提醒：“一席佳肴，司厨之功居其六，买办之功居其四。”他分享了采购食物原料时必须掌握的一些知识与技巧，比如“猪肉以皮薄为佳”。采办者其实根本无法从饲养的角度，评判猪肉的好坏。
即使是同样的绿色食物，猪吃热食和粮食，差别很大。吃凉食的猪，肠子上黏着食物;吃热食的，肠子上清清爽爽，自然味道更好。这与养猪人的勤劳程度紧密相关。
梁实秋在《雅舍谈吃》写到白肉时不解：“我母亲常对我们抱怨说北平的猪肉不好吃，有一股臊臭的气味。我起初不信，后来屡游江南，发现南北猪肉味是不同。大概是品种和饲料不同的关系。不知所谓臊臭，也许正是另一些人所谓的肉香。南方猪肉质嫩而味淡，却是真的。”如果那天中午，他在我家与屠夫坐在一起中饭，也就不会有这个困惑了。
我是家里的肉大王，逢肉便吃，父母辛苦养育的肥猪，一大半落入我的胃里。体检指标的异常，我毫不在乎。我认为，最好的肉味，是母亲在柴灶上热腾腾端出的红烧肉、腌菜肉、大蹄髈。我很奇怪，烧一碗肉，何必计较放几克盐几克糖，那种化学实验式的操作，与美味南辕北辙，美食不是技术，应该是艺术。要想吃得好，与其往肉里放多少调料，不如迟半小时开饭。
每年春节，我一定会到我的初中班主任家给她拜年，我的礼物从超市买来，大红的包装，喜气洋洋年味十足。我心里明白，这些大包小包，远远抵不上一块猪肉。《论语·述而》：“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脩意思是一束干肉，大约指十条干肉，是古代一种最基本的见面礼，孔子说：“只要自愿拿着十余干肉为礼来见我的人，我从来没有不给他教诲的。”这是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表达，更体现对老师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