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中年以后，一些身边的朋友走着走着就散了。原因挺多，但大致是彼此有了什么误解、隔阂，不来往了，或是“三观”起了变化，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乃至断交。还有就是人不在了，去了天国。怎么说呢?这几种情况，前两者我是顺其自然。而后者，往往无可奈何，暗自神伤。
在卡拉杜宾人看来，与从博物馆和资料库中焚烧的旧东西相关联的一百万年在史书中也只需一句话就可以总结：基督耶稣死后有一个延续了几近一百万年的重新调整时期。(库尔特·冯尼格特《泰坦的女妖》)
好吧，那个时代已经逝去。
一
大约1983至1984年，我从老家树基沟到红透山矿上技校，因为字写得好，就时不时地给学校写点墙报、标语、对联，甚至校牌。一次，因为要写大字，没有提斗(笔)，学校领导就跟矿工会打了招呼，借一支，让我去找祁亚轩取。
午饭后，我和三哥从职工宿舍出来，他上班，我上学。路过矿工会楼(也是职工俱乐部)时，见一男子迎面走来，三十多岁的样子，身穿洗白了的浅蓝色上衣，长裤，皮鞋，面含微笑，鬓角略长。三哥对我说，这就是你要找的祁亚轩。叫祁哥。
我走上前去问候，并说明了学校的意思。
祁哥说，跟我来吧。
这是我第一次与祁亚轩见面。之后，是还笔，是在不同场合看到他写的字，在矿报上发表的文章。如你所知，自小受三哥的影响，我就喜爱书画和文学，上技校后，又和三哥住同一间职工宿舍，我们虽然相差四岁，但交流起来似乎并无障碍，或者说，他带带我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谁让他是我三哥呢。其实，我在读初中时，三哥就曾把我写的东西拿给矿报的编辑看过，记忆中，也发表了两首小诗。在矿上，三哥带我认识了他的几位写作朋友，如赵连军、边勇。我们也去了矿报副刊编辑刘国祥老师家，刘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鼓励我多看书勤动笔。
但那时，我对矿报编辑部还不是很熟悉。打得火热，还是祁亚轩从工会调入矿党委宣传部之后。这时，祁亚轩编矿报副刊，刘国祥老师任报道组组长。
这应该是1985年，我读技校二年级。
三哥告诉我，红透山矿有几万人口，热爱文学、喜欢写作者众多，但最有成绩的当属祁亚轩。他不仅自学了辽大中文，而且文章多在《抚顺日报》《辽宁日报》《中国有色金属报》上发表，小说更是经常在抚顺文联主办的文学杂志《五月》刊载，尤其反映地质勘探生活的短篇《苦夏》上了省刊《鸭绿江》，这在当时乃至后来都是少有的。《鸭绿江》，那是每个文学青年的圣地啊!
三哥的意思我懂：祁亚轩是我们矿上文学界的一面旗帜。
二
1985年，我的一组散文诗在《五月》杂志发表，之后是《琥珀诗报》《抚顺矿工报》《抚顺日报》什么的，颇有一发不可收的意思，遂受到三哥他们那拨如曲贵明、祝全华、李景鸿、冷立平、杨绍义们的青睐。老祁更是鼓励我说：出道不分早晚，出息仍需努力。对了，顺便说一下：我们这些围绕在祁亚轩周围的文学爱好者，当面一般都是祁哥长祁哥短地叫着，背地里则喜欢直呼老祁。不是不敬，只是这样觉得关系更为亲密一些，就像邻家老张老李一样。
1986年，我参加工作。先是在红坑口提升区，然后是团山小学、矿工会、劳服公司、冶炼厂几个单位，无论具体做什么，都兼职通讯报道员，所以与矿党委宣传部尤其是矿报编辑部、矿广播站、电视台打交道最多。送稿件，取报纸，几乎天天去转一圈儿，甚至跟着编辑们跑印刷厂。那时矿报是铅印，除了报头和摄影照片要到市里制成锌板外，题图、插画都是直接刻在木板或橡胶皮上，然后放在铅字印版中。这些题图、插画，属于临时活计，要的就很急。那时，老祁已经是矿报的主编了，他就经常找我和同样擅长书画的姜宏连帮忙。有时有稿费，有时没有，没有时老祁就说，先记着，年底一并补上。老祁说到做到，我和宏连几乎每年都被评为矿优秀通讯报道员，锅碗瓢盆什么的奖品没少往家拿。不仅如此，由矿宣传部牵头的事儿，老祁也会想着我们，如安全生产教育展览，老祁就把我和宏连叫上，一个负责写字，一个负责绘画。老祁说，这可是有费用的大活儿啊!好好干，不吃亏。展览结束，我们分到了几近半月工资的报酬。
老祁对我尤为关照，这在我们圈子中无出其右。
记得我还在技校时，全国第二届青年美展巡展到了沈阳。老祁征得矿里同意，带我们几个去参观。就是这次，我们亲眼目睹了罗中立的那幅著名油画《父亲》。这次出差，不仅路费报销，回到矿上，我们又去饭店用出差补助撮了一顿。老祁知道我生活拮据，又在参加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的学习，每星期都要去市里听课，他就尽量给我找些公差，末了，把火车票给他，然后请部长签字。部长亦是仗义之人，从不点破，权当对重点作者的培养了。时间长了，就有人认为我早晚要调到宣传部去。
事实上，我也一度想去矿报当编辑。谁不想往高处走呢!何况我在写作、书法以及 绘画上均有专长，用老祁的话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但老祁终不是组织部长，宣传部也不是组织部。
难处可想而知。
为此，老祁做过多种努力，比如借调，比如实习，比如矿报不定期举办通讯报道员学习班，党委宣传部就会给我所在的单位发函，上盖公章。有时单位同意，有时也会不给面子，毕竟通讯报道是兼职，不是主要工作。
1989年春天，辽宁文学院与辽宁大学联办的青年作家班预科班招生，预科班结业，就可以参加两年班的学习。老祁将我和祝全华推荐给了抚顺市文联，市文联又推荐我们到省文学院。老祁私下对我说，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矿里之所以只推荐了你们两人，就是想为矿报编辑部储备人才，而且是公费。
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但我还是高兴得太早了。三个月的预科班结束，我虽然收到两年正式班的录取通知书，但遗憾的是只能自费，矿里不给出这份钱了。要知道，那时我的工资只有几十元，维持日常生活已很艰难，遑论学费。
三
如前所述，祁亚轩周围簇拥着我等一大批文艺青年，我们不仅给矿报副刊写稿，优秀作品被推荐到市报、省报、有色系统报刊及文学杂志发表，还经常请市文联、作协的老师来矿上采风、讲座，也编辑出版了内部发行的《山花——〈红透山矿报〉副刊作品选》和《铜流滚滚》，我的作品不仅入选，还承担了装帧设计工作。那时，三哥、李景鸿、曲贵明、祝全华、冷立平、杨绍义等正读电大，一次酒桌上，冷立平就提议他们电大同学要成立一个文学社。冷立平端起酒杯说：除了电大同学外，文学社只允许两个人参加，一个是祁亚轩，一个是程远。前者是特邀顾问，后者是破格。至于文学社的名称，每个人想一个，最后民主集中。
现在当我写这篇文字时，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下午，位于矿教育中心四楼的辽宁广播电视大学红透山教学基地中文班的教室里，包括我和祁亚轩在内，坐着十几个人。祝全华左手拿着粉笔(他左撇子)，在玻璃黑板上写下五个大字：渊明文学社。其他人写的什么我想不起来了，也不记得之后文学社有什么活动，不过，大家还像从前一样，写着，然后首先投给矿报。如果反映良好，再向外投。
无可否认，祁亚轩那时已成为全矿文艺青年的精神领袖。
这不仅是因为祁亚轩的文学创作，亦因为他的多才多艺。哪一个矿山人不记得那首响彻云天的《红透山铜矿之歌》呢——
灿烂的朝霞映红了群山，
巍峨的井塔耸立在云端，
隆隆的索道满载着希望，
采掘的炮声催我们向前。
千尺井下是我们的战场，
金子般的矿石是我们无私的奉献。
啊，铜矿工人，
啊，英勇的铜矿工人，
矿灯照耀着我们描绘壮丽的画卷!
坚韧的钢钎是我们的脊梁，
闪光的矿石是我们崇高的品格。
啊，铜矿工人，
啊，英勇的铜矿工人，
矿灯照耀着我们奔向理想的明天!
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祁亚轩。此外，书法、摄影、乒乓球都是他的强项，甚至他还担任过矿职工篮球赛的裁判，吹着口哨在灯光球场往来穿梭，令人艳羡。我不懂球，不敢置喙，就是他那怪怪的行草书法，也难以揣摩来历。老辣，刚健，奇崛，有着郑板桥的风骨和八大山人的孤傲，恰是应了那句话：字如其人。非如我等，流于二王的浮丽。
印象中，我和老祁是交流过彼此写字的体会的，也互换过作品。我也一定是给他刻过一二枚印章。每年的五一、十一节庆，矿工会搞的书画摄影展览，也都有我们的作品参展。我也将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孟德义先生介绍给他，他们年龄相仿，性情相投，遂成为很好的朋友。老祁也给我介绍了一些他的朋友及同事，高岸青、朱建德、杨绍君、孙荣耀、王洪敏、于跃清、纪尚君、都淑清、陈娟，乃至从日本留学归来的他的101地质勘探队的同学张吉祥，等等。我和老祁的家人也很熟悉，每年春节，我是一定要去给祁叔祁婶拜年的，有时赶上他们家人聚餐，也不客气地加入其中……老祁并非好酒之人，但他会让他的弟弟、妹夫陪我喝，生怕我露出窘相。
四
大概是1986年春天，五一劳动节，三哥和我陪祁亚轩、祝全华和从部队转业回来刚分配到宣传部的石晋忠来树基沟玩，这也是孟德义老师委托我向他们发出的邀请。
孟老师谓之：雅集。
我们从北三家乡乘坐通往树基沟矿山的绿皮小火车，沿着山脚，晃晃悠悠地行驶，两边青山绿野，水流花开。晋忠挎着部里的相机，却不肯轻易拍照，他要省着胶卷，等大家合影用。老祁背了一兜子牛肉、鱼肉、午餐肉和水果罐头，都是他来之前在矿上的副食商店找经理批的——要知道，那是上世纪80年代，这些东西还很金贵。
晚饭是在我家吃的。孟老师也早已被父母请到了家里。
第二天上午，孟老师和我们一干人等就去了铁道南的前山，那里有一个石头砬子，算是当地的景点了。这时，正是山野菜丰收的时节，树林中遍地都是蕨菜、猴腿、婆婆丁、小根蒜、青、红毛广，石砬子周边更是刺嫩芽密集之处……祁亚轩、石晋忠和祝全华很兴奋，纷纷脱了上衣，颇有一网打尽之意。然后我们又沿着小路上到山顶，看那更远更高的山，更长更亮的水。所谓踏春郊游，大抵如此吧。
天近中午，孟老师责令收兵，去他家喝酒。此时，孟老师夫人(我们叫侯姐)正在家中杀鸡宰鱼，凉菜热菜摆满桌子，啤酒白酒一应俱全。但我们并没有饿虎扑食，而是欣赏孟老师的墨宝，讨要一二自不必说。记忆中，老祁来树基沟专程会孟老师可能仅此一次。孟老师也并不经常上矿里，但只要去，只要有时间，老祁我们就会在一起吃喝一顿。有时在饭店，有时干脆就买些简单的食品到我的宿舍，谈文论艺，不亦快哉。
那时，我们宿舍住四人，属我招人。
记得有一次，冬夜。祁亚轩、祝全华、三哥和我，我们在宿舍小聚。我们大概是喝了一瓶白酒和几瓶啤酒之后，才发现窗外下雪了。然后谁就提议出去走走，看雪。我们先是沿着宿舍楼后的小路上到黄泥岭，再从岭上的另一条小路下来，顺着山坡下的矿区公路一直往下走，不觉就到了团山子老祁家楼门口。
老祁说，进屋吧。
我们说，不了不了，不喝了。
老祁说，不喝，就聊聊天，聊文学。
于是，我们鱼贯而入。在床边的一小块空地，我们坐在小板凳或是干脆坐在一摞书刊上，干聊。老祁爱人假寐在床。屋里烟雾缭绕，半开的房门上，两个图钉吊着一幅有些怪异的字，那是老祁的墨迹：我行我素。这四个字，可谓老祁的真实写照。
若干年后，这个雪夜如同电影慢镜头一样，在我的脑海里时隐时现。
那是一段多么美好、快乐的时光啊!
五
1990年吧，有一阵子我去宣传部玩，看到老祁总是在旧报纸上练毛笔字，也不临帖，而是一味地写些情啊爱啊恨啊什么的单字。字很大，也很乱。后听晋忠说，老祁离婚了，而且要和情人远赴内蒙古赤峰一个叫大井银铜矿的地方。
离婚?情人?这在当时还有些刺耳的字眼，让我不敢相信。
私下里问老祁，得到确认。
现在已经记不清我们是怎样与老祁告别的，是不是也到苍石火车站送他，就像当年他在火车站送我和祝全华去辽宁文学院学习一样。对于我们这些文友，老祁不会不辞而别，我们也一定会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
此时，我的桌上放着几封信，那是老祁的：一封是1990年4月19日写给我，20日寄出的，是他离开红透山一个月后的来信或复信，210字稿纸，共7页。一封是1992年4月7日，在得知我即将结婚的前几天，托人捎来的，“因明日赴京城开会，喝不上你的喜酒了，甚憾!”“祝你们好好过一辈子!”信中附赠一幅字并礼金。第三封信是1993年7月14日早8时36分写毕，15日寄给祝全华和我并收的，“时间关系，不一一复函，按来函顺序，写了回函。莫挑理。我是否圆滑了?”信中提到祝全华和我的两篇稿子(估计我俩给他的信中附了样报)，分别给予了点评：二弟的文学创作意识有了深刻的变化，修正了偏执、情爱的专一手法，又走进了一片新天地，于此后将大展宏图。我相信煤都的文坛上不久的将来会腾升起两颗璀璨的新星……末尾，老祁亦提醒我俩，不可钻进一条死胡同，市场经济，要顺势而为，摒弃文人的穷架子。
现在我还是想抄录一下第一封信的内容(部分)：
带着一腔爱与恨，离开了养我的故土、父母、弟妹及可亲可敬的朋友。当时的心情很难用语言描述。当我踏上西行的列车，那颗流着血的心像火烧火燎的一样。我不否认，我是个男子汉，可我此时此刻不如一个女人，如果不是她，我会退缩，会回到那条版图上寻觅不到的山沟里。
离开了那山，那水，那人，那块铜的土地。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情绪一下坠入低谷。人究竟应该怎样活着，怎样追求?记忆，又唤醒了我，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宿舍醉酒，
雪夜漫步，
故乡采风，
墨海神聊，
读书品评，愤世嫉俗的狂言……
行前，同你谈了转职大井一事。在此我已改变初衷，不要来了。并非我恐多事，是这儿甚苦，偏僻无二。让我为你描述一下这儿的风吧!你先稳稳神，壮壮胆。准备好了吧?我开始了——
从天西方姗姗而至，始时腼腆的像一位出嫁的少女，那样矜持、害羞，慢慢也就放开了胆子，撒开了面皮，无所顾忌，掀起沙草，继而就翻脸，呈一十足的淫妇，赤身裸体，张牙舞爪，用肮脏的尘埃，遮挡了日月。甚而，狂淫大施，呼啸着，撕裂着，残酷，暴戾。人不见了，天日隐去了，树木拔起，整个世界天昏地暗，不复存在了。
这个描述并没细思，稍有些夸张。我把这儿老乡流传的几句顺口溜现于纸上，这是最洗练形象之概括(对这个地区)：
有山和尚头，
有河水不流。
一年四季风，
黄土漫天游。
希望你安心那里，好好混吧!
信尾，老祁告诉我市文联《五月》杂志社要在七八月份组织大井搞采风活动，让我和他们一起去玩，“相聚在大漠的草原上!”
六
这是我第一次去内蒙古。从赤峰下火车后，再乘坐长途客车，经翁牛特旗、巴林右旗，向左行驶直奔林西县。
大井银铜矿，地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官地镇中兴村。据国家文物局资料，早在2900多年前，先民们就生产、生活在这里，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商周青铜器文化，现仍有大井古铜矿遗址存在，为研究中国北方古代铜矿开采、选矿、冶炼、铸造技术及发展水平提供了实证。
老祁和他的部下小马(蒙古族)开车在县城等我们。
这是我们分别后第一次相见。老祁似乎还是老样子，但又明显感觉面部有些糙了，黑了。
车快到大井矿的时候，见路上有人边走边晃，踽踽独行。老祁说，那是当地牧民或矿上的人，喝多了酒，往家走呢!这里交通不便，每天的客车只有上下午两班，当地人出去办事、走亲戚，找朋友喝酒，除了骑马骑自行车，基本就没有别的交通工具。而喝多了酒，又骑不了车、马，只好步行。有时醉倒路旁，就睡一宿。
虽然是笔会活动，十几个人，晚饭还是在老祁家里吃的。他说，第一顿饭一定要在家里，这是当地的风俗。
这晚，我喝多了，也情不自禁地哭了。第二天祝全华说我吐得那个热烈啊。
这，也在我的预料之中。
矿上几日，老祁带我们参观了坑口、选矿厂等生产单位，自然也去了他的办公场所——党委宣传部。老祁现在是部长，党委书记、副书记、矿长，也都是由红透山矿转调过来的领导干部，这让我们倍感亲切。但诚如老祁所言，这里的自然环境实在恶劣，就是比偏居东北一隅的、坐落于大山褶皱里的红透山矿亦相去甚远，矿区周围除了灰土就是黄沙，哪里有什么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也是矿山的特点吧。想来也并不奇怪。
过了两天，老祁和小马带我们去草原。临行前，买了很多蔬菜、猪肉、啤酒、罐头放在车上。小马说，草原上牧民家除了牛羊肉，就没有什么吃食了，怕我们不习惯。我们的目的地在锡林郭勒，即使在内蒙古，那也是一个遥远的地方。这里与大井矿比，简直就是另一个世界，说是天堂也不为过。蓝天，白云，一望无际的绿草以及各种颜色的花儿，奔跑的马，成群的牛羊，高远的天空中孤独翱翔的雄鹰——刚开始的时候，那鹰仿佛一动不动地挂在那里，谁知，一道暗影闪过，它已扎入大地，杳无踪迹。
我们也知道了草原上的蘑菇是成堆的，如果仔细观察，草地上那些呈黑绿色的一圈一圈的地方，就一定有蘑菇。当地人叫蘑菇圈。
我们吃了一天的羊肉、牛肉，还有奶茶、奶豆腐，喝没完没了的青稞酒，听蒙古族朋友唱歌，弹马头琴。也骑了一会儿马。临回时，牧民大妈给我们带了许多晒干了的奶豆腐，说是无论放多久都可以煮着吃。我的确也带了几块，只是家人吃不惯这个味道。
若干年后，我和朋友从赤峰开车去阿斯哈图石林玩，路过林西，忽然感到，这些都是依稀的往事了。
七
1998年春天，我从红透山矿辞职去了沈阳。2001年6月，当我南行近一个月回来，得知祝全华也来沈阳打工了。这年初冬，我就请他住进了我的东塔小屋。
查看日记是11月5日，祝全华下班和老祁一起回来。他介绍，老祁是来应聘一家房地产公司文案策划的，需要暂住这里几天。我当然高兴。可是屋中只有两张单人床，祝全华一米八五的个子，自然独居其一，我虽矮小，但老祁毕竟也是一米七几，我俩……好在我们都能克服。吃喝完毕，再海侃神聊一番，一晚不睡觉也就过去了。
那时，老祁已经从大井矿回到清原县城了，但我现在不确定他是退休还是什么原因，总之没有回到红透山矿工作。这次来沈阳，印象中老祁住了半个多月，应聘的事儿成了，但做了一段时间，就又回县里了。
我手头有的老祁给我的第四封信(确切地说应该是一张字条，或曰手札)，是2002年4月4日写的，不长，照录如下：
程远：
关于“药店”一事，一直忙活了四五天，仍无结果。有场地环境不好，环境好又无场地，加之其他原因，此事只好搁浅。先回去了。
凡事勿可操之过急，急中可致出乱、出错。凡事也不能强求，伺机再说。
沈阳一行，蒙老弟关照，感激。谢字太浅，会记下的。
祝快乐，发展。
又，《策划旋风》读后送还。
兄 亚轩 四月四日晨
印象中，这封信是我中午下班后，在住处的桌子上看到的。无疑，老祁回家了。这也是我所知道的老祁在沈阳的两次找事做的过程，这方面情况，可能祝全华会比我了解得详细一些。我只感到，除了短暂的住宿和一些吃喝外，我没有帮上他什么忙。一是我的人脉有限，再是什么房地产广告以及开药店之类，我的确外行。老祁灰心而去，我的心里也如打翻的五味瓶。
之后，老祁我们就少了联系，虽然彼此都有电话，但似乎再没见过面。直到2011年7月，抚顺作协在市郊一个水库边的大柳村开笔会。
会期好像五天吧?我和祝全华从沈阳到抚顺集合，然后去往乡下。刘永华老师对我说，这次除了祝全华外，还有我熟悉的解良、马人骥、杜玉祥、尹航、丁彦、高敏、刘远慧等。祁亚轩也邀请了，虽然这些年不见他写东西，但老哥们儿，借此机会聚下。刘老师想得周全，让我感佩。记得当晚，解良、马人骥都即兴表演了满族歌舞，我和老祁、祝全华不擅此道，但一定也是追忆往事，掏心挖肺悲欣交集。次日上午，大家又在水库边晒太阳，老祁和刘老师讨论股市、基金什么的，都是一些金融时尚新词。我兴趣不大，就拿个相机拍着玩。
文联专业摄影家王晔揶揄我道：哪有大中午拍照的啊!
现在想来，也多亏了我的瞎拍，留下一些曝光过度的影像。
这次笔会，祁亚轩、祝全华、解良几人都是提前撤的，只有我和马人骥等坚持到最后，因为老作家高其昌先生来得晚，我们等他见一面。
八
笔会结束，和老祁又是很长时间没有见面。
他好像还是住在清原。但有那么几次，我回红透山玩，似乎又听说他离婚了(二次)，不在县城住了，搬回了红透山。怎奈，来去匆匆，都没有主动去见他——我今天这样说，也肯定是一种托词，再没时间，能和其他朋友吃饭喝酒，就不可以找老祁吗?哪怕一次。我肯定也想过，或干脆就提议、示意过，在酒桌上。朋友们说老祁患了脑血栓，虽不严重，但也不愿意出面应酬，尤其饭局酒局。很自闭。朋友们多是在早上，或傍晚，能够碰见他一个人在马路上跑步，有时也在矿区的体育场、学校操场。后来，我的父亲也患了脑血栓，我再回老家，就会陪父亲遛遛弯。父亲说，他有时也能看到祁亚轩。果然，那天没过多久，老祁就出现在团山小学的操场上了，并且看到我和父亲站在单双杠这边，就主动过来打招呼——除了有些口吃略显笨拙外，其他看不出多少变化。我没有唐突地问他病情，只是说他要保持良好心态，加强锻炼，提高生活质量，老大哥别让小弟担心云云。
老祁笑了笑，就继续跑步去了。
我陪爸爸回家。
谁知，这竟是我与老祁——祁亚轩——我应该叫祁哥的最后一次见面。
2021年3月5日上午9点55分，我无意中瞄了下手机，看到晋忠给我微信留言：祁亚轩昨晚去世了!
好一会儿，我才问：脑溢血吗?
不是。自缢。肠癌晚期，不想拖累孩子……
我给刘老师微信，告知此事。这几年里，我和刘老师不多的几次见面，或电话、微信，他都向我打听祁亚轩的情况，我也只能把我所知道的知会与他，仅此而已。
怎么能这样呢?唉，小祁啊小祁……手机那端，刘老师不住地哀叹道。
我亦是无语凝噎。
我们都想去红透山与祁亚轩告别，但晋忠说，已经来不及了，殡仪馆的车已经开走了。
红山文学社微信公众号在3月8日至3月9日分别推送了祁亚轩两篇文章，一篇《发愿》，一篇《镌刻在心底的那个人》，前一篇落款写于2018年故乡小城，后一篇没有落款，但从文章内容看，也应该是近年所写。这，让我感到非常意外。因为二十年来，我一直以为老祁早已不写东西了，因为生活的颠沛，身体的病情，周遭的氛围，早已使他丧失了写作激情，何况文学在现实社会中原本也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不仅他，当年那些团结在他身边的文朋诗友，不也大多放下了笔么?二十年来，我们虽然断断续续接触了不多的几次，虽然不再像当年那样亲密、默契，乃至惺惺相惜，他也知道我一直在做报刊编辑，但他就没有向我透露过一次，他还在写，哪怕偶尔为之，是不是拿出来发表一下?有点乱，我好像没有说清楚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老祁还爱着文学，还在创作，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会主动和他接触，找回从前的我们，无论从现实生活，还是内心领地，都不会使他一个人在故乡小城，如此孤单和落寞。即便生病，也会缓解些吧!
这可能也是我的一厢情愿。
或者，这两篇东西真就是他心血来潮之作，就这些，再没写。我不知道。
一切，悔之晚矣。
——打住了，这篇沉重冗长的文字。再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我可能回到故乡红透山给父母扫墓。但我说不准能不能也去看你——祁哥。或许会联系你的亲人，请他们给我复制你最后的时刻。你的一生。
而今夜，我只想你。
清风明月，自有归期。总有一天，我们会再度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