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后来，父亲去镇上，就只带着我，他说我是他唯一的儿子，其他的都是狗日的。父亲照例去茶馆喝茶，给老七钱的时候，也不避我，我深知告密的危险，因而做了父亲忠实的“同盟”，这也是父亲一直赏识我的原因之一。当然，母亲照例会和父亲吵，但力度终究小了很多，她似乎也对父亲无能为力，每次吵架也只是想把心中的那团怒火喷发出来而已，这场潜伏着的暗流一直到母亲喝了氧化乐果才消停了下来。
我最后一次跟着父亲去茶馆喝茶是十二岁。那时我刚刚小学毕业，因为考了全乡一百三十个学生里的第三名，父亲说要奖励我。那天的太阳火热，父亲的心情也和天气一样好，我原本想着能让父亲给我买一个有公鸡叫鸣的电子手表，可我们一进茶馆，老七就迎上来说：“人殁了。”
“哪个殁了?”父亲一愣。
“你家的那个她殁了。”老七加重了语气。
“什么时候?”
“前天夜里。”老七边倒茶边看着父亲的脸色，犹豫半天才说，“被那个狗日的喝醉酒打死了。”
父亲仍然没反应过来，他直愣愣地望着老七，两眼空洞。老半天，他突然起身，疯了一样吼：“老子宰了他!”(当了箭子川的村支书后，父亲说话，喜欢用老子两个字。)父亲起身的时候太猛，肚子撞了一下桌角，桌子就向我这边搡了过来，我来不及反应，就被撞翻在地。老七过来一把拦住父亲，低声吼：“你添什么乱。”不知是老七的一句话喊醒了父亲，还是父亲自己回过神来了，他握紧了双拳，额头的青筋暴涨，目露凶光——那是我见过父亲最为愤怒的一次，但父亲心中怒气，还是被硬生生压了下去。老七将父亲压在了座位上，重新收拾好茶桌，给父亲倒了茶，又为他点上一颗烟，拍了拍他的肩膀，叹了一口气走了。
那个下午，我陪着父亲一直坐到了傍晚，父亲一言未发，茶也未喝多少，除了一颗接一颗地抽烟，姿势一成不变。我浑浑噩噩地趴在桌子上睡了一觉，醒来后无事，就用茶水在桌子上画喜鹊，我先画了喜鹊的头，觉得像麻雀，就擦掉重来，又画了喜鹊的身子，觉得像松鼠，再擦掉……直到我画了一个完整的“四不像”，才发现我合理安排了那个下午闷热而压抑的时间。我看了看父亲，他仍然面如死灰坐着抽烟，茶馆里的人都走了，父亲安静得像一尊塑像。老七坐在柜台后面的椅子上，摆弄着一只白玉把件，他似乎也忘了我们的存在。我觉得还有时间能把喜鹊画得更好一些，就抹掉了桌子上的图案，正想着要从何处开始画的时候，父亲突然将一把钱扔在了桌子上，他说：“这些都归你了。”我不懂父亲的意思，那些钱，放在那个年月，足足顶得上一个教师一个月的工资，我犹豫着要不要将钱收起来，父亲说，“拿着吧，奖给你的。”他死灰般的脸上竟然挤出一丝微笑。我收了钱，父亲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烟灰，伸展了一下身子，说：“回家吧。”
老七执意不肯收父亲的茶钱，父亲却执意要给。老七说：“忘了吧，怪她命不好。”
父亲说：“怪我，怪我。”
老七说：“好在大儿子成家了，回来料理丧事，一切都能办妥的。”
“老二呢?有消息吗?”父亲问。
老七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说：“有十年了吧，毫无音信。”
父亲也跟着叹了一口气，冲老七艰涩一笑，将老七推回来的钱塞在了老七的手里：“拿着吧，这是最后一次。”父亲又补了一句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到易水茶馆。”果然，那天之后，父亲再未踏进过茶馆半步，他与茶馆之间形成了一道沟壑，将父亲的前世今生彻底分开了。
……我们进去的时候，吴六斜躺在茶馆的小椅子上半睁着眼睛，宽塑料带编织的顶棚倾斜下来，一片巨大的蜘蛛网在裂开的口子上铺开。茶馆中央的水壶突突地冒着热气，把对面灰暗的墙壁笼罩起来。靠里的角落里，三个中年人围着方桌喝着盖碗茶，其中一个嗑着瓜子，一个唱着音调不准的秦腔，仿佛狼狗的爪子在门板上抠痒，拙劣透顶，另一个则闭目养神，像吴六一样窝进椅子里。年将五十的吴六右眼眉梢上有一道长约一寸的刀疤，隐隐的像一条虫子趴在上面，有着和他的年龄相称的阴郁和稳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