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有一张靠着窗户的书桌，一个搁放复印传真一体机的木架，一个能够伸缩调节的单人沙发，旁边是一个方形小茶几，搁放水杯和零碎杂物。此外的地方便都是书柜。六个直抵天花板的书柜，严严实实地遮住了两面墙，完全相同的样式，普通的刨花板材，一个书柜的中间横隔板被压得弯曲了，另一个书柜门的合页损坏变形，难以关严。
这是我的书房，布置毫无特色，书柜材质也普通廉价，无法与一些朋友们或者高档或者充满设计感的书房相比。但我并不曾感到惭愧惶惑。就好像在一家餐馆里享受了足够丰盛的美味，为什么还要在意杯盏不够精美呢?
每天下班后，回到这间屋子，站在两排书柜前，望着满柜的图书，真正有一种放松之感，仿佛倦鸟归巢，悠然惬意，心满意足。尽管这很可能会被人嘲笑为书生迂腐，我却是真实地享受这一点，其确凿之感丝毫不用怀疑，就像阅读一本新书时，耳边的沙沙声和手指翻动纸页的细腻的触觉。
饮水思源，有时我会想到它们汇聚到这里的过程。
书的积累，是在数十年的漫长时光中渐次完成。它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些书柜里，仿佛每年征兵季从四面八方奔赴同一支部队的士兵。但接兵的人会记得，这些相互之间原本素不相识的新兵，分别来自哪一个省份，是城市还是乡村。有一些书，我也依稀能记得购买时的环境背景，周边街巷的模样，不同季节里光影闪烁的情形。
有一些书的扉页上，很郑重地记着购书的时间和地点，它们对应的是个人藏书史的早期阶段。这本诗人戴望舒翻译的西班牙作家阿索林的散文集《西班牙小景》，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次旅行的收获。那时我从北京乘坐了几十小时的火车到福州，换乘长途汽车到厦门，然后继续一路南行直到广东汕头，为了去看一看建立不久的汕头经济特区。我在福州西湖边上的一家书店，购得这本薄薄的小书，在此后几天的旅途中随时翻上几页。当时我参加工作不久，新的生活正在眼前缓缓展开，时常会感到内心激情涌动，对作品中弥漫着的时光流逝的忧伤，麻木凝滞的生活的哀愁，一种源自古老文化的衰弱无力感，还有一层隔膜，直到二十年后重读时方才有了深切的感受。当时印象更深的，是在泉州街头看到的惠安女的奇特的打扮，是车窗外低矮的丘陵上连绵无尽的荔枝树，绿油油的叶子在阳光下闪亮。
这本署名“山东大学中文系《杜甫全集》校注组”的《学诗访古万里行》，则让记忆闪回到另一个方向，大西南群山环抱中的成都盆地。在成都春熙路热闹的街头，我买到了这本书。它是师生作者们沿着杜甫的平生行踪实地考察的记录，自然包括诗人在安史之乱后“漂泊西南天地间”的流亡岁月，也成为我接下来的杜甫草堂之行的向导之一。草堂时期是诗人难得的一段安宁时光，他写下了不少表达内心愉悦的诗篇，成为其苦难生涯中的一抹罕见的暖色。这本书连同此前的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普及版《杜甫诗选》，引领我进入了浩瀚深邃的杜甫诗歌世界，其后数年间搜集了多种版本的杜诗研究著作：仇兆鳌的《杜诗详注》，钱谦益笺注的《杜工部集》，冯至先生的《杜甫传》，我的大学老师陈贻焮的皇皇三卷本百万字《杜甫评传》……从一颗伟大诗魂中发出的精神光芒，从此长久地闪耀在我的眼前。
我的履痕自然不限于上述地点，因此也就有更多的书，在跨度很大的时光中，从天南海北次第走进这间书房，栖身于不同的书柜里。这些书籍扉页上的题记，让我想到西安古都巍峨厚重的古城墙，华北县城雨后的清新宁静，太湖边江南小镇上秋日浓郁的桂花香气。一些生命的记忆，留存在这些封面已经泛黄起皱的书中，就像气味被密封进瓶子里。
当然，书柜里大多数的书籍，还是来自栖身数十年的这座城市。它们在来此安家之前，曾经分别暂居于王府井书店、西单图书大厦、海淀书店，还有名头没有那么响亮的众多书店。尤其是那些从古旧书店淘得的旧书，记忆最是鲜明。有数年之久，当时还是单身汉的我，周末休息日的一个常规节目，就是骑着自行车，连续不停地逛多家旧书店：琉璃厂海王村书店，东单南口中国书店，东花市大街中国书店，新街口中国书店，最后一站是海淀镇的数家旧书店……线路事先规划好，依据的是多多益善的原则。一天跑下来疲累不堪，但一回到宿舍，把一天的收获摆放到桌子上，翻阅摩挲，浓郁的愉悦很快就充溢胸间，将倦怠感驱逐殆尽。如今回想起当年的这一幕，恍若隔世。
当然，我也并非不懂得与时俱进，近年来的图书，大多都是网上下单，三五日内就送上门。没有了那些奔波和期待，但附着其上的回忆，也失色了不少，可见任何便捷总是要付出相应代价。寻觅很久的一本书终于在某家书店一处不起眼的角落里被发现，耐心细致地清洁修补另一本书脏污漫漶的封面，这一类的快乐，非同道者难以体会。
书的积累最初是缓慢的，一是因为囊中羞涩，买一本书不免要斟酌踌躇，二是当年的出书数量远不及今天。因此，那些书虽然买得最早，但因为读得用心细致，记忆也最为清晰，仿佛一个人的少年阶段，世界新鲜明亮，如朝日之初升。随着时光推移，购买越来越不成为负担，于是书柜迅速扩容，书籍急遽增多。但这些书反而看得不深不细，甚至还有不少从来没有翻阅过，仿佛幽处冷宫的佳人，再无望受到宠幸。因为书房日益逼仄拥挤，更因为未来属于自己的时光越来越少，近年来我基本上不再购入新书，仿佛一位老人开始注意养生节欲。
书柜里还有一些是赠书。当它们映入眼帘时，往往会叠加浮现出一张张面孔。
譬如张中行先生的著作，《负暄琐话》《顺生论》《流年碎影》《诗词读写丛话》等等，几乎占据了半层书柜，其中好几册的扉页上有他的签名。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间宿舍里，我曾数次亲炙他的神采和教诲。附近的沙滩红楼，便是先生年轻时就学的地方。一位和蔼平静的老人，阅尽人世沧桑，看遍云翻雨覆，晚年火山喷发一样写下那么多文字，温婉絮叨波澜不惊中，透露出丰厚渊深的国学素养，对民主自由理念的笃信执着，那正是五四前后那一代知识人共同的风骨。
先生如今已经化作云烟，但其著作仍在不停地印刷传播，今后也还会有一代代的读者，印证了“书比人长久”。通过书写抵抗虚无，让生命获得恒久的寄托，这是写作者共同的追求，而写下的书籍，便成为他们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
二
与书柜材质粗糙及摆放随意一样，我的书柜里的图书排列也甚为凌乱，毫无章法可循。
曾经走进过几个朋友的书房，书按照内容门类分别排列，秩序整饬，让人肃然起敬。如果那时我恰好戴着帽子，说不定会忍不住脱帽行礼。我的书柜里看上去却总是杂乱无章，同一层搁板上的数十本书，彼此之间风马牛不相及。一卷《乐府诗集》挨着一册《植物分类学》，一部以史料考据严谨客观而备受赞誉的历史著作，与一本描绘火星移民的想象力驰骋的科幻小说为伴。一部研究原始社会巫术与宗教的名著，毗邻一册量子力学理论的普及读物，尽管能看出后一本书的作者煞费心血，努力放低身段，以一种面向补习班学员的口吻言说表达，可惜我读来仍然如坠云里雾里。这些书籍挨挨挤挤，看上去未免有几分古怪，让人联想到时装设计中的混搭风格。
当然，如此这般也并非我的本意。在藏书量可数可控的最初几年，它们倒也大致各安其位，只是随着数目不断膨胀，整理起来变得费力，索性随心所欲，不再为它们划定居住区域，翻过一本书放回书柜时，看哪里尚有空隙就随手一插，于是原来想象中的栅栏撤除，边界消失，书籍们胡乱排队，变成了如今的样子。仿佛一场大灾后，临时聚集在一起的来自四面八方的难民，操着各地的乡音方言，彼此间并无关系。
诚实地讲，这种外观上的杂乱无章，倒是从来不曾带给我真正的困惑。我知道事情并非如此。或者说，看上去缺乏头绪无从把握的后面，其实有着一条潜隐的线索。就好像鼹鼠在地表下挖出的纵横交错的通道，乍看很凌乱，其实有着严密精巧的结构。我知晓这些图书之间联系的逻辑和脉络，我清楚个中的草蛇灰线。联络图就存放在我的心里。
有一些书之间的连接显而易见。寻绎最初喜爱文学的缘由，不知有没有人和我一样，不是因为跌宕惊险的间谍故事，寻死觅活的爱情悲剧，而是从着迷于书中的风景描写开始。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还是中学生，课余时间的一大爱好，就是抄录当时能够看到的文学作品里的自然风景描写段落，记在一个本子上。鲁迅《社戏》里的故乡景物，孙犁《荷花淀》中的白洋淀风光，屠格涅夫《猎人笔记》对俄罗斯中部广袤平原和森林的描绘，都让我心驰神往。此后多年中，我离开故乡走向远方，这一处文字丛林也急遽地扩展疆域，有了更多的树木种类，更多的笼罩和覆盖，随着脚步的迈动一路伴随伸延。哈代的英格兰乡村，都德的普罗旺斯田园，川端康成的京都郊野，都次第进入我的阅读视界。虽然我早已不再抄录，但心仪依旧。这种喜好一直延续到今天，目光投注的对象范围更加广阔，内涵更为丰厚。譬如美国的自然生态文学，两百年间几代作家的积累蔚为大观，从梭罗《瓦尔登湖》到奥尔森《低吟的荒野》，风景之上又叠加了思想和哲学。那么，在以上这些跨越了地域时代和语言、看上去差异多多的书籍之间，谁说没有一种亲属般的关系?
联系还会跨越媒介形式。几册印象派的画册摞在一起，斜放在书柜的中间一层，书头书脚紧撑着上下两处的木板。这些画作分别属于梵高、莫奈、雷诺阿和西斯罗。因为开本大，它们只能以这种局促的姿势容身。我时常抽出一册翻上几页。画家对大自然形色光影的捕捉，比文学描绘更为直接。阳光跳跃颤动，照在乌鸦的羽翼上，照在游船上午餐的人们身上，也照在妇人镶着花边的帽沿上，又在她的脸上投下一片阴影。麦田里的阳光金黄炽烈，睡莲上的阳光清凉柔和。绘画当然是自足的，但借助文学语言，对其中的情调意蕴会把握得更为准确细腻，就像阅读过梵高和弟弟提奥的通信后，更能理解他的美学追求。文学和艺术由此而相通相证。风景当然不仅仅袒露于阳光下，沉静阴郁也自有其魅力，像在俄罗斯画家列维坦笔下，伏尔加河两岸的荒凉破败，墓地十字架上空笼罩的阴云，表达的是另一种色调的精神和心情。此刻一册《列维坦画集》就站在旁边的书柜里，谦逊地陪伴着法国的同行们。
不同书籍因内在关联，聚合成为一种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体扩大的过程，萌生、发育和繁衍之间，也有迹象可循。整整四十年前的大学暑假前夕，去湖南实习，在武昌火车站等待换乘时，于附近书店里买到一本黄裳先生的《金陵五记》。原本当成散文游记来读，不期却看到了一角晚明历史的天空，对那个时期的兴趣由此而生，此后数十年间，书柜里陆续进驻了若干有关这段历史的书籍：《南明史》《明季稗史》，夏完淳《续幸存录》、孔尚任《桃花扇》、余怀《板桥杂记》、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从正史到野史，从事件到人物，从史学笔法到文学呈现，从亲历者的记录到后世人的伤悼，这个谱系逐渐地丰满。它们连接在一起，拼接出了一段明清易帜的动荡岁月，抵抗与杀戮的血光将江南的天空映红。我至今还记得四十年前江城那个湿热的夏日午后，如果不是为了消磨漫长的候车时间，我也就不会来到书店并购买那一本书。机缘的建立，最初往往出于某种偶然。
相对于上面这些算得上比较醒豁的联系，其他一些书籍之间的关系链条，就显得模糊了，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清楚。譬如这一本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以理想主义的高亢呐喊，引发了一代青年的强烈共鸣，我也是其中的一员。谁会想到，小说作者本人也未必认可，在我内心中，曾经将它和尼采、萨特等人的作品列入同一脉精神血缘。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意识形态的坚冰融化，个人的声音在集体背景中凸显出来，多少年轻人都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当作自己的圣经，尼采“成为你自己”的大声疾呼，萨特“存在即选择”的冷静辨析，在众声喧哗中分外响亮。这些人物和思想，发出的都是不甘于苟且平庸、不屑于盲目跟从的叛逆之声，都关涉到一个人的生命姿态，都与时代脚步的迈动产生了共振。青春的充沛激情和生命力，成为拥抱它们的动力。今天，四周弥漫着优雅而又萎靡的气息，望见那些曾让人热血贲张的书，静静地躺卧在书柜的某个角落里，多年未曾翻动，耳畔隐约响起了某句悼亡的乐声。
忆想这些书籍聚拢的过程，眼前浮现出一个画面：几棵稀疏的树，彼此隔着一段距离站立，每一棵树都不断地生出气根，分蘖出枝条，长成一棵棵新树，并各自向周边蔓延，渐渐地联结在一起，成为一片蓊郁的树林……一个人的藏书由少到多，由单纯到庞杂，数量的扩大和内容的丰富，其实呈现的也是这样一种图式。许多属于不同时代、众多国度的书，因为这样那样的某种关联纠结，聚合在一起，无数的砖石构建出一座楼厦。当然，这座书籍建筑的施工图纸，只有书的主人才清楚。
由此出发，一个称得上够格的爱书人，是天然的世界主义者，是地球村合格的公民，狭隘与他无缘。与此相关，一个人在书房里浸淫久了，也会成为一个谦抑的人。他会对蒙田的那一句“我知道什么呢”产生深刻共鸣。是的，我只知道自己的无知。知识培养见识，见识造成修养。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的大师，通常都十分和蔼低调。这不是故作姿态，而是自然真实的人格展露。
书籍是博物馆，存储着发生过又消逝了的一切：梦想和争斗，功业和荣耀，情爱和仇恨，青春的激情和垂暮的幻灭。它们以过去完成的方式，映照着鲜活的现在进行时态。太阳底下无新事。世界的秘密藏在阿里巴巴的山洞里，书便是开门的芝麻。想到这一点，会产生一种慰藉。
因此，博尔赫斯才会说：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
三
书房的主人站在自己书柜前的时候，通常会是至为欢愉的时光，是享受的极致，庶几与幸福相类。此刻万物皆备于我，他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一时间忘却了现实中的种种烦忧。众多文章都写到过这种快乐，将爱书人的自恋表达得淋漓尽致。
心情总是会诉诸于姿态动作。在这样的时刻，通常会伴随着某种目的性模糊甚至阙如的行为。他从书柜里抽出这本翻上几页，又拿出那本读上几行，取舍之间充满了随意性。这样的画面会不定时地出现，手臂伸出又收回，脚步挪移目光游走，具有某种属于个人的仪式感。对他来说这是一种真实的惬意，虽然在旁人眼里显得有几分可笑。
有一些书，他看到时会很愉快，类似见到儿时的玩伴，友情终生不渝。如果他像我一样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概率会读过管桦的《小英雄雨来》、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以及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等等。它们连接着少年记忆，也是最早的文学启蒙。如今虽然时过境迁，我不会再去阅读，但它们仍然受到善待，享受着荣休的待遇，在书柜十分逼仄的空间中保留了位置。还有一些书，看到它们时仍然会觉心动，仿佛多少年后邂逅了初恋对象，不过那种思慕不休辗转反侧的感觉消失了。时光和经历改变了许多。
但并不是所有的面孔都是友好的。一排拥挤的书脊中，时常会闪现出一个表情阴郁的家伙，它们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是卡夫卡的《变形记》，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诸如此类。它们散发出孤独、幽暗和阴冷的气息，仿佛是一种让生命窒息的迷雾。这些书中表达的情绪，是一个人本能地躲避拒斥的，但它们此时端坐在书柜里，仍然也是我请来的，并非自己翩然飞至。毋宁说，这是随着生命的展开，意识到生活中弥漫着荒诞绝望之后，主动向有关书籍寻求解释的结果。胸怀向着世界的丰富复杂性敞开，旨在获得确证，但最终还是为了求得解脱和超越。
因此，仅仅用愉悦感来描述读书，还是过于简单了，它毕竟不是出席一次好友聚会，至始至终言笑晏晏。事实上，书籍唤起的是复杂多重的情绪反应。书籍容纳和记载了一切，自然界的电闪雷鸣，人世间的喜怒哀乐，个体生命的一切境遇和感受，分别浓缩在一本本不同的书里，书房中充斥着难以分辨分贝的各种回声。因此，面对着塞满了书柜的数千册书籍，也就是面对生活的全部和整体。一个人的阅读行为，既是印证自身的经历境遇，也是发现个体之外的丰富与广大。那么，这些凝结了不同作者生命精血的书籍，当被赋予精神食粮的意义时，便仿佛是高能量的压缩饼干。
书籍的盛衰存亡，也像是潮汐的涨落。秦灭六国后，为了钳制思想，将诸子百家著作悉数焚毁。南北朝时期，南梁为北周所灭的江陵之难，十几万册珍贵古籍化为灰烬。这样的情形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其实也不用稽古述往，在我的少年岁月，可读的书就少得可怜，就像那个物质匮乏时期的冬储大白菜，长达几个月里都只能吃它，此外别无选择。但如今已经远非昔日，书籍无比丰盛，这就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适合自己胃口的精神食粮。
那么，我需要一份什么样的食物?就像口味会变化一样，对它们的选择也会随着年龄而变化吗?“对一个人是毒药，对另一个人是蜜糖。”这句西谚是不是也适合某一本具体的书籍，从而证明价值的相对性?当灵魂受伤得病时，什么样的书具有药石之效?
我也曾经有过与劫难相守相伴的时刻，痛苦仿佛潮水淹没头顶，仿佛暗夜吞噬光亮。那些日子里，我从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中，从苏东坡乐观豁达的诗词中，从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那一部出色地表达了斯多葛哲学的隐忍思想的《沉思录》中，获取信心和支撑。即便被视为消极遁世的佛教，我也从其缘生缘灭的基本理念中汲取了一种勇气——既然诸行无常，那么苦难也该会和幸福一样，无法凝滞，难以持久，将会适时减弱或者消退，呼吸也会逐渐由窒息变作通畅。
由此可以说，不同的书，会分别对应着生命的某个节段，印证着生命的某种状态。当一个欧美国家的儿童合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拿起一本蒙田随笔，似懂非懂但饶有兴味地翻看时，生活的广阔和复杂开始在他眼前展开，虽然他此刻的心智尚难以理解字句间的蕴涵。一个在华夏文化氛围里长大的古代读书人，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种种理念，都会在他的灵魂中打下印迹。如果他盛年不再、壮志难酬或者怠倦了世事纷纭、官场溷浊，选择面对世界的喧嚣转过头去，那么他会把目光投向《庄子》，投向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在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中安放一颗倦怠的心。
这样的读者数点着自己的藏书，仿佛在回看一路走来的脚印，一番感慨，几多唏嘘。书籍此时变成了一面面镜子，映照出的是主人肺腑里的峰峦沟壑。他知道自己的精神表情中，某一道笑容是某一本书的投影，某一个音调来自某一本书的回声，就仿佛不同的食物提供各自的营养。书籍增加的过程，与他的心灵的开疆拓土相同步。这样，书籍就会成为精神能量的不竭来源，仿佛《山海经》中的息壤化育万物，或者希腊神话中的不老泉汩汩流淌。因此，站在书柜前巡检自己的拥有的主人，此刻或许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会感觉到有一双眼睛，在高处俯视它所寄寓的那一具肉身，如何从牙牙学语的孩童，渐渐成长，变得骨架坚实，肌肉丰满，长成此时此刻的样子。这般种种，都可归结为一句话，即人与书的关系的建构。
看到过一个说法，轻易不要给人看你的藏书，这样别人会对你的分量底细，有一个准确的掂量。这当然是戏谑之言，但其中倒是有不少真理。你的书柜所呈现的，就是你的灵魂的模样。你被剥光了衣服，躯体袒露着，任人指点长短，评说肥瘦。
知晓了这样的内在机制，再来审视某些行为乖张的爱书人，会觉得他并不比迷恋权位者更为可笑。他享受一种类似帝王南面天下的君临之感，但并不产生真实权力运作中的众多危害。他不过是被书籍的魅力俘获，为文字的神奇陶醉。一股看不见的电波，从字行间篇页中迸发出来，照射进他的灵魂。
少年高尔基在阅读巴尔扎克长篇小说《驴皮记》时，对其中出色的描写技巧惊愕不已，曾把书高举起来，翻开一页，想透过阳光的照射，看看其中隐藏着什么魔法。这个画面，其实是关于书籍魅力的一个最好的隐喻。
四
因爱好而迷恋而集书不止的过程，经常会带给人一种幻觉。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只要有意愿，一个人就能够累积起众多的书。该是基于这一点，在行为和意识之间似乎产生了某种曲折隐秘的关联，一个潜在的声音告诉他，他的生命会无限延长，衰老和死亡只是一种观念上的存在。这一种潜意识鼓励了他，让他停不下脚步，虽然这完全是两回事。
但是，总有某个时候清醒会降临，认识到未来时日无多，即使看瞎几双眼睛，也无法读完他已拥有的满坑满谷的收藏了，更遑论还有新书源源不断地进入。那么，这般孜孜矻矻挖山不止一般的行为，其意义何在呢?
在《四季随笔》里，晚年的乔治·吉辛借虚构的主人公之口，发出自己无奈的感慨：“那些不能一读再读的书呵。”一个觉悟了的爱书人的叹息，只会更为深入剀切，他会想到无法越度的绝境，一切悲哀的巅峰，即生命的消失。诸行无常，万法皆空，一切都会消逝：我自己，连同我此刻面对的这些书。
这样的时刻，他不免会顾念身后书籍的下落，就像一个有责任心的父亲，会牵挂自己过世后儿女们的生活。在我活着时，它们备受宠爱，即便因为年龄增加带来了惰性或者病痛，懒得去整理，摆放得凌乱不堪，但不必担心会被抛弃，仿佛中古时期那些士族门阀破落了的后代，尽管往昔奢华不再，但也风雨不侵衣食无虞。不过一旦我故去，情况就会大为不同，它们不可能长期踞守于等待出售或挪作他用的房子里，早晚会被驱逐，就像家世最终败落得极其不堪者的子女，要外出讨一条生路。那么，它们的去向会是哪里?公共图书馆的捐赠处?旧书流通市场?
如果是这样，还算不错。我的一些藏书中，扉页上签着知名作家学者的名字，多数是赠送给别人的，我从旧书店或地摊上购得。何以会如此，无从知晓也没有必要去探究。它们到了我手中，或者到了同样喜欢书的别人手中，毕竟都是不错的归宿。但更常见的情形，恐怕是被卖到废品收购站，等待打成纸浆。
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中篇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把这种困窘描绘得最为真切透彻。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废纸回收站的打包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苍蝇成堆、老鼠成群、潮湿恶臭的地下室里，给书籍浇水，再用压力机碾碎后打成纸浆。其中不乏珍贵的图书，像歌德、席勒、尼采等人的著作。他把这样的图书挑拣出来，藏在身上带回家中，晚上一边喝啤酒一边阅读，“嘬糖果似的嘬着那些美丽的词句”。这样的工作他干了三十多年，为知识和智慧被无视被毁灭而忧伤。小说的结尾是，他将自己打进了废纸包，和书籍一起飞升到他心目中的天堂。
我的思绪没有驻留在这个悲剧结局上，而是忍不住地向回追溯：这些被化为纸浆的书籍，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来到不同人家的或者华丽或者简陋的书柜中，被认真阅读或是仅仅装点门面?它们曾经被一双什么样的手掀动书页?在主人的生命历程中，它们是否产生了某种影响?它们必定曾经有所不同，虽然今天殊途同归。
这样想下去，一幅书籍的命运图式便在眼前展开：从逐渐积累聚集，成为一支颇具阵容的队伍，到不断散落飘零，不知所踪，多么像是人生历程的一面镜像。终有一天，此刻眼前的一切，眼睛看见的，手指触摸到的，连同围绕它们生发和展开的经历和心情，外在和内在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就仿佛从来不曾存在。
想到这一点难免会黯然。那一刻，古典诗词里的那些吊古伤怀之嗟，物是人非之叹，都可以移来给这种情绪做注脚。谁会知道为了买到这本《美的历程》，当年我跑了几次书店?谁会在意我曾经花五元钱买了一本萨特《存在与虚无》中译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个价钱足够几个人下饭馆美餐一次，而要命的是，这本砖头一样厚重的书我迄今未读完一页。
郁闷如云雾一时弥漫。但深入想下去，也总能够找到排遣化解的办法。一切有形的房屋器具，金银珠宝，无形的盛名令誉，丰功懿德，最终都不属于自己，都会化为乌有，仿佛掬水满捧，都会从指缝间流尽。“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白居易的这句诗，揭示的正是一切事物必将衰败的定律。既然如此，又为什么不能接受书籍的流散?皮之不存，谁会在意附着其上的毛?生命已经不存在，作为派生物的东西又有什么好说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说过一句话：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这句话被称为昏君名言之最。不过客观地讲，去除伦理的考虑，从某种超越的意义上看，这种态度中倒是有一种旷达和决绝。
仅仅退一步讲还不能完全服人，迎面而来的说法才更容易有效力。如果说上面白居易的诗句及背后的观念，令人想到是佛教的成住坏空轮回无休的基本教义的话，那么，好像一只手掌的正反两面，佛家的另一个并行的论断是万发缘生皆系缘分。它可以从相反的方面，让人了悟这种关系的本质，从而产生出新的感悟。一切现象的存在，说到底都是诸多因素的凑泊，这些书籍得以共聚一堂，也是因为情感心志、空间时间各种成分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充满偶然性的存在。当这些条件发生异变，书籍的境遇也就跟着改换。缘起了，它们四方来集聚居于斯，缘散了，它们劳燕分飞流徙各处。认识到这点，还有什么不可以释然的呢?
这样，事实还是同一个，但由于打量的角度不同，带来的却是迥异的感受。就好像电脑上的视力测试游戏，将鼠标光标稍稍点击一下，图像转动角度，虬髯大汉变成了秀发美人。
这种想法，很自然地通向这样的结论：且不管今后山河如何倾覆，先享受此刻的月白风清。古代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里，有一首诗值得再三吟诵：
心底不应留下忧伤的痕迹
应把欢乐的书卷一页页翻启
痛饮甘醇，欢天喜地地过活
有谁知道还在世上勾留几许
是的，关键是当下。意义就存在于当下。不论是哲人深奥的宏论玄思，还是芸芸众生喜欢的心灵鸡汤，都说到这一点。尽管不过是老生常谈，卑之无甚高论，但此外也找不到更能够带来宽解的说辞。
此刻，我仍然在自己的书房里，在几十年中辛苦搜罗聚集的数千册书中间。它们真实地寄身于书柜里的每一层搁板上，或站立或躺卧，或庄肃或慵懒，各自挟带了一份岁月侵蚀的痕迹。机缘之线尚未断裂，虚无还是将来的事情，还在一个遥远缥缈的地方等待。
这就够了。朝着书柜里的某本书，我又一次伸出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