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拐弯抹角地先后和三个医生谈过我的病情，发现他们都含糊其辞，除了鼓励我配合治疗，并没有什么确切的结论，这令我一度有些灰心，但医院觉得他们在短时间里让一个像我这样具有十五年病史的重度病人有了正常人的思维，真是一个妙手回春的伟大成功，他们开始在医院的宣传栏上对我做了大篇幅的入院前后的类比。我曾就此事与院长做过交涉，但院长反而质问我：“难道你不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吗?”院长的语气让我十分恼怒，就像一个教师对他调皮捣蛋的差学生表扬的那样：打破零分就是一个奇迹。我不想成为那个打破零分的孩子，也不想成为医院的“样本”，况且，我对自己的病情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理智的认识，我承认医生说的“只要不受刺激，就基本上是一个正常人”这样的论断。
尽管我没有变得更好，但这不影响我对三哥的感激之情——不论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初衷，但我却是因此而受益了。或许，很多时候，恩和怨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名词，就像法和律一样，我们总是因着我们固有的惯性将它们合二为一，但事实上，它们是能够完全分离开来的，并不相互掣肘。至于老高，从理论上来讲，他并没有改善自己，我也因此对他抱有薄弱的愧疚之心，我觉得三哥伤害了他，我作为三哥的亲兄弟，理应承担这个罪责。
那是劳动节的午后，医院的工作人员外出聚餐，老高在早上鬼哭狼嚎地吼了一阵——这是他每天早上的必修课，仿佛不这样做，他就会被别人遗忘。说真的，有时候，我就觉得老高是故意这么做，他想引起别人的重视，他更想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写过上百万字文学作品的作家。自从进了这里，他比以往更加看重“作家”这个称号，他强烈要求医生护士以及病人们都叫他作家。他对那一沓始终随身带着的秦腔剧本珍爱如命，所以，在他安静的时候，一定是为那个剧本的修改绞尽脑汁：一会儿仰天长啸人生如梦;一会儿低头叹息怀才不遇;或兴奋疾走，或辗转反侧……“你知道我的作品的分量吗?——能得诺贝尔奖的!”他逢人总是这样毫不脸红地夸耀。
我说通了值班的护士去看老高——护士们大都知道我是周主任的亲弟弟，再加上我在病情好转之后越来越彬彬有礼，使得我在医院能像正常人那样自由行走，甚至能加入到护士们的聊天当中，搞得她们很多时候都误以为我真的就是个正常人。老高正对着那一沓稿纸发呆。我在他肩上拍了一下，他如梦初醒地回过头，看着我傻傻地笑起来，这让我很不习惯。要知道，以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都是暴跳如雷，先是骂三哥背信弃义，置他于死地，接着就又骂秀萍忘恩负义，与外人合伙整他，然后就责备我在他背后捅刀子，骂我是个不仁不义的家伙，最后，他就劝我一起逃走。他说，等出去了，就找我三哥和秀萍算账。我倒是同情他被困在这里的憋屈，但一想到他要找三哥的麻烦，我就不理他，我无法做到“他不仁我不义”，只好以我的病情做借口，一而再地搪塞他。
“成了。”他说，“这是第五稿，再不改了。一定是个惊世之作。”
“哦。”我应了一声。我无法体会他的喜悦。
“我一定要把它排出来，让世人看看我的才华。”老高握着拳头站起来，盯着我两眼放光，见我无动于衷，又说，“不，应该是我们，这军功章里也有你的一半。”
“不，与我无关，都是你的……”我慌忙摆手。
“你知道吗，是你给了我灵感，不然，我也做不到如此完美。”他又开始在屋子里来回走动。
“那又怎么样呢……”我本想着再劝劝他，让他回到现实中来，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
“这是我最后的梦想，为了实现它，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他忽然在屋子中央站住，盯着紧闭的门说，“我不能再在这里耗下去了，不能活，毋宁死。”他攥紧拳头挥了挥，像一个悲壮的将军。我说：“还去报仇吗?”老高说：“我的命都在剧本上，只要剧本有出路，其它一切皆是浮尘。”我说：“老高，我一定帮你实现愿望。”老高说：“是啊是啊，与子同裳，与子偕行!”我说：“对，奇迹已经出现了，就一定还会有奇迹。”老高望着我，眼里闪着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