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村中央的一排知青宿舍早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就被拆除了，现在想起稍显遗憾，如果能保留下来说不定能成为一处文革时期的遗迹供人猎奇怀旧吧。然而，更让我遗憾的是那位不知姓名的带着眼镜的瘦削男知青，他至今还欠我一个答案，不过，他若在天有灵，会不会为我的理想破没而感到深深惋惜呢，无从知晓，他的音容已经随着时代的尘烟消尽了踪迹。
文革末期的时候，我还值幼年，但也已经稍通人事，整天跟一帮村里孩子满大街跑，有时会从知青排子房前路过，偶尔会见那些穿着蓝裤褂一脸稚气未褪的青年，男生喜欢戴着军绿帽背一个野战水壶，女生则大多脑后梳两条辫子。房后的墙上粉刷着宣传口号“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实话，我很羡慕他们那一身蓝裤褂，尤其戴在头上的绿军帽，总盼望有一天也能戴一顶那样的帽子，英姿勃发地喊着口号列队行进在春天绿油油的旷野里，那将是怎样一番神奇的画面啊。然而，我那时还小，要过十几年才能像他们一样，我想，将来或许我还能担起旗手，排在打头的位置神气活现地走在哪里都被人追捧吧。于是，我把这个想法画在我家老屋的墙壁上，就是紧贴着炕头儿西侧的那面墙，我经常在无聊的时候用尖锐的玻璃片或是磨尖的石块在上面写写画画，刚开始只不过是些涂鸦毫无章法，后来随着我阅历的日长，看过许多小人书后获得启发，渐渐使我的壁画越来越丰富而生动起来，什么“武松打虎”、“三英战吕布”、“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等，日积月累居然形成系列蔚为大观起来，我的绘画水平竟也无师自通变得栩栩如生。因为经过村里的“秀才”——“寇大鼻子”的夸奖，说我有绘画的天赋，我的父亲见老书生都这样说，也渐渐改变了打骂我的态度，轻时不再管我，任我胡作非为起来。
那是一年的冬天，具体哪一年我可是记不清了，总之，那天天气冷得出奇，坐在屋里还穿着厚厚的棉袄。一位清瘦的知青，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随我父亲来家借东西，他黄白的面容，双手捂住冻得紫红的耳朵，嘴里呼出白的哈气。
“哈，你画的?要开画展吗?”他一眼看见我墙上的画，眼里满是惊奇，他似乎觉得我这么小，居然创造出这样宏伟的图画来，着实有些出乎意料。
我点了点头，以示确实是我画的，同时眼睛紧紧盯着他头上的那顶军帽。
“不错嘛，要诞生下一个达芬奇啦。”他饶有兴致地一边观看一边赞不绝口。
我却怔住了，达芬奇?是什么东西?人名吗?那他是哪方神圣?又有什么传奇?难道他也有我同样的经历喜欢在自家墙壁上作画吗……一连串的疑问让我心中波澜顿起，那充满神奇的名字让人迷惑又神往，我仿佛如坠迷雾中，隐隐地产生一种朦朦胧胧的奇怪念头，感觉急需一种发掘式的启蒙使我脱离蒙昧。然而，正当我将要发问的时候，他却被我父亲叫走了，说起来，也仅仅不过是一面之缘，但他口中的“达芬奇”始终让我着迷，似乎成为一种无形的图腾，但我又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想当然地将其联想为如毛主席像章那样一个伟大人物头顶满是光芒，说出话来必定震惊寰宇。这么一想，我心里可就不安分了，原来人生的未来还可以有这样大的变数。妈妈听了我的想法，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尽管她也不知道达芬奇是何许神圣，她只笃定当个农民是正经差事，要不，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怎么都往乡下跑呢，伟大领袖说得对，农村最能改造人，上山下乡大有作为。
我头脑经历着一场接一场的风暴，以前，我总觉得画画好玩，可以打发大把无聊的时间，自从那个知青来我家说我未来可以成为达芬奇，就突然觉得绘画绝不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闲事，而是一桩能够决定命运的神圣的使命了，可妈妈偏又说，农民是这个时代里最值得庆幸的职业，我又陷入了迷茫。后来转去找那个知青，想当面问个明白，却总也见不到人，我忽然觉得自己有点儿傻乎乎的，如果达芬奇真的那么伟大，绘画又真的那样未来可期，那位知青哥哥为什么不去学画画呢，为什么偏偏要跑来我们这个穷乡僻壤来受罪呢?于是，我逐渐觉得“达芬奇”像座海市蜃楼，原本就模糊的印象如一滴墨滴进水池里，渐渐扩散消融，直至从我的头脑中湮灭出去。我有时依然会做些画在那斑驳的旧墙上，然而，心境早已变了，已不再那样上心，当作一件郑重的事来做，而是重又作为纯粹打发时间的冲动，当我再大一点，有了更多的玩伴，我就移情别恋，从绘画中完全解脱出来将心境放到别的兴趣上面去了。
至于那位知青哥哥，我再未见过面，直到后来知青都返城了，只留下空荡荡的一间间空房子，我还曾和小伙伴一起进到里面掏过鸟窝。再到后来，无意中听到大人们口中议论着关于他的一些消息，据说那位知青哥哥并没有回城，不知因为什么事想不开，一念之下在宿舍的梁上上了吊。我这才开始有些后怕，我们去房梁上掏鸟窝的那间正是他居住的宿舍，印象里我还见过墙角落里一只破了口摔掉了瓷的刷牙缸以及一张卷边发黄的一寸黑白相片。
我的“达芬奇之梦”破灭了，他永远欠着我一个答案，带着他的破灭的理想与无人知晓的痛苦离开了这个世界。几十年之后的我，此刻正坐在窗前，慢慢回味那段往事，蓦然间，一丝淡淡的苦涩莫名袭来，如果他能活在今天，该同我的父亲一样，早就当上爷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