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脍炙人口的名言名句极多，让知识分子最为刻骨铭心的，其中当有宋朝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那几句，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大下之乐而乐”，等等。这些朴实的语句，读来让人有种深深的凝重与悲壮的感觉。
但仔细琢磨一下，我以为人们对范仲淹语句里所蕴涵的思想与意识的理解未必很明了。也许有一部分人有与范老先生相同的情境感受与共鸣，而大多数的人，则缺乏相同的情境，因而感受是肤浅的、隔膜的甚至是虚假的。
比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吧，“庙堂”者非一般之堂也，乃“总统府”、“相府”、“省长府”之类也，这种地位感、责任感，这种眼界，这种胸怀，或者说这份得意，不要说一般知识分子与平头百姓，就是“县太爷”之类小官也未必能具备能感觉得出来。这种“忧”，应当是把握全局的“大忧”，一种总体的考虑与安排，而非一般的嘘寒问暖与妇人之仁。
再比如“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里“处”和“忧”其实均有两层意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法和“忧”法。范仲淹、藤子京及历朝历代无以数计的遭贬官员，其“处”法，是被贬谪流放。他们的伤心处，在一个十分传神的“远”字，即被皇帝从感情上疏远，而非仅是地理上离京城离万岁爷遥远。他们既有遭贬的委屈不平失望，有从高位跌落下来的失落痛楚，还有痛改前非乃至取媚圣上，求得谅解，以期东山再起的宏愿，有含辱忍垢，等待新君特赦并擢拔的期待。当然，也有对君王的昏庸不满，为朝廷的政策担忧，对百姓的苦楚同情等复杂感情。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处”境，与老百姓穷知识分子乃至小官吏相比，还是要优越得多。他们还有一定的俸禄，还有东山再起飞黄腾达的机会。他们的“忧”可能有三层意思：担心君王不体恤百姓而官逼民反;担心皇帝被外戚或宦官蒙蔽而走向昏庸;担心皇帝不能给自己“平反”并予重新起用的机会。
普通的知识分子以及黎民百姓的“处”法，是本身就在“庙堂”以外甚至小衙门以外，离皇帝老儿从来就没有近过，没有由天上落到地上的失落与创痛，身份卑微而处境艰难，所以忧自身者多，忧自身的心思多，而“忧君”的人“忧君”的心思均不那么稠密。所“忧”的内容呢，主要的也是期望皇帝皇族以及官府能使政治廉洁、社会安定;能轻徭薄赋，给百姓以生存与喘息的权利。这种“忧”说小也属最小，说大也算最大，因为这种小我意识实际与大我概念是对接的。与遭贬的官员们对君的“忧”相比，境界不会低多少，有可能还要高一些。
“处江湖之远”，各有各的处境，对“君”便各有各的“忧”法。知识分子的弱点，在于不分情境，将一切“忧”的角色全担当了起来，因此焦虑得过度，烦躁得过度，因而在言论和行为上表现得过急过激，以致牺牲了自己。历朝历代知识分子们的一些凄惨的故事听起来总让人有种莫名的痛楚与痛惜。知识分子们其实对范仲淹的有些话应持保留态度，切不可以全盘接受，不可以失去自我保留与自我保护的意识。既然“处江湖之远”，不妨持平静与淡漠之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