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中了主义的邪，对各种理论不仅再没弄通过，也渐渐失去兴趣。虽然读书没断过，但水平永远上不去，总停留在人之初、性本善之下的水准。胡适是近代鼎鼎大名的思想家，是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主帅，关于他的思想学问的书有很多，读了些，也不太懂，更不敢妄谈。但对这个人印象很深的，倒不是他的才学，而是他的为人，慢慢形成这样的概念——这个人的人品很了不起。30年代“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了文人中的流行语，以致林语堂曾在文章中，幽默地拿这开起玩笑。在胡适逝世后，蒋介石所题的“德学俱隆”还是得到了人们首肯。
人们对胡适的思想和学问的赞许，可能造成对他人品上的崇高有所忽视。在他的年代，社会急剧动荡，兵荒马乱，像他那样，最终得到“好人胡适”的名声，真是难得。在那种不太好的社会，他竟告诉学生，“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他自己也是躬身实践，在与人的交往中，总是坦荡、热情，与人为善。他的心灵像一潭明澈的湖水。在老朋友陈独秀遇牢狱之灾时，他不因政见不同，倾力相救，在周作人做汉奸前后，他先是殚精竭虑地劝说，之后又为其尽力开脱。最伤感的一幕可能是，1948年底南京派飞机到北平接走了他这个北大校长和清华校长梅贻琦。胡到南京后，费尽力气，说动政府又派出一架飞机，去北平接那些他的学术界名人朋友，当飞机返回，他满怀希望地去机场接，但机舱门打开，仅几个人下来，胡适当时就失声痛哭了。乱世之泪，何人能解?在“文革”中，有很多老教授、老学者都想到了他们的朋友胡适和那架空空的飞机。他的得意门生吴晗，在死去前脑海中是否出现过恩师的身影?永远是谜。
梁实秋在怀念胡适的文章中特别指出，“胡先生最爱写的对联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我常惋惜，大家往往注意上联，不注意下联。”胡适不光学问好，他的品行、道德也很让人景仰。我们继承他提倡的民主、自由，最好先少说，而是多学学胡适先生的做人。
(一)吹不散的心头人影?胡适与陈独秀
胡适与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思想界的两个巨人，初为同道，但后来走向不同的方向，他们在思想观念上相左，但私交却胜似亲人。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们曾是亲密的战友。1916年当陈经办《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时，收到胡适从美国寄来的关于文字改革的稿子，大加赞赏。他马上给胡回信，“文字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改良文字之文学，寄登《青年》均所至盼。”在陈的鼓励下，胡适很快写出《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并由陈登在《新青年》上，吹起了白话文革命的号角。陈在随后告诉胡，“中国社会可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愿将胡引为同志。1917年，陈到北大，胡回国后也到北大任教，二人协力齐心，推动新文化运动，同成为这次启蒙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
五四运动后，两人分道扬镳，陈日趋激进，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暴力革命之路，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而胡则坚持科学、民主，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代言人。二人之思想已是水火不容。但胡适并没有忘记与陈的私交，他在1925年给陈的信中，将他们的关系讲得清楚分明。
“你我曾共同发表过《争自由》宣言。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我知道你们主张阶级专政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为老朋友，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从上面，我们看到了胡适为人之道的核心——宽容，它反映了人类善良一面最本质的东西。
五四以后，胡陈分手，陈领导的共产党逐渐发展壮大，与国民党合作，共同北伐，取得一系列胜利，但在1927年两党分裂，遭到血腥镇压，共产党也直落谷底。而在此过程中，最惨的莫过陈独秀，不仅两个爱子延年、乔年惨遭杀害，自己也被当成失败的替罪羊，被开除出自己创立的党。此时的陈独秀，众叛亲亡，形影孤零，过着流亡生活。1932年陈在隐藏中被以共党魁首名义逮捕，当时国民党政府已内定由军事法庭审判他，并处以死刑。陈也抱定必死之心，他给人题写下“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墨迹，但求速死。
这时的陈，在别人眼里，仍是共党匪首，千夫所指，共产党对他也不闻不问，真是四面楚歌。这时，正是胡适，鼓动起北大教授，对陈独秀采取了营救活动，通过各种关系，四处活动，由胡的好友罗文干(时任司法部长)斡旋，在蒋介石首肯下，将陈转到刑事法院，以判刑保全生命。胡这不是第一次救陈，1919年陈被北洋政府拘捕，也是胡适出头营救，那时，他们是战友，这次两人在思想上已是敌手，而陈已如无人答理的丧家犬，胡的援手，无异雪中送炭，难能可贵。
陈在狱中，亲笔给胡适写信，表示了感谢，要知道陈独秀一生孤傲，不管在多潦倒时，高官权贵以可怜心态，送他金钱厚礼，他一概拒之。而在给胡的信中，可看出他对胡的友情和信任。
适之先生
此次累及许多老朋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审判约在本月底，计尚有月余逍遥。判决后，以弟老病之躯，即久徒亦等于大辟，因正式监狱乃终日禁闭斗室中，不像此时在看守所尚有随时在外散步及与看守者谈话的自由，所以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爽快一点，如果是徒刑，只有终日闷坐读书，以待最后。如能得着些纸笔，或者会做点东西，现在也需要看书以消磨光阴。先生能找几本书给我一读否?
英文《原富》亚当·斯密的
英文李嘉图的《经济学与赋税之原理》
英文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
崔适先生的《史记探源》
此外，关于甲骨文的著作，也希望能找几种寄给我，先生要责我要求太多了吧。
1937年，抗战爆发后，陈得以提前出狱，他出狱后，即住在胡适最好的朋友傅斯年家中。在南京、武汉失陷后，陈流落到离重庆不远的江津县农村，生活窘迫。最不可理喻的是1938年初，《解放》杂志上污蔑陈独秀是每月拿二百大洋的日本汉奸。手段之卑鄙，令人发指，全然要再置陈于死地。反倒是九名教授在《大公报》发表声明，为陈辩污。由于手头没资料，没查是否胡适参与此事，或签名。但我相信胡知道会签名，那些教授也一定是胡的朋友。1938年胡适为赴国难，终于同意进政府工作，出任驻美大使。他一直关心着陈的命运，他的朋友几次写信告诉有关陈的贫病状况，甚至商量由他想办法让陈赴美。但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显然爱莫能助了。1942年，陈独秀在四川小镇中贫困死去。
不管胡陈在思想上有多大分歧，但胡始终把陈当做朋友对待，对朋友的遭遇，耿耿于怀。他曾对人讲：1919年北大辞退陈，是他最痛心的事，造成中国知识界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变弱。他甚至天真地说：独秀在北大，颇受我和孟和(陶孟和)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离开北大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更“左”倾了，实开后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不管此话对错，完全可看到胡适心灵的一片良善。
(二)君子坦荡荡——胡适与周家兄弟
胡适、鲁迅、周作人都是中国文化界的顶级人物，胡、鲁应在最高级，周稍差些，他们都值得尊重，都是大师。可是他们每个人都有太多政治色彩，如鲁迅，一度被推上神坛，虽不是一句顶一万句，也是只言片语，就能置人死地，如一句“四条汉子”就让四个著名文人一死三残。毛泽东御笔朱批“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俨然一位鲁圣人。胡适在大陆曾被骂得猪狗不如，但在海峡那边，可也是一尊巨神。老蒋亲笔挽联云，“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而周作人更不必多说，一个汉奸的帽子，足以压他个半死。所以我来谈这三个人，首先就是想先剥了他们的种种外衣，去除金粉黑漆，权当三个从青年相识的才子，最后都成大名的文人，一生的交情、恩怨，看看各自为人的特点而已。
胡适与鲁迅和周作人的交往，始于1918年，他们同在北大，他们从相识到友好，是朋友。倡导新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很有共同语言，特别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他们密切配合，互相呼应。有时胡适首先发难，鲁迅紧紧跟上，有时两人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论述。胡像个帅，鲁像个将，而周作人自嘲，敲敲边鼓。三人应是关系不错，但不知因背景不同还是别的，鲁迅对刚认识不久的胡，从头就怀有戒心。他多年后说，大意是，办《新青年》时，陈独秀像个开着的房间门口贴着内有武器，刀叉剑戟看得分明，胡适像个关着的门的房间，门上写着内无武器，总让人生疑。鲁的话很奇怪，所有认识胡的人，几乎都会夸胡的坦率性格，为什么只有鲁迅有此疑心。看来鲁的防人之心比常人要强烈许多。
胡适对周家兄弟是真心喜欢，他一生可能说的最多的赞扬的话就是对周家兄弟。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以后，胡适便给予热烈的赞赏与高度的评价，称誉鲁迅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是最早认识鲁迅小说的价值的人之一。他对于鲁迅前期杂文也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如《随感录：四十一》关于“学学大海”、“摆脱冷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段寓意深刻的话，胡适说，看了这段文字，感动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另外，胡适曾经想做一部《中国小说史》，一直放在心里，几年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了，胡适对此不是心怀嫉妒，而是报以热情的夸奖，认为“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胡适对周家兄弟一往情深，1926年胡却遭到周家兄弟的一次莫名其妙的绝交。胡适与周家兄弟在办《新青年》时，有过意见分歧，但只是很小的磨擦，没什么可结仇的事。1926年5月，鲁迅、周作人和陈源(西滢)在《晨报》发生激烈笔战。当时徐志摩正主编该报副刊版，劝了几次无效后，停登双方文章。胡作为大家的朋友，出于好意给周家兄弟写了封劝说信，言词恳切，劝双方停打此无意义笔仗。没想到，周家兄弟从此与胡绝交。鲁迅此后再没和胡适来往。周作人则于1929年主动与胡和好。胡适为此在回周作人的信里对周家兄弟写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话：“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远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胡和周作人在疏远了三年多，至此完全和好。过后不久，在周作人的嘱托下，胡帮助他弟弟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找到工作。
鲁迅不仅没与胡适和好，从30年代初开始，不时在文章中挖苦、谩骂胡适，以“正人君子”之名影射胡，极尽刻薄之能事。例如，1931年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写道：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现象、他们怎样地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关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召见胡适是一个趣闻，溥仪宫里刚安电话，打着玩，打到胡适家召见胡适。胡适在后来发表《宣统与胡适》一文，其中说：“阳历5月17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5月30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30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试作新诗。”溥仪要见见胡适，胡适就去了。今天看来，这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而当时，却沸沸扬扬、议论纷纷，有的说“胡适要做帝师”。害得胡后来解释说：“这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中，想寻找一个比较也可称得是一个少年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没有洗刷干净，所以这样本来很有人情味口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异的新闻了。”没想到这些无聊的无稽之谈，成为鲁迅攻击胡的借口。
此后，鲁迅在多篇文章中，臭骂了胡适，尤其以一条不实新闻报道，说他为日本侵略者献策。比如，以“何家干”的笔名发表的《出卖灵魂的秘诀》，后来鲁迅将其收入《伪自由书》一文中，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胡与鲁迅是老朋友，互相有了解。能用这样恶毒的话吗?鲁迅在提到胡适时，虽然直接的和尖锐的人身攻击不多，但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和冷嘲热讽，却很多。而且，鲁迅从未正面对胡适对新文化运动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地位和作用，进行过肯定。
反之，对于鲁迅，胡适始终保持着好意，有机会的时候，总要为鲁迅说几句公道话。1936年鲁迅去世后，女作家苏雪林写长信给蔡元培、胡适，对鲁迅进行了攻击。当时的鲁迅骂胡适尽人皆知，而胡适在回信中则尽力为鲁迅辩护。胡适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对鲁迅的谩骂，在鲁迅生前，胡适则一律采取“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从不公开应战。鲁死后，也从没发过恶声。读过鲁迅书的人，不免对其人产生敬意，也有人崇尚他的硬骨头精神。但很多喜欢鲁的文章的人同时表示，不敢交这样的朋友。鲁迅死前有一句著名的话：一个也不宽恕。但不知对胡适这样一直对他友好的人，是否领一丝情?
鲁迅死后，胡一直和周作人保持友好关系。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胡带领北大师生南下，周留在北京。1938年，胡出任驻美大使途中，听到周作人欲在日本统治下的北大出任校职，给周写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苦苦劝说老僧不要入世，蹚日本人的水。但周作人不仅没听，反担任了北平伪政府的教育总督办，和文化委员会主任等伪职，沦为汉奸。抗战胜利后，胡回到北大再次出任校长，而周则囚在了南京老虎桥监狱。在全国对汉奸一片喊打的情况下，胡适在极大压力下帮了周作人一把。他用北京大学的名义给法庭出具了一份证明，说日伪期间北大校产未遭破坏，图书设备还有增加。为此，胡在报上挨了不少骂，说他庇护老友。而周在这份证明下，确有减轻量刑。对此周的心中是明白的。
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周作人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写了一篇回忆胡适的文章，这篇文章可称得上是绝世的精品。当时，胡适在大陆已被批得臭不可闻，更是晚年回到台湾而死，说他一句好话就会有不测之灾。而周作人以文人的最高智慧，竟在大陆做出了怀念之文，真是奇迹。他的文章对胡一句好话没讲，而是细数了由胡帮助出了几本书、几篇文，得了多少钱，分毛清楚。而且特别说起，拿某笔钱，买了坟地，埋了母亲、女儿，至今念念不忘。这可能是胡适死后，大陆仅有的一篇纪念文章。看着周作人隐晦的文字、深藏的苦心，我几乎潸然泪下。他什么都明白，什么都记得。他无话能说。所以我觉得，周家兄弟还是有一个对得住胡适的，尽管他生前没听到。
朱学勤有一段话，我很喜欢，将它做个结尾。“胡适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现，不世故。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六十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胡适的性格，与这一性格生存的六十年环境放在一起，才会使人发现，也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