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像你说的，我真能面对真相吗?那些当年美人的命运，令人悲喜交集。她们之中，结局好坏的比例，跟掷铜板一样，五十对五十，这是个多么大的悬念。你，是好的这个五十，那么，你想想……我只有求上帝保佑她了。我这三十年，不停地忏悔。我过得越好，我的哀伤越深。今天下午，我才听了一个日本二战老兵的报告。他一直强调他对自己在战争时期盲从军部的懊悔。他连战场都没有上过……
他停下来，看向她，像在等她的回答。她小心地问：有时我也会想，忏悔也只是寻求解脱，还是为了自己，也许这就是我们寻不到安宁的原因?我不敢多想，想得多，会钻牛角尖。
你是做研究的，你也知道，做科学研究的人，在试验室里留下的一本本原始记录是多么重要。它们也许一时用不上，也许永远用不上，但是，做了，就是对科学的尊重。我做那些采访，记录，人家说对后人会有什么重大的意义，我看也未必。他苦笑一下，说，这就是萧伯纳讲的，The only thing welearned from history is that we learned nothing from history.(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我们从历史中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见她一愣，他摆摆手，又说，但是，我还是要做记录，它是对我经历的时代的一种交代，是对生命中碰到过的人们表示尊重的一种形式吧，我愿意这样想。作为个人的标准，我想，哪怕这辈子再也见不到红梅，如果我能在合适的时机，将自己的故事告诉我的妻女，那么我可能就真的走出来了。也许永远也不会说，这点，我还没想清楚。他取下眼镜，在衣角上擦擦，对照灯光照了一下。
她看他将眼镜戴上，才说，你做的那些工作，你的那些记录，会很有价值的。你说的这些，让我想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Lev itt)最近很畅销的一本书，叫作《Freakonomics》(搞怪经济学)。他做的研究，就是从各种记录资料里，挖掘发现人的行为模式。像我们英特尔，还有谷歌等都请他来演讲过，听众非常踊跃。人家都说，他将来可能会因此而获诺贝尔奖呢。
噢?我倒要看看这本书。他从双肩背包里掏出笔和笔记本，让她将书名写下。图书馆该找得到的，她将笔记本递回给他时，加了一句。他接过，用笔在上面画了几下。她在一旁吞吞吐吐地说，我，还有句话不知该不该问……他抬眼看她，点点头，那眼神有暖意。你觉得，你那时对红梅有很深的感情吗?她问。他的眉头又皱起来，看上去有点困惑。
就是说，你今天回想，你跟红梅，有没有那种叫爱情的东西?她又加一句。他的心又给钳了一下。他想过，要将红梅带出那个山地的;他也真诚地承诺过，他要帮助她那个可怜的家庭……他停在那儿，好一会儿才说，我在这里听过耶鲁大牌教授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的学术报告，他说，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浪漫爱情，是莎士比亚一手创造的。可那时，我们读过莎士比亚吗?我只读过《苦菜花》。她呆住，女主角娟子在山路上与试图强奸她的坏人搏斗……她也读过那本书的，她却没说。
他的目光变得温和起来，偏了偏脑袋，说，那么你呢?你对他有吗?她抬抬眉，心又给钳了一下。她哭着奔向竹林的那个夏日午后，有一个瞬间，她想过的，她多么愿意坐在旭东腿上的是她!那个非常流氓的想法，让她生出巨大的恐惧和绝望，她抱紧一竿修竹，听竹叶跟她一起哭得沙沙作响。
见她没答他的话，他笑起来，说，你可以不接受我的采访的。她也跟着笑了笑，心下却生出些许不安。他摆摆手，从背包里掏出一本书，说，这是我写的一本书，作为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大概你会感兴趣的。黛青色的封面，叠嶂隐隐的山峦依稀可辨，上面竖排着一行潇洒的行书：“另一种历史的故事”。“王旭东著”这几个小号的印刷体，老老实实地缩在封面角边。
她小心地翻开扉页，递过去给他，说，一定好好拜读，给我签个名吧。他掏出笔来，表情庄重地在上面写下：“每一个人的文革，王旭东”。停了一下，他又哗哗添出几笔，才双手递回给她。
她看到“王旭东”的下面，画出一道破折号——“特蕾莎的流氓犯”。她轻轻揿了一下眼角，没有让泪水流下来。谢谢!她说着，将书小心地放进包里。这是一本暂时还不能与家明分享的书，她想，忽然有些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