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岁那年，编着花样拉扯我的母亲心里盘算着：带我去城里照张相片，给童年留个纪念。
那是个周末，母亲趁哥哥出去玩的时候，和姨姨一起，借了两辆车子准备带我进城。刚走到村口，就被哥哥疯子般地追上了，哥哥拽着车子连哭带闹，死活要去。好一阵软磨硬泡，总算跟上我们走了。
到了照相馆，母亲开了两张票，打算给我单个照一张，母亲和姨姨合照一张。哥哥傻傻地跟在母亲屁股后面出出进进。等我们都照完，准备走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躺地上就打滚儿，嘴里哭喊着：凭啥不给我照!母亲和姨姨拗不过，只好又开了张票，让我和哥哥合照了一张，留下了一辈子珍贵的纪念。
当时我穿着一件鹅黄色底儿白圆点棉布衬衫。母亲买了布，自己给我做的娃娃服，桃子边小圆领，下摆还一边一个小椭圆外贴兜。母亲穿的衬衫花色和我的一模一样，底儿是天蓝色的。如果搁现在，就是亲子装了。母亲是个精致浪漫的女人，干什么都要像模像样，即使穷的叮当响，也活得有滋有味，硬是把自己的女儿在穷坑里养成了公主。
那次照相之后，再照是六七年之后的事情了。
记得是个冬末，村里去了一个拿快匣子的年轻人。我们这群孩子好奇地跟在年轻人后面，走街串巷;靠墙根儿晒太阳的几个“古董”老爷爷也稀罕地凑前，瞅瞅人家手里的“洋家伙儿”;穿军大衣骑自行车猛闯的一群大后生也来个急刹车，停下来驻足张望一下，又一溜烟儿跑了。像我父母这样的中年人根本顾不上理会这些，一是兜里的钱顾不上，二是手里的活儿不让他们顾上。
后来不知道是谁挑的头，大家就开照了。记得是在坡儿上五爷爷家的院子里，三个一伙儿五个一群，借衣服的、梳头的、搬凳子的、摆花的;挎包照的、推自行车照的、搂膀儿照的……。大家跑出跑进、嘻嘻哈哈。几乎整个村子都沉浸在照相的热气中。
母亲淡定，没出门。只答应我和三个表姐照一张，就自顾自擦她锃亮的家。也许是因为没钱，也许是她不以快匣子为奇。
在野地疯玩回来的哥哥知道照相的事，那叫一个激动，好一阵的哭天顿足，母亲终于不耐烦地扔出一句：去吧!去吧!!哥哥留着脸上的泪痕，风一样窜出去，和他最好的朋友站在村里的大石头上，整了整帽檐，照了一张自认为很酷的照片。看照片，脸上刚哭过的黑道道还留着呢。
再次经历照相热潮，是快初中毕业的时候。
从学校出来，大约走几百米，就是一个集市。有对夫妻在集市的顶头开了个照相馆。赶上毕业季，只要一放学，同学们便一窝儿蜂钻进照相馆，你穿穿军装，她戴戴军帽，两个好朋友合个影，四个好兄弟留个念。把家里给那俩零花钱都照了相。照完相，回学校上课就走思，想那英姿飒爽的相片，盼着取相的日子。等到相片取出来后再加洗，你送她一张，他送你一张。当时，那个小小的夫妻照相馆也因为我们这些孩子，着实火了一把。
哦对了，当时我有件红格子的裙式外套，很时尚。那是我哥结婚时，母亲花“巨资”给我精挑细选的，它理所当然地留在了很多同学的青涩照片里。
再后来，在很短的时间里，流行起了彩色照片。
刚上高中的第一个寒假，午饭后大家都在小睡。我悄悄关好门，打算去找梅玩。一出家门口，有个脖子上挎着照相机的人问我照不照相，我没加考虑就把那个人领进家，坐在外面没人的大屋沙发上，偷偷照了张彩色照片，心里美。
刚高考完，回村，正赶上父亲要去天津出差。母亲执意让父亲带我去，一来出去玩几天，二来见见世面。临走时，母亲再三叮嘱我：到了北京，一定要在天安门前，爷俩照张相。火车上，我紧紧揣着这个叮嘱，生怕到时候不爱照相的父亲搪塞我。
忘了花了几块钱，只记得你把详细的地址留下，人家把相片洗出来给你寄回家。天安门广场一分钟取像是后来的事了，虽方便快捷，但却没有等照片寄回的期盼感。
那次天津之行，和相片一起存入记忆的还有“热狗”。父亲和大爷出去办事，把我自己留在宾馆，叮嘱我不要远走，只能在宾馆附近转悠。盛夏的天津很热，塑料的梳子在房间的窗台上放一天，都能晒的变了形。父亲给我留的几块钱，我就不停地吃五毛钱一个的冷狗(冰棍的一种)。冷狗的样子，尤如照片，一直印在我的记忆里。
工作了，结婚了。结婚那天还录了像。父母给我买了一台松下的录放机，我们自己还买了个照相机。照张相留个纪念已不再稀奇。
前几天，单位送货的大哥说：现在的手机能把女人们都拍成明星：脸白了，皱纹没影儿了，眼睛大了，嘴唇也红了……。真的如此，用手机分分钟自拍个美颜照，能让你美的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不信，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