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高低错落的田畴,再绕过一座孤零零的老坟包,就到了沟汊纵横的小圩。老坟包上长着两棵乌桕树,乌桕树,我们那会儿叫“洋辣子树”。洋辣子是一种常见的害虫,体表遍布毒腺毛,若不小心被它咬了,就像猛然吃上一口生辣椒,那股火烧火燎般的疼痛感,一时片刻是消不掉的。农忙时节,大人爱聚在树下歇凉,摇着湿漉漉的草帽,东家长西家短地扯闲篇。洋辣子怎么就不咬大人呢?我始终想不通其中的道理。日落时分,乌鹊乱飞,晚霞掩映下的乌桕树像一幅薄薄的剪纸,树梢纷披万道金边。然而,在孩童的世界里,老坟包始终是个禁忌,每次我们总要多绕几道田埂,迂回着奔向远处的小圩。夏秋之交的小圩水草丰美,成群结队的鱼虾在莲叶间嬉戏,人来了,小小的身子调皮地一摆,水面上荡开一朵绿色的涟漪。
小圩的尽头就是父亲的窑场,迎面耸立的土窑像一座滚圆的大草垛,土窑右边有一条缓缓上升的沙石路,路尽头是三间低矮的瓦房,瓦房前面码着几十垄烧窑用的砖坯。砖坯一垄垄码得人高,每一垄砖坯都覆着一层塑料薄膜,塑料薄膜上又盖着一条稻草打制的“雨帘子”。晒干的砖坯都是钱,金贵,不能淋雨,一淋雨,又成了泥。泥是白荡湖区特有的黄泥,踩熟的黄泥就像糯米粑粑,黏性大,烧制青砖、红砖和瓦,黄泥是上佳的原料。方圆数里七八个窑厂,都派人来挖,车载斗装,时间一长,小圩里到处都是几丈深的大坑,一场雨过后坑里就满了,成了一口无人管束的野塘。夏天,我们去小圩里玩水,大人总是再三叮嘱,不要下野塘!不要下野塘!孩童时代,先后有五个小伙伴在野塘里淹死了,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还不到九岁,是双胞胎,溺亡的是妹妹。野塘就是一个大漏斗,水底地形情况复杂,温差大,凶险异常。五叔幼时在船上漂过,水性极好,但提到小圩里的野塘,他也是一个劲地摇头,“下野塘,那是找死哦,救都没法救……”五叔是救过人的,但小圩离村子远,人捞上来,呼吸和心跳都没了。娘老子呼天抢地,抱在怀里号啕,一卷席子抱上巢山,草草地葬了。我们在人群外远远地望着,既害怕,又难过,想哭,又哭不出来。窑场常年雇着六七个踩黄泥、打砖坯的小工,不管吃,不管住,干一天活拿一天钱,他们是小村牌楼最早一批经受市场经济大潮洗礼的人。打砖坯需要一点技术,也需要耐心,性子急的人,黄泥还没有踩熟就开始打,结果,急雨淋一阵就塌了,太阳晒几天就裂了。会打砖坯的都是半吊子瓦匠,所谓“半吊子”就是没有正经地拜过师,名不正言不顺,“半吊子”只好东打油西打浪,做小工谋生。
领头打砖坯的是蔡老三。牌楼三个老光棍之一。蔡老三幼时身体就不好,十四岁那年患了一场怪病,一头黑发突然落了,成了秃头,连眉毛都落光了,身子又单薄,从背后看,十四岁的蔡老三已经是个孱弱的老人了。蔡老三的奶奶完全是为这个孙子愁死的。蔡老三相中了杏庄的哑巴,不料竟闹出了笑话。没有人知道哑巴究竟多大了,哑巴的家人估计也没打算让她出嫁,谁能想到呢,在蔡老三的眼里,哑巴竟是一朵含苞待放的栀子花。蔡老三的奶奶于是三番五次地托媒人上门。哑巴的父母喜出望外,一口就应了,不料哑巴死活不同意,呀,呀,呀,她一面拍打乱蓬蓬的发窠,一面含糊不清地嘟囔着,将媒人向门外推搡。自己是个哑巴,还嫌人秃头吗?蔡老三的奶奶不相信,亲自登门,哑巴躲得远远的,呜呜呜,呜呜呜,一路走,一路哭,看着都伤心。一群人跟在后面交头接耳,捂着嘴偷笑。蔡老三的奶奶简直丑死了,连一口水都没有喝,拎着小脚,埋着头,慌不迭地踩回家。蔡老三的婚姻从此耽误了,好在生计并没有误。他没念过一天书,自幼就跟在做瓦匠的大伯后面混,盖猪圈,搭厕所,砌灶台,竟然自学成才,都看会了。他是真能吃苦,提一把窄砖刀,拎一只冬瓜一样的烂泥桶,一个人从早忙到晚,默不作声。蔡老三打的砖坯周正而瓷实,看上去非常舒服。砖坯没有记号,但他打的砖坯大家都能认得,每次烧窑,高师傅都要单独拣出来,码在窑洞中心偏上的位置烧。
高师傅,大名高子英,是父亲请来烧窑的。烧窑之前,高子英是桃花的生产队长,四十多岁,剃着小平头,皮肤黝黑,牙齿上都是烟垢。窑场还在纸上的时候,父亲就对高子英说,“三间瓦房,你住一间,一间做厨房,再搞一间办公室。砖坯,至少要打三百垄吧……”高子英端着酒杯,杯子在嘴边晃了晃,又放了下来,“三百垄的坯子,你要造多大的窑啊?”父亲不接话,端起酒杯,笑眯眯地盯着高子英,示意他继续喝酒。
父亲和高子英是老相识了,打我记事起,高子英就坐在我家的八仙桌上,嚼着花生米,慢悠悠地喝酒。高子英一来,父亲就扯扯我的胳膊,让去破罡街上的“老泉酒庄”打酒,并叮嘱要从后门走。老泉酒庄的主人自然不叫老泉,他只卖一种酒,九毛钱一斤,外号就叫了“九毛”。从牌楼到破罡街只有一条机耕路,晴天一头灰,雨天一脚泥,路两边稀稀落落地长着几株泡桐,刺槐,一丛丛木槿。拎着一只空空的酒瓶,一路小跑,路上遇见人,“老兵,家里又来人啦?”我一面跑一面大声回话,“嗯,高队长在我家呢……”那时候的队长算个人物了,家喻户晓,进哪一家都要坐上席,红白喜事都要去请的。跑到老泉酒庄,九毛已经在吃晚饭了,他一言不发地接过空瓶子,往瓶口上树一个塑料漏斗,酒提子在酒缸里一按,提起来,倒,空瓶子很快就被灌满了。九毛做生意厚道,他的酒提子总是满的,倒完了,还要把漏斗里的剩酒沥干净。民间艺人有许多精巧的发明,酒提子是其中之一。酒提子是竹子做的,一提正好一斤,也有半斤和二两的酒提子。酒提都有一个长柄,顶端有一个弯钩,可以直接挂在酒缸边沿。
高队长一来,母亲照例要准备一两个平时我们不大能吃到的下酒菜。那是一个物质贫乏的年代,普通农家所谓的下酒菜,其实就是炒一盘花生米,蒸两个土鸡蛋。会下蛋的母鸡是我们的“银行”。每次从土瓮里掏鸡蛋,母亲都要握在手里反反复复地掂量,掂量过之后,又塞进去,重新掏出来一个,再次掂量掂量。掂来量去,总要三四个回合,终于选定了两个,打碎了,洗一节小葱,蒸在饭头上。饭煮了,鸡蛋也蒸好了,黄黄的,厚墩墩的,细碎的葱花在上面漂了一层。父亲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酒,高队长一大勺一大勺地舀蛋。我和妹妹远远地瞟着,口水漾上来,喉咙里咕咚一声,响亮地吞下去。
父亲基本不吃蒸鸡蛋,吃花生米,咸豆角,腌辣椒酱。父亲不吃,蒸鸡蛋就有剩的,小半边,浮在碗里,上弦月一样,不,比上弦月还要好看。那是我和妹妹孩童时代的福利,片刻工夫,那枚蛋黄色的上弦月,就被我和妹妹舀了个精光。
最忙不过“双抢”,那半个月,我们根本看不到高队长。我们问父亲,父亲说,队长是大忙人哦!队长到底有多忙,我和妹妹都没有概念,只是心照不宣地数着日子,暗暗地盼着高队长。有几次,趁父亲午休,我唆使妹妹到桃花,看看高队长到底忙不忙。对于只有七八岁的妹妹来说,桃花离牌楼太远了,但名字好记,沿着机耕路往东跑,一问就到了。若干年后,我看到县志上说,“桃花”是“逃荒”的谐音,原是逃荒人落脚的地方,渐渐成了一个人口聚集的村庄。牌楼并没有一座像样的牌楼,但牌楼怎么就叫了牌楼呢?不亦怪哉!县志上却没有记载。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有几次,妹妹居然假传父亲的邀请,以至于高队长如“约”而来时,厨房里的母亲愁容密布,堂屋里的父亲也很难为情,你坐,你坐么。九毛的散酒是随打随有的,但鸡蛋和花生米却时常不凑巧。高队长有些莫名其妙,他困惑地看着父亲忙里忙外,站起来,想走的样子,又摸出一根烟,点上了,说:“别忙了,有啥吃啥吧。” 父亲尴尬地笑着,“不忙哦,就搞两个菜,你坐么……”父亲说得轻巧,却把要面子的母亲愁死了。瓮里的鸡蛋早已见了底,母亲苦着脸,从后门悄悄地出去,绕到五婶家借鸡蛋。五婶性子刚烈,高队长前脚刚走,五婶后脚就进了门,“这个人,真是不自觉,又不是饭馆……”母亲欲言又止,埋怨地看着父亲,父亲接过五婶的话说:“人家来,是看得起我,你别多话呢。”五婶眉毛一拧,“那找我借鸡蛋做么事哉?又不是多有!”父亲被五婶说得有些懊恼,却又不好直接发作,“两个鸡蛋,算么东西呢?高子英,有本事哦,请都请不来的……”母亲赶紧出面打圆场,五婶气呼呼地哼了一声,一个箭步,人已经到了门外。夜色垂降,星辉从梧叶间撒下来,地面上铺了一层薄薄的盐。
也有确实借不到的时候,九毛钱一斤的烧酒,两三盘咸菜,高队长和父亲你一杯我一杯,喝得津津有味。因为和高队长之间的友谊,父亲在牌楼也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队里的红白喜事,父亲都是座上宾,他不到场,酒席就无法开始,他一走,酒席也散场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牌楼,能念报告、会打一手好算盘的父亲执意要承包村里的窑厂,并且辞掉了令人眼红的村会计职务。父亲因此成为牌楼历史上第一个法人代表,把“雇佣”“合伙”“订单生产”这些概念带进了牌楼。而高子英也不再是那个家喻户晓的生产队长了,他成了父亲的合伙人,负责烧窑的高师傅。高队长怎么还会烧窑呢?我不知道。
窑场点火之前,父亲打了五斤新明酿造的高粱酒,高规格地宴请高师傅和几个小工。那时候,新明酒坊已经取代了老泉酒庄,煤油灯退出了历史舞台,牌楼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父亲为这次宴请做足了方方面面的准备,还专门请桂琴大嫂帮忙烧菜。油煎豆腐,小藕条,炒苋菜,瓠子炒肉丝,青椒炒千张,红烧生腐,红烧鲫鱼,冬瓜汤……桂琴大嫂烧菜是厨师级别的,方圆数里的红白喜事,都请她掌勺。那一顿饭吃得真长,中餐连着晚餐,除了滴酒不沾的蔡老三,一桌人都喝醉了。临走之前,摇摇晃晃的高师傅使劲拍着父亲的肩膀,语无伦次地说,“从今往后,你、你就是兄,我、我就是弟,同甘苦,共患难……”父亲东倒西歪地扶着门框,眼睛眯开一条缝,笑容瓷在脸上。
那是一个百废待兴、乡村建设日新月异的年代,会宫、万桥、石矶头、扫帚沟……大大小小的窑场像是雨后春笋。父亲的窑场抢得了先机,生意最忙的时候,一度雇着三十多个小工。高师傅已经无法按照订单烧窑了,出窑那几天,货车排成了长龙,次品都被拉走了,地上连一块残砖断瓦都不剩。还有人另辟蹊径,一大早就守在我家门口,包里揣着一沓现金。父亲从来不在家里收钱,窑场里的事情窑场里办,进项和出项,分门别类,每一笔都记在账本上。父亲当了十几年的村会计,特殊年代的特殊经历,让他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每次出门,父亲总夹着一个小黑包,包里装着一只玻璃杯,一串钥匙,一支笔和一个巴掌大的绿本子(扉页上印着“毛主席万岁”)。那些绿本子后来不知去向,父亲究竟在上面写了些什么?母亲不识字,我们都没有看过,谁也不知道。然而,父亲万万没有料到,即便自己的账本已经明细到了一毛和五分,但突如其来,要求提前分红的高师傅依旧质疑账本的真实性,“看什么账本啊?我不看账本。都是你经手的,做人做事,要凭良心……”父亲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但从文争武斗中活过来的父亲到底还是忍住了,他生硬地笑着,慢腾腾地说,“亲兄弟,明算账。不看账本,那你要怎么分呢?”灶台边的母亲急得团团转,她一面心不在焉地烧菜,一面听着堂屋里的动静。结果,酒杯都满上了,高师傅却不顾父亲和母亲的轮番挽留,执意要走。母亲颓然地看着父亲,父亲坐在门槛上,看着高师傅急匆匆的背影,一言不发。暮色笼罩,倦鸟归巢,高师傅的背影很快就消失了。
窑场里的许多小工都是高师傅介绍来的,不久之后,这部分小工就陆续离开了窑场。更令父亲意外的是,一窑又一窑砖坯都烧成了红砖,红砖只能砌内墙,属于次品了,使用寿命短,价格也很低,便临时撤走了不少订单。烧青砖的窑里出炉几十块红砖很正常,整窑都是红砖,这是不太可能出现的现象。那段时间,父亲茶饭不思,愁容密布,他怀疑是高师傅在背后动了手脚,却又没有证据。生意越来越差,一窑又一窑红砖堆积如山,又被人蚂蚁搬家一样,悄悄地运走。屋漏偏逢连阴雨,无烟煤的价格每月都在上涨,父亲咬牙支撑着,举步维艰。那时候,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他没有和母亲商量,就将二哥送进万桥窑场,学烧窑。
日历翻到了1985年。那个初秋的夜晚,蔡老三突然来了,鬼鬼祟祟的,一阵耳语之后,父亲便和他一起出了门。我和二哥远远地跟着,走过村口的石拱桥,走过一道道田埂,星光下,窑场静默,像一头伺机伏击的猛兽。万籁俱寂,无煤烟燃烧的气息飘荡在夜空。整个小圩在时间深处沉没了,老坟包上的乌桕树像一把打开的雨伞。
父亲突如其来,高师傅手足无措地站在拱形的过道里,他身后,窑门洞开,呼呼,呼呼,烈焰自洞口喷射而出,过道的拱壁上已经没有了往日缭绕的热气。“这时候怎么能通风呢?窑温不够,肯定又是红砖……”二哥在父亲耳边嘀咕,恍然大悟的父亲呻吟了一声,浑身上下突然瑟瑟发抖。烧窑是一门和泥有关的技术,也是一门和火有关的学问。早在五千年前,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就知道把制好的土坯放在山洞里,用火煅烧。我国最早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窑上的“穴”是山洞,窑下的“缶”是古代一种盛酒的陶器(春秋战国时期曾为乐器)。最原始的窑炉就是利用现成的山洞,或者挖掘洞穴,用石头砌起来,在里面烧“缶”一类的陶器,后来的龙窑,以及今天的倒焰窑和隧道窑,都有一个类似的洞穴。考古工作者曾在黄河中游的西安半坡村发现古老的仰韶文化窑址,形制大致可分为竖穴窑和横穴窑两种,新石器时代的窑洞只能烧一件成品,随着时代的更迭和技术的革新,今天的窑洞能够一次性烧制上千块青砖。工人师傅将黄泥打成砖坯,这是物理变化,至关重要的质变需要火的作用,烧窑师傅掌握烧火、看火、管火和用火的学问,既要使砖坯在一定的温度中完成化学反应,还要根据窑温的变化决定停火时间。一句话,火是烧窑的关键,没有火,就没有砖。恰到好处地把握火候,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是窑师的核心技术,师傅教不出来的。
“老高,你这是干吗啊……”顾不上喷射的烈焰,父亲只身奔向窑洞,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父亲埋头铲煤,准备封窑门时,高师傅突然掐住父亲的脖子,试图将父亲的头塞进窑洞。我被这猝不及防的一幕惊呆了,蔡老三和二哥冲了过去,从背后抱住了高师傅。
父亲到底还是被烈焰灼伤了。二哥和蔡老三一左一右拧着高师傅的胳膊。父亲摆了摆手,有气无力地说,“回去吧。”
二哥和蔡老三轮流背着父亲,我默默地走在后面,越走越冷,牙齿一个劲地打颤。那个夜晚,我第一次发现,巢山顶上挂着半轮蛋黄色的月亮,就像那些剩在碗里的、父亲舍不得吃的蒸鸡蛋。蛋黄色的月亮下面,高师傅耷拉着脑袋,不紧不慢地跟着,见我回头,又站住了。我忽然有了力量,捡起一块石头,朝他掷了过去,他竟没有躲闪,石头砸中了,又蹦到了路边的水渠里。月亮碎了,一汪细碎的银子在水面上荡漾。
那个非同寻常的秋夜,那枚蛋黄色的月亮,刻骨铭心。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噩梦,在梦里,掐着父亲的脖子,试图将父亲的头塞进窑洞的人不是高师傅,而是一个魔鬼,白发獠牙,眼窝空洞。今天想来,那个秋夜不仅终结了父亲和高师傅之间的合伙关系,也改变了窑场和父亲的命运。
高师傅从此不辞而别,和父亲断了来往。二哥在母亲的唠叨中搬进窑场,成了一个年轻的烧窑师傅。烧窑是个苦活,窑洞一旦封了门,点了火,师傅就得寸步不离地守着。窑场背倚白荡湖,水天相接,周遭都是田畴,人家的灯光遥不可及,有的萤火虫一样浮在巢山脚下,有的星辰一样渺远,悬在天际。二哥自幼胆小。那些风雨交加的夜晚,母亲总要爬起来,凑近窗边,忧郁地看着黑漆漆的雨夜。每次想到这一幕我都无比后悔,母亲时常哄我去给二哥作伴,但我一个晚上也没有去过。
父亲本想重整旗鼓,但窑场的声誉已经坏了,1986年腊月,窑场正式宣布倒闭。梦想破灭了!年逾半百的父亲从此背负一身外债,一蹶不振,长期在家赋闲。父亲原本是个乐观、固执、不轻易认输的人,但赋闲之后的他变得非常颓废,喝酒,打麻将,在碌碌无为中走完了余生 。
1992年,我在皖南上大学,高师傅突然走了,肝硬化,从发病到登仙,还不到五十天。他是活活痛死的,大喊大叫,自残,最后用一根绳子将他捆在床上……谁也没有料到,高师傅出殡那天,父亲突然挤进人群,伏棺恸哭,悲痛欲绝。父亲的哀恸让送葬的乡亲黯然动容。许多年之后,知情的老人依旧向我说起这一幕,“你可晓得高子英啊?烧窑的。你那会还小,只有这么高……”我当然记得高子英,更不会忘记那个秋天的夜晚,鬼鬼祟祟的蔡老三;灼烫的窑火;半轮蛋黄色的月亮,挂在巢山顶上。
死亡带走了一个人所有的过错,也只有死亡,才能弥合一个人留给另一个人的创伤。“哎!争什么呢?没什么好争的。到头来,谁都躲不掉一个死字。”每次提起高师傅,父亲总要叹一口长气,面容哀戚,为他的短寿惋惜。如今,小圩里沟渠干涸,水草和水鸟一起消失了,田畴了无生机,和岁月一样苍老。窑场一片废墟,窑洞封闭,四周杂草丛生,窑顶上长着几棵构树(我们叫“皮树”。在牌楼,“皮”,是结实的意思)。老坟包居然长平了,废弃的窑场隆在白荡湖边,从牌楼望过去,就像一座无主的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