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人都有母亲，幸福的母亲都很相似，不幸的母亲却各有各的不幸。我母亲的人生轨迹：出生几个月就被别人家抱去当了“望郎媳”;9岁那年，亲眼目睹了日寇对手无寸铁的乡亲们的血腥屠杀，那是一个怎样的场面：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我母亲无论何时只要提起此事都情绪激动悲愤不已;及至中年，遍尝了生活的各种艰辛与磨难，进入了老年，生活的甜蜜才露尖尖角，却撒手西去。儿女们每每回忆起往事，能不伤心疾首，泪溅衣襟?
1930年五月初五端午节的这天下午2时，我母亲出生于南昌县的一个农户家庭。那个时候的南昌农村与全国其他乡村一样有抱童养媳的习俗，就是已经养有儿子的家庭，以很少量的物质或金钱的补偿将别人家的女婴领过来抚养，直到长大成人，然后与自家的儿子成婚。这种习俗显然是不符合现代人的择偶理念的，但在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那个时代里，为了繁衍生息传宗接代，这也不失为一种无奈的办法。女婴家庭减少了一个吃饭的负担，男孩家庭也为日后成婚节省了一笔彩礼，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蔓延着这种风俗。
当时，还流行一种与童养媳类似的习俗，叫做“望郎媳”。就是某家在尚未育儿的情况下先抱养一个女婴，等待她的“丈夫”出生，待男孩长大成人，就与之成亲。因此望郎媳的丈夫都比妻子的年龄小。
我母亲姓李，出生后就被一姓周的邻村农户抱去做了望郎媳。童养媳与望郎媳一样，都是吃苦受难的角色，被当作廉价的劳动力使唤，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在其他书籍影视中都见过不少，也就不予赘述。但抱养我母亲的这个家庭待我母亲却还不错，与待自己的闺女差不多，再加上我母亲自小心灵手巧做事利索，也少挨了许多打骂。这个家庭还有个特点，喜欢讲故事，开口必谚语，尤其是有个叔婶没上过学堂却识字不少，天上地下古往今来的大小事能脱口而出。这里补充一下，日本鬼子烧杀我周村前，这个村子已成了附近一带的中心村落，有麻石铺就的路，还有店铺常年经营，据传说，光是肉铺就有五六家。每逢赶集日，十里八乡的百姓带着农副产品汇集这里买卖交换。集市中心还有一个演傀儡木偶戏的小剧院，这个叔婶经常光顾这里，从而获取了不少的知识。她与我母亲年龄相差不大，关系亲密，她常将听来看到的怪事趣闻，讲给我母亲听，这些特点对我母亲潜移默化了。比如，听见人说脚上的鞋小了，脚穿得难受，她会马上说“家宽不如靴宽，靴宽不如心宽”;比如扫地，如果只扫了中间，她说什么“扫地不扫沿(xian)，过后又还原”;还有“热不死个脚，冷不死个头”——提醒我们暖脚很重要。我母亲会唱许多摇篮曲，会讲许多气候、种田方面的顺口溜，我将母亲的这些随口溜出来的话回忆记录下来，竟有几页纸。我曾将其中一部分，整理取名为《母亲的顺口溜》，被《老友》杂志采用了，我拿着90元稿费给母亲，我说这是你的作品呢，她为此笑得很开心。
我母亲的“望郎媳”当了多少年，我不知道，但一直没有望到“丈夫”出生，这个家庭只生了两个女儿，并再无生养。后来，我母亲被当作女儿许配给了大她7岁的我父亲。这年我母亲19岁，这些都已经是发生在鄱阳的事情了。
(二)
1939年4月28日，这是个不堪回首没齿难忘的日子。侵华日军以我们老家荷湖周村的村民杀死了日本一小队长为由，从瑶湖登岸，四边合围了该村，然后放火烧毁房屋750多间，大火焚烧了五六天都不得熄灭，鬼子们将手无寸铁的村民集合在一个操场上，架起机枪疯狂扫杀，有700多人当场死亡，7户成绝户，曾经流传甚广的“荷湖三周当一县，厚溪张家也不善”的村落被夷为平地。历史文物“蜚英宝塔”高耸于村头，塔身有日寇枪炮的弹孔，目击见证了日寇的暴行。我母亲时年9岁，从死人堆中爬出，满身血迹，乘着夜色，跟着族人分路逃难，有逃至湖北武汉，有逃至余干、鄱阳的，我母亲说，日军的飞机时而掠过头顶，沿路遇见许多穿军衣的中国军人，他们很和气，叫我们赶快走，这里快要打仗了。沿途经过的村落都有米饭吃，叫“难民米”，是糙米，不要钱，能吃个半饱，后往黄金埠到古县渡再到田坂街，最后定居鄱阳县城。
(三)
1949年5月1日，解放军二野4兵团解放鄱阳县全境，故很多地方都以“五一”命名：五一广场、五一礼堂、五一路等等。鄱阳县城最为繁华的街道被命名为解放街。这条街与其他城市的街道一样，顺水而成，这是自古以来为方便船舶装卸货物、船员生活的需要慢慢地形成的街市。那被叫做“瓷器巷”的长弄就是堆放着中转的瓷器而命名;“柴家巷”是专为船舶提供柴火的去处;至于“胭脂桥”，那是歌、妓女们在此洗化妆用品而得名。上至张王庙，下至管驿前，约有四五千米长，也称得十里长街，习惯称“直街”，五一路称“横街”。直街沿街店铺卖什么的都有，从都昌县境内大吉山运来的一块块青石铺就的路面，天长日久，竟被东来西往的独轮车辗压出了一条条深深的凹槽，往东西两头不断地延伸。它仿佛告诉人们，这里有悠久的历史，有过辉煌与繁荣，并深深地镌刻着人们生活的不易与艰辛。
从东门口至流水沟，若以解放街为中轴线，两侧百米内住着许多南昌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被日本侵略者毁掉家园流浪过来的，张姓李姓闵姓，周姓者为最多。为了活下去，他们做起了小本生意。我父亲先是下乡卖布，后来布匹纳入计划管理，买布实行布票制，每人年发布票一丈几尺，卖布的生意做不下去了，就改换荒货。换荒货不需要很多本钱，只要购得一块米糖，放在担子的一头，再带些农户需要的日用品，如“瓷器”等，步行数十里地，到了乡下某个村子里，用一把小铁锤敲击手中的一铁块，发出“叮叮壳”的声响，农户人家耐不住小孩的纠缠，就会拿出家里的一些破铜烂铁换取一小块米糖。收来的货交给废品收购站，然后分类打包发往外地。从事这种职业可以说是本小利微，劳累辛苦。一年到头如果身体能对付尚能勉强度日，如因天气而几天不能出门，那就要借债维持生计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鄱阳水运比较发达，船舶运输非常繁忙，鄱阳港是全省六大港口之一，有装不完卸不尽之美名。港口除需要大批搬运装卸专业工人之外，每天还需要一定数量的辅助工，比如帮推板车的，分拣货物的等等，出工一天，当天结算，1.25元一天，我母亲做事舍得花力气，评价甚好，因此能获得较多出工的机会。这对于弥补家庭的经济缺口起到了重要作用。过年过节发的那些物资供应票，都能将它们买回来，每个孩子还可做件新衣服过年。也有比较困难的年景，我母亲竟会去卖血，寒冬来了，为孩子们添置棉衣棉裤，不至于让他们冻着。我记得较为清楚的是，我母亲会与几个邻居一道在去医院之前喝一大碗盐水，再到医院去抽血据说这样不会太难为身体。现在，我们许多人晨起都要喝杯开水，就是为了降低血液粘稠度，这个道理其实人们很早就知道了。
(四)
1958年，大跃进年代，鄱阳与其他县份一样，大搞工业化，“五小”工业遍地开花。在离原鄱阳二中的东边围墙数百米的山丘上，建起了一座水泥厂。我父亲被调进了该厂当工人。说起来是当工人，但工资很低，并不比“换荒货”强。工厂三班倒，如果是上夜班，待白天一下班就拿着把小铁铲与几个工友相约去挖藕。在姚公渡乘船过河，然后沿着圩堤往南走，走得远些，挖藕的人就会少些，收获或许多点。在大片干涸了的湖田里星星点点的挖藕人，都是来寻生活的，除了自家食用还可悄悄地卖出一部分。我父亲体弱力气小，挖的藕大都是自己食用，有时煮上一锅当饭吃，以弥补粮食的不足。
那个年代是不允许做买卖生意的，那叫“投机倒把”。家庭的生活困难，总得要想点办法。轮船码头离我家不远，早上5点多我母亲将煮好的茶叶蛋装好到码头上出卖，5毛钱一个，一个能赚毛把钱;冬季，鄱阳湖水浅，从南昌来的客船都行走得不快，如一开快车，船就会坐下去导致搁浅，这就叫欲速则不达。每天一般要到夜晚八九点才到终点站。北风呼啸，霜寒地冻，茶蛋热乎乎的，有时能卖出几个、十多个的，累计一天也能赚个一二元。那时的黑市米1元5角一斤，正好可买一到两斤大米，以聊补无米之炊吧。待下船的旅客散尽，我母亲回到家，人也冻得像冰棍似的。为了这点蝇头小利，她还是乐此不疲，坚持不懈。只是后来市场管控越来越紧，这个营生也就做不成了。
(五)
父母共养育了我们兄妹5人，他们对自己省吃俭用，对儿女倾注无私的爱，对家庭花尽了自己的精力与心血。在我父亲还是收废品的那个岁月里，他早出晚归，两头见黑。母亲每天赶早起来为父亲做饭，煎一个蛋当菜。如果稍许放多一点点油，母亲还会受到埋怨，说她不会过日子。
为贴补家用，减少开支，我母亲有零工就做零工，没有零工做就在家缝缝补补，她的针线活做得好，邻居有什么难做的活儿喜欢问她。比如衣服的肩膀、膝盖等处破了不知怎么打补丁， 一经我母亲指点，问题就解决了。我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她还会将换集到的各种布片，以深色浅色或白色分成类别，另用大米磨成碎粉放在锅里熬成浆糊状，把那布片用米糊裱起来晒干，就成了一张张正方形的衬壳，那时的家庭大都是自己做鞋穿，对衬壳的需求量很大。我母亲裱的衬壳不论是颜色搭配还是平整度都很好，比市场上稍许还便宜些，往往供不应求。
我母亲还带着我到对河去摘过菱角，除了自己吃，还可卖。她也常常约伴，带着两根绳一根扁担到河对岸去收割荷叶杆子，半天的时间就能挑着满满一担回家。以此物当燃料，很好烧，火力猛，炒菜最带劲，就是不经烧。做饭炒菜的时候需要专门一人司炉，但却省下了买柴火的钱。
我母亲在居委会是个积极分子，不管什么义务劳动她都抢先，从不偷奸耍滑。鄱阳镇那些年都是全国卫生城镇，居委会对公共卫生抓得特紧。沿河路原先是砂石路，每天都要组织居民清扫。早上，居民组长拉起嗓子一喊：扫地啰!家家都会有一个人扛着扫把出来，我母亲总是第一个来到马路上，有时家里抽不开身，就叫我顶替。鄱阳建电厂的那年，要挖一个长数百米，又宽又深的大水渠，全由各居委会组织义工开挖，我母亲连续几个月奋战在工地上，直到工程完工。
(六)
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这是不用挑选的好日子。我们要搬新家了。乔迁新居，对于我们家来说那可是一件大喜事。我们家在解放街德化桥一带住了二十多年，搬了四五处地方，都是租的私宅。那房屋破旧，如晚上下雨还要搬走炉子，否则淋湿了，第二天就无法做饭。全家五六口，就挤在一间房，摆了大小两张床，里面打个转身都难。厅堂摆张饭桌，吃饭、写作业都在上面。大热天的，室内呆不住，晚上睡觉都是在户外。小时候，每当太阳一落山，我们就泼水把发烫的青石板路面浇水降温，然后摆出竹床、竹片，我们也和其他人家一样，将门板一块一块地卸下来，用两条板凳搁起来，上面铺张草席，就成了很不错的凉床。解放街东西走向两侧的房屋全是由高约丈许宽约尺余的木板做门，卸下来很方便。那时，不知是蚊子不咬人还是蚊子忙不过来，在我的印象中，没有感觉到现在这么多的蚊子。当夜深的时候，气温渐渐地下降，空气中会凝结很重的露水，我父母还会不顾自身的疲惫，为我们兄妹穿上长衣长裤，盖上被单。每天早上醒来，看着自己与弟妹们的穿着，心中总会升腾起满满的幸福感。
乔迁这一天，我的堂叔也推个板车过来帮忙，有个老邻居，我们称她为做戏婆婆(她丈夫双港人，县赣剧团演员)，还拿着挂大鞭炮在新房子门前放了起来。新居是桐子园新宿舍，新宿舍共建有四排，后面的四排是50年代建的老宿舍。家里的东西不多，来回几趟就搬空了。
新房子尽管有点简陋，没有楼板，地面也不平整，但里外上下全是新的，我们把地慢慢地整平了，过了些年还托人买来了木头锯成板，铺起了楼板。
如果没有我母亲的努力或者说努力不够，这个房子我家是分配不到的。我母亲在居委会做义务劳动多，居委会领导很同情我们家的实际困难，有意帮助我们。居委会主任告诉我母亲说：房管所要在桐子园建几排宿舍，以解决住房特别困难的居民。居委会主任为我家特意打了报告，我母亲就拿着这个盖了红印章的报告找到了房管所。以后，只要一有空，她隔三差五地去找房管所领导。当时的领导还真是为百姓办实事的，他们也被我母亲的精神感动了，拍着胸脯说，你，李招风，以后不要再来了，居委会既然同意，我们所里经过研究，房子一定会给你解决的。桐子园新宿舍建成后，还任由我母亲挑选了一套。我母亲和谁也不商量，一下就看中了这一户：既单门独户宽敞，又靠路边交通便利。
自1966年二月初二到2014年农历五月中旬，我们家在这里居住了48年，在这里我们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们五兄妹在这里分别长大成人。我们在这里留下了许多艰苦奋斗，努力创业的故事，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七)
2014年的端午节刚过没几天，桐子园的宿舍群，作为棚户区改造的首批对象被全部拆除。我母亲移居在了我大妹妹的家里。一次，她在菜市场买菜，一只脚踩住了塑料袋，另一只脚被塑料袋套住绊倒，致使左大腿髋关节粉碎性骨折。被救护车紧急送进医院后，我们从南昌请来了医生做手术，用了进口钢板进行固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竟可以出院了，这对于一个87岁高龄的老人已经是奇迹了。2020年正月初三，我母亲吃罢午饭，将饭碗送至才几步之遥的地方，右大腿忽然吃不住劲，缓缓地跌倒下去，竟造成了右大腿髋关节骨折。据治疗的医生讲，骨折一般应选择手术治疗，这样恢复得会更快些。为了做手术，身体的各项指标如血压血糖心率等都必须符合做手术的条件时，全省因为新冠疫情的爆发，城市乡村都实行了交通管制道路封锁，医疗器材送不出运不进。在无法进行手术的情况下，县中医院的王正茂与曹荣福两位医生采取了手术牵引治疗方案，就是在膝关节处钻个窟窿，栓根钢筋，两端系上绳子，用两个大铁秤铊往下拉，使骨头复位。为了防止感染，要一天数次地量血糖，用酒精消毒。因疫情影响，城区内各道路各小区进行封闭管理，正月初十，医院动员劝说我们将母亲送回到家里护理。大妹与小妹二人，每天都要为母亲端水喂饭，翻转身体。由于肠胃消化功能的下降，大小便失禁，这更增添了护理的难度：一天数次擦洗身体，换衣换被。在大妹的精心照料二妹的协同下，母亲竟又挺住了，身体得到了恢复，几个月后竟又可以下地扶着走路了。过了中秋国庆双节，有时还可以脱拐行走了。
毕竟岁月不饶人，严重的骨质疏松使她经受不住一点点碰撞了。2021年1月24日这天，她刚从马桶上起来，身体倚靠在床边却支撑不住，整个身子往下一沉，跌落在地，竟又是骨折。在医院抢救的日子里，人一直昏迷着，医生给上了呼吸机，她始终一句话也没说，眼睛无神地盯着一处，我们喊叫着母亲，没有一点回应，护士给换床单被子，我们翻动擦拭身子也无知觉反应，大妹妹送来给母亲吃的一碗稀饭，连看都没看一眼。1月26日上午九时，心电图显示，老人家已无生命迹象。
我母亲是个艰苦勤奋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的人。她爱家庭爱子女，爱每一个孙辈，就是不爱自己，她的一生太平凡了，但在我们心里矗立起的是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