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时间回家吗?”老高又问。
“大概……应该没有吧。”我糊里糊涂地回答。
老高重重叹了口气。在“妻离子散”后，他总是这样叹气，要不是为了他那个狗屁不通的秦腔剧本，他可能连努力活着的勇气都没有了。“再等等吧，等我们真正扬眉吐气了，再回去。”我的声音极小，最后的三个字几乎是还没出口，就被风吹走了。老高又叹了口气。
二哥出来的时候，脸上又挂满了笑，他说：“家没了，家早就没了。”
2
不得不承认我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那五个月艰难时光，对我后来生活的巨大帮助——我几乎摆脱了那种自以为是的精神洁癖。在我突然发现我并不是太上老君座前首席弟子的时候，我竟然清醒地意识到我之前的胡作非为并不是我的本能反应，而我曾经大肆宣扬的“救人出苦海”的荒谬言论，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冷笑话罢了。我甚至明白，我的虚妄和无知完全是潜意识里自我保护的天性所致，那种一直伴随着我的恐惧和突然莫名爆发的因激动而带来的暴躁，仅仅是对外部世界的防范和拒绝。而这种貌似与生俱来的本能反应，从那个校长的儿子一砖头拍向我脑袋的时候，就已经滋长了出来，折磨了我将近十五年。现在想想，这十五年在我的一生中就像一个漫长的梦，它毁掉了我应该得到的幸福，在我梦醒时，周围的一切是那样陌生，那样紧张，那样让人无所适从。
所以，我对五个月来老高毫发未变的样子充满困惑。他在五个月里度日如年、受尽煎熬。他时常挥舞着拳头，冲着大夫护士大喊：“我没病，放我出去。”但大夫护士才不管这些，他们把持着职业操守：认真、严谨、一丝不苟。因而，老高对三哥的仇恨日益加深，他一再表示，等有一天出去了，要亲手宰了他。他不但这样说，也这样做——逃跑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他无时无刻不为这件事做着准备：他喝过乱七八糟的药水，得过急性肠炎;他试图从二楼的窗台上跳到医院外面的巷子里，结果摔断了右脚踝骨。他费尽了心机，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成了医院严管的“具有攻击性”的重症病人。曾有一段时间，医院的工作人员极为苦恼，他们对这样的病人失去了治疗的信心。院长亲自找三哥谈了谈，但三哥却说让医院再忍忍，让他再住上半年，实在不行的话，就放弃治疗。院长和我们的主治大夫、护士商讨这件事的时候，就在我的病房里，当时我正在做一项治疗效果的测试。院长说：“周主任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护士陈大姐对三哥极为敬佩，她说：“周主任是个热心肠人，他轻易不求人，既然这样说，我们一定尽力办。”于是，医院就对老高加大了看管，我每天都能听到他撕心裂肺的大喊大叫，真像一个十足的疯子。我觉得三哥这样做真是太过残忍了，他不能这样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但那时我竟然不怎么恨他，反而觉得老高的确是病得不轻——一个为了所谓的艺术而不顾一切的人，要比我这样执意拯救世界的人病得更重。
“越来越好了。”陈大姐对我的状态十分满意，言语之间也充满了喜悦和兴奋，仿佛是她亲手喂养的母猪生了一窝猪崽。“那个‘作家’如果像你这样配合治疗，他也应该能很快好起来。”
“他到底有没有病?”我终究还是对老高的病情怀有疑问。
“怎么说呢，你看看，你听听，有没有病?”陈大姐这么说的时候，老高正在隔壁呼天喊地地挠墙。我替老高难过起来。陈大姐又说，“病得不轻啊，重度幻想症，幻想症和精神病的区别在于，幻想症患者只会在空中想象出一座城堡，而精神病患者则会搬到这个城堡里去住。”陈大姐总是这样，喜欢在病人面前卖弄自己的学识。
“那我是住进城堡的人吗?”
“呃，算是吧，怎么说呢，你这种器质性疾病与其他原因引起的疾病有很多相同的临床表现，严格来讲，你要比他更严重一点儿，但你做得很好。”陈大姐给我扎好针，对我竖了大拇指。
“那能彻底治好吗?”
“怎么说呢，”陈大姐想了想说，“只要坚持治疗，积极配合，会……好的。”她说完这话，就匆匆走了，但我还是瞥见了她眼中那不易觉察的为难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