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所能体验到的狂欢就是屋外响起脚步声，门锁开动的声音。父亲或母亲回到家来，那是我们解放的时刻。
我完全忘记初来人世看到的恐惧，忘记我的迷惘。我沉溺在短促的快乐和简单的幸福中。
母亲回到家里，我就会去解她的衣服，我寻找母亲装满奶水的乳房。抱住母亲饱满的乳房的时候，我就感觉踏实和安宁。我吸吮着奶汁，下咽的时候我的肺腑发出“咕咚咕咚”的声响。吃奶是我的特权，我的哥哥和姐姐们只能眼馋地看着我在母亲的怀抱中，享受着饱食的欢乐。
父亲很少回家。偶尔回到家里就见他背着一杆长枪，有时候是扛着一杆长矛。
他回到家里来的时候，神情总是紧张和慌乱。他和母亲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话。
后来，我听父亲说，那些枪支和长矛是他抢来的。警备区的军火库被人抢了，那些造反的人把军火库里的长短武器也都抢走，他们在街上武斗，跟对手火拼。矿工们站立两队，有人点名问他们：糟派还是好派，说糟派的站到一队，说好派的站到一队。然后两队就开始武斗，用棍棒和枪械打，有人被打伤倒在街上，没有被打伤的四散奔逃。那时街上随时会响起救护车的声音。
街上的武斗是我看不见的，我能看见的只是父亲偷偷背着枪回到家里来的紧张和慌乱的神情。他的脸色发白，说话时舌头僵硬。有人在街上发现有武斗战死的尸体，赶来告诉父亲。
那些尸体被盖着席子，在街头暴尸很久被人拉走。
我不感到害怕，那些械斗和枪战发生在长街和深巷中，在我们的感知之外。
我只要抱着母亲给买来的布娃娃就什么都不管了。只要有奶吃，外部的世界就不存在。
喇嘛尊者说：“儿童时期是整个生命结构的基石，在此时播下的种子日后将绽放出生命的花朵。”
现在我触摸到我生命结构的基石，那就是我性灵的蒙昧和混沌。
我的生活空间被打开，跟母亲后来担任街道妇女干部有关。
她走到哪里，我就跟随到哪里。那时候母亲参加最多的就是批判会。她和一些家属们经常聚在一起开会，内容就是批斗那些被揪出来的历史有问题或现行有问题的人。母亲背着我，她用一块布把我从后腰兜起来系在腰间，这样我不管是醒着或睡着都不会影响她做事情。开会选择在人家里，轮流着选，选定了就聚到一起。
成分不好的人被轮着批斗，地主、富农、坏分子、反革命和右派，有类似成分的矿工家属就被定期批斗。妇女们让那些被批斗的人挂起大牌子，牌子上写着被批斗者的名字，名字上画着大大的×。那些被批斗的妇女站在凳子上，垂着头接受批判。在这些妇女中间并没有多少人可以够格做地主、富农和反革命的，有一个小脚女人被批斗是因为男人曾经在日伪时期做过把头，妇女们就把她揪出来批斗。那个小脚老人每天要站在凳子上接受批斗，她被勒令交待罪行。实际上并没有罪行可以交待，但是不交待不行，小脚老太太就说，最近有鸡瘟，好几家都死了鸡，那些鸡就是我害死的。
这样的场景成为日常的场景，也是中国城乡最普遍的场景。
我那时就混迹在这些革命的妇女中间，母亲在批斗会上就把我放在炕上，她让我自己玩。我就在那里爬行，我在那些女人之间来回爬，只要我不摔到地上，我是可以任意爬行的。
那些女人高举的手臂，高呼的口号，那些为认罪弯下的腰低垂的头，对我来说如同戏剧里的场景。
除了批判会，我参加最多的还有街头的游行，那多半是毛主席发布最高指示的时候，或者是某次全国党代会召开的时候。人们要去游行。在午夜游行要打着灯笼，母亲会自己粘灯笼，接到通知后，她就自己准备纸张——通常是用各种有颜色的纸张，赤橙黄绿青蓝紫，用这些颜色不同的纸张糊着各种形状的灯笼，灯笼里放着蜡烛，母亲就那样用一根长杆挑着上街。开始我是伏在母亲背上的，我跟着母亲参加到游行的队伍中，我看着那些手持着灯笼和彩旗的人们在街上走，他们呼口号，对发生在遥远的首都北京的最高指示表达欢欣之情。后来母亲也会为我糊一只小灯笼。我在母亲的背上，手举着一只小灯笼。灯笼里点燃的蜡烛映照着眼前的景物。我在母亲的背上，跟随着大人们游行。我什么都不明白，就那样跟随着大人们走。有时候这支队伍里还加进从乡下来的姥姥，她打着灯笼，拐着三寸金莲颤颤巍巍地走在游行队伍中。那时候最让姥姥得意的就是我说过的一句话——在游行的时候，姥姥不小心把灯笼给点着了，火苗扑闪着，迅速就把灯笼点燃了，我对姥姥说：“赶紧灭火，你要被人打成反革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