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姆
三国有个大官叫贾充，他的老婆姓郭。老婆生了个孩子，贾充给孩子找了个奶妈。
有一天，贾充从外面回来，一岁多的孩子在奶妈怀里抱着。看见爸爸，他高兴得手舞足蹈，贾充很高兴，也弯腰逗他。郭老婆回到家，就看到贾充整个人凑近奶妈袒露着的光洁乳房，而且不断发出夸张怪声的景象。郭氏很生气，就把奶妈给杀了。
奶妈被杀掉之后，贾充的儿子难过极了，哭了很久，再也不吃别人的奶，结果活活给饿死了。
如果把这件事登在当时的《三国都市报》上，恐怕会起个这样的标题：“由奶妈的奶引发的连环命案”。
奶妈的奶很神奇。贾充儿子之死，让所有人都有了充满怀疑的诧异——乳汁而已，真的美味至此?
事实上，古代奶妈的乳汁的确千挑万选。
在《育婴家秘》里，公布了对乳母的要求和标准：“选乳母，一定要选肌肉丰肥、性格和平的，因为她们的乳汁浓厚、甘美、莹白、温和，对孩子有好处。如果病寒的，她们的乳汁也寒;病热的，她们的乳汁也热;病疮的，她们的乳汁有毒;爱吃东西的，她们的乳汁味道不纯;有点儿小淫荡的，她们的气味不清净。对孩子有什么好呢?所以一定要把孩子抱得远远的。”
另外，喂奶时，奶妈也有很多禁忌和规范。比如说，饮食里不准有韭、蒜、辣椒等食物，更不许吃烧酒。没有奶的时候不能硬挤出奶来喂，那时的奶太勉强太不情不愿;喷薄欲出的奶也不能喂，因为蓄了很长时间的奶比较脏，而且容易溅伤小孩儿……
《宝鉴》和《千金翼方》里规定，奶妈不能在开心的时候喂奶——“令儿癫狂生惊”;不能在生气的时候喂奶——“令儿面黄啼哭”;不能在妊娠的时候喂奶——“令儿脏冷腹泻”;不能在大劳之后喂奶——奶的攻击性和侵略性太强，“令儿成疳”;奶妈嘿咻之后喂奶……哼!奶妈难道还能嘿咻?
这样挑选出来的奶的确质量过硬，奶妈袒露的乳房上简直可以贴上质量认证书——“我们精选优质乳源，高品质、安全、易吸收，引进国际流行的最新低温生物技术进行超滤浓缩、脱脂纯化，除去腥味和不利于儿童及体弱者吸收的酪蛋白……我们值得信赖!”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尽管对乳母奶的素质提出了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但是，古代却很少有书提到对乳母品行的要求。
只有《礼记·内则》里稍微提了一句：“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姆。”
换言之，保姆不需要具备什么人品，只需要具备动物般的沉默，以及机器般的高效率就足够了。对奶妈，除了要求奶的好味儿，就没有其他职业规范了。
几千年来的早期教育，事无巨细，浩浩荡荡，天罗地网，添加了无数限制与要求。仿佛冥冥中有个巨人，以恐怖的麻木敬业地重复着为童年的班房焊上一条条铁条。然而，却在“保姆”这口儿上奇异地放松了警惕，大手一挥，让众多奶娘，低着头沉默地顺利通过。
现在一看，对奶娘轻敌，后果其实很惨烈。
在中国历史上有个时期，奶娘们盛装华服，站在政治舞台的中央聚光区，而不仅仅袒露两只勤奋的奶子作为布景存在。
那是明代。皇家选奶，路人皆知，宛平大兴两个县年纪在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形容端正，第三胎生子仅满三个月的有夫之妇，全部在候选人的行列中。每个季度要选奶口四十名，叫做坐季奶口，蓄养在奶子府(现在叫做乃兹府)里，随时等候召唤。
宫廷里的孩子顺利降生之后，就在奶子府里会选，选出几个奶口试哺，比较之下，看孩子更喜欢哪个奶口，留下一个孩子最爱不释口的，其他的遣送回去。留下的最佳奶口，一辈子不得出宫。
问题就在于，皇子不只对一双好乳房一见如故，惺惺相惜。
明朝出现过两个迷恋上“官方食材”的皇帝。
一个是明宪宗，他的乳娘叫做万贞儿，四岁就进宫当了宫女，宪宗出生之后就成了宪宗的贴身奶娘。问题是她贴得实在也太久一点儿了吧，宪宗十六岁即位的时候，她已经三十五岁了，老来升职，直接从奶妈升职成了贵妃。
万贵妃是那种无私地把生命奉献给后官角斗、一生勤勤恳恳无恶不作的女人。凡是宫廷戏里坏女人做过的事情她一样都没落下，颠倒黑白啦，恶人先告状撒娇啦，打压皇后啦，毒死嫔妃啦，杀宫女啦，强制别人堕掉龙种啦——阴险到无聊。
万贵妃五十八岁的时候终于死掉了，明宪宗刹那间无限哀伤决绝地说：
“万贯妃死了，我也活不长了。”
果然，一年之后，他因为思念过度而追随他的乳娘死去。
这样看来，他其实和本章开头那个因乳汁饥饿症死掉的一岁小孩儿并没有什么不同。
这种恋乳母情结，作为家族病史还有遗传性。明熹宗朱由校对自己的乳母客氏，也有让人背地八卦不已的异常眷恋。
十八岁的客氏，的确是经过奶子府的层层选拔，凭实力正规上岗的。明熹宗十六岁一即位，就把客氏封为“奉圣夫人”。《明史纪事本末》里记叙了客氏的排场：
客氏回家的时候，有十几个太监带着红玉跟着她。侍从的盛大，比皇帝还过分，灯炬簇拥，好像白天一样。客氏盛装打扮得像个仙女一样，乘着小车晃晃摇摇地由嘉德门经过月华门，到了乾清宫前面也不从车上下来。客氏回到家之后，就在家里搞一个小型的奶妈上朝仪式，管家女仆像文武百官一样，挨次叩头，“老祖太太千岁”之声，震天动地。
客氏能如此作威作福，不仅凭借着明熹宗对她的深情眷恋与放纵，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明熹宗从小到大，在她的悉心照料与培养下，情商和智力一直稳定地保持在八岁的水准。
明熹宗是个文盲，不认识什么字，写个诏书都有困难。他的兴趣是做木匠活，对此燃烧着学龄前男童一样旺盛而单纯的好奇心。
史书上记载，他用一年多的时间，几乎不眠不休地制造出一张木床——锯木、钉板、上漆都亲力亲为。这张床可以折叠，携带和移动都很方便，床架上还有精美的花纹，连当时的木匠见了都叹为观止。
明熹宗还善于用木材做小玩具，他做的小木人，无论男女老少都精致生动，憨态可掬。熹宗还派太监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市人疯抢不已，常常脱销。明熹宗看到市场反馈兴高采烈，做得更带劲了。
不管当了多少年的一国之君，他始终是得意地跑到奶妈面前得瑟地邀功的“聪明的小宝贝”和“能干的小乖乖”。
然而，晚明李逊之的《三朝野记》里说，皇帝驾崩的时候(明熹宗是和魏忠贤划船的时候翻船，着凉而死的，我简直能想象皇帝在船上多动症发作活蹦乱跳的样子)，客氏于五更，穿着丧服，赴梓官前，拿出一个小包，用黄色的龙袱包裹，里面全是先帝的胎发痘痂，以及剃发落齿指甲等，焚化痛哭而去。
我不知道这是史实，还是作者的艺术发挥。如果是作者创作，那我简直要对作者挖掘人性的功力以及情节能力表示由衷地佩服。
这个细节让我几乎怀疑客氏的绯闻——她的确对皇帝有刻骨铭心的真情，他们之间的确有着某种惊天动地、不足为外人道、更不可被外人质疑的情感。而这个场景也有种让人动容的力量，即使是以有点儿变态的方式。
明熹宗死后，继任的明思宗去抄客氏的家，发现她家里有八个怀孕的宫女。因为熹宗已经达到了“贪玩”战胜“性欲”的臻境，客氏比谁都清楚，皇帝到死可能都没有孩子，于是就令宫女和外面的野男人苟合怀孕后，伺机冒充是熹宗的骨肉。
明思宗知道之后很生气，把客氏捉到浣衣局活活打死，家属也全部处以斩刑。后来更规定，凡宫中的奶妈，到了皇子七岁的时候，一律放出宫外。
思宗啊，让我们说实话，您不觉得现在才做这个规定，迟钝得有点儿过分了吗?
我的保姆叫梅子，是个农村姑娘。她在我记忆里的形象已经很模糊，依稀是个娇小结实的姑娘，两边脸颊上各有一个大大的、浓烈的红圈，粗眉细眼，不是精明的长相。
她开始照顾我的时候才十七岁，比我大十五岁。但是我们的思维水平差不太多。
她刚刚接手我的时候，还颇有野心，决定要把我培养成一个懂礼貌，有文化，可以抱出去炫耀的小淑女才算有所交代。所以，即使爸妈只是要求她睡觉翻身时不会一下压死我，保持我活着的状态就可以了，梅子还是自告奋勇地对我实施了一系列失败的教育活动。
比如，当我的父母都在屋里的时候，她就开始教我背诗。她拿着一本拼音插图版的《唐诗三百首》，手指热切地在每行字符之间滑动，以初学者的认真念出声来。我心不在焉，偶尔敷衍地发出几个拟声词迎合一下。
有一天，她觉得我学得差不多，基本上可以出炉了，就组织了一场大型文艺汇报演出，莅临本次盛会的领导有：我爸，以及我妈。表演的主要内容是诗歌朗诵。梅子声情并茂地朗诵：“白日依山——”
我说：“尽!”
“黄河入海——”
“流!”
“欲穷千里——”
“目!”
“更上一层——”
“……嗯……”
这次事件对我倒没有什么打击——无知是我皇帝的新衣，人人都看得见但没有人说，但是对梅子的打击很大，她无法成为我智力上的启蒙导师了。
其实，当“文化教育”这个可恶的包袱消失之后，我们俩反而如释重负地变得亲近了。我每晚和梅子一起睡。我的床突兀地放在客厅的一角，明显不在装修的原有规划里。床极小，我和梅子在黑暗中鼻息相对，梅子的呼吸很壮实沉重，从我的头顶呼啸而过，在隆隆的呼吸声中，我们絮絮叨叨总有说不完的话。
一个孩子，同一个要求进步，要求世故、社交、爱情、时髦的农村少女能说什么?具体的话题我回忆不起来了，我只记得相当的热闹投机，也许是分享她对世故爱情的期待;也许是做保姆辛苦屈辱，也不是长久之计;在我们这样一个拮据的家庭，也不易居;从农村到城市过程艰辛，城市也没有预期中的光鲜，还对更时髦的生活有愈演愈烈的野心，然而时髦到底又是什么样子……
这些对话的碎片都是我日后一点点拾起的。我放学的路上，总能看到一些家庭妇女拎着馒头、炒面，站在家属院的门口交谈，在赶回家做饭之前，偷得一些唏嘘和相互怜悯的片刻。她们的只言片语，总能让我回忆起我和梅子在黑暗中的交谈。
我记得有很多次，我也像比较年长沧桑的那个家庭妇女，感同身受又居高临下地劝慰道：“其实生活就那样……”，“知足吧，你好歹比我幸运……”
梅子离开我们家很多年之后，我妈才迟到很多年地又惊又疑：“当年你和梅子怎么有那么多可以聊的?对了，你们那时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我不说谎，这确实是当年的主要话题之一。
我的保姆，通过对我情商上的过分高估，让我的童年，有过一段疯狂的脱轨。
保姆，是第一个把孩子引为同类的人。
父母，把孩子手脚捆绑口耳蒙蔽，拘禁在畸形的儿童天地里——“乖乖，你好好的不要动”;长辈，定期把孩子的脸颊用口水濡湿而已。
只有保姆，因为寂寞，会把她们的世界，分享给儿童床里唯一的观众。
梅子在的时候，我借用了她十七岁亢奋壮实的身体，走出两岁的短小四肢走不出的门，见识和体验我够不着的生活经历。
梅子走了之后，她帮我建立的那个俨然接近真实的世界轰然消失，我又回到了那个甜蜜乏味的儿童天堂。
我的童年瞬间回到正常的轨道，不，甚至是倒退了。我又喃喃着大人听不懂的娃娃话，整个人摊化成一团可以忽略不计的孩子气。
一块水边的大石条上，坐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头上养着一圈罗汉发，身上穿了青粗布的棉袍子，在太阳里张着眼望江中间来往的帆樯。就在他的面前，有一位十五六岁像是人家的侍婢模样的女子，跪在那里淘米洗菜。这相貌清瘦的孩子，既不下来和其他小孩们去玩，也不愿意沉默地看远处。等那女子洗完菜后，站起来要走，她才笑着问了他一声说：“你肚皮饿了没有?”
他凝视着远处默默地摇了摇头。倒是这女子，看得他有点儿可怜起来了，就走进去握着他的小手，弯腰轻轻地在他耳边说：“你惦记你的娘么?她明后天就快回来了!”
这小孩回转了头，仰起来向她露了一脸很悲凉很寂寞的苦笑——这是郁达夫对他和他的保姆的回忆。童年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有些人的一瞬莫名其妙就成了永恒。在记忆的车水马龙中，这个孩子和少女的剪影，着实能称得上“动人”两个字。
在爱情世界里寻寻觅觅的他原来在五岁的时候，就曾拥有过深刻默契。
郁达夫的保姆叫翠花，她嫁过，生过，养过，成了寡妇。郁达夫成年后，一次回家的时候看见她刚从乡下挑了一担老玉米之类的土特产探望郁达夫的老母——“和她已经有二十几年不见了，她突然看见了我，先笑了一阵，后来就哭了起来。我问她的儿子，就是我的外甥有没有和她一起进城来玩儿，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还向布裙袋里摸出了一个烤白芋来给我吃。我笑着接过来了，大家也都笑起来了，大约我在她的眼里，总还只是五六岁的一个孤独的孩子。”
保姆在我的床上的时候，我们两个在一起寂寞，当保姆离开，就剩下我一个寂寞了。
幼儿园
我假期回到老家，总是经过我待过三年的幼儿园。隔着栅栏，我看到园子里散落着的大玩具，搭了一半的积木，跷跷板，生了锈的小轿车，只有一半鼻子的木头马。上课时间，没有人，只有这些死气沉沉又五颜六色的“活物”。
它们是这么小。十几年前，当我还只有五岁，在老师的灼灼逼视下被迫与它们做游戏，也忍不住注意到——它们是如此之小。
那时候幼儿园里有个最高级的游戏室，房间不大，但是个完整的社会，有银行、医院、商场、警察局，真实的世界被潦草地模仿了，小心翼翼地把内核去除，剩下鲜亮温馨的外壳。这个高级的地方，我们一周只能进去一小时，每次进去都要脱鞋脱衣服，几乎要把全身都扒光，只穿内衣和秋裤。
不许说话。每个人进去之后，都安静而激烈地抢假人道具。所有假人都长得一样，光头红嘴唇，惊惧的大眼睛，肘关节泄露出白花花的棉花。我们只能依靠他们的衣着打扮来分辨他们的身份。
我总是抢不到任何假人，而看着其他人和他们的假人忙碌地生活在一起。假的街道上来来往往的全是成双成对的，人牵着他们的模拟人，和它快乐大声地对话，给它边扎针边安慰：“疼不疼啊?”给它铐上手铐百般行刑，跟它重复进行甜美有礼的对话：“请问您要存多少钱呢?请问您要存多少钱呢?请问您要存多少钱呢?”
我抢不到人，只抢到了一堆道具。我无聊地坐在地上，给自己打针，给自己上手铐，玩弄着满地碎纸甜美地问自己：“请问您要存多少钱呢?请问您要存多少钱呢?”
这个房间老师是不许进的，因为这一个小时是被划在“自由活动”时间里。但这是个透明的房间，有一扇巨大的落地窗，所有来来往往的人都有意无意地往里看。现在想起来，那应该是很奇怪的景象吧，一群人，却不像人——圆短只穿贴身的内衣裤，像一个个尚在分裂阶段的大细胞，和逼真的大假人无声却夸张地过生活。
我们也知道自己被看着，因此即使是不屑，也要表演出兴趣盎然的样子。还好，这是所有孩子最熟练的戏码，一直演了两年，到幼儿园最后阶段，我们都已经长得巨大，还蜷藏着自己的四肢，微缩在这个比例失调的世界里。
这幅景象几乎是所有幼儿园生活的缩影。我们按规定游戏，按剧本表演，按配给活泼，按剂量快乐。因为在不远的地方，总有大人在观赏，也观察着。
把所有幼儿集中起来做游戏，似乎是幼儿教育法的巨大进步。这种做法，其实来源于近代对白痴和弱智的研究。
在此之前，对幼儿的教育都是家庭作坊式的，没有章法，“学前教育”也是一个劲儿学。直到十八世纪时，德国一个叫做福禄培尔的人出现了。
他很笨，笨到哀伤。他的爸爸教他阅读、书写、算术，却发现他什么也学不会。福禄培尔晚年在自传中申辩：“我的父亲因为事务太忙而没有时间来教我。”可实际上，是他的学习进度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心智，他的继母甚至很认真很认真地担心他的笨会影响到同父异母的弟弟。
福禄培尔的父亲本来对教育领域还有很大的野心和抱负，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决定把福禄培尔送到学校，然而是送到乡下的女子学校。
那里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方，安静又有秩序，不涉及任何和知识有关的东西，即使稍微涉及智力，也是如此小心彬彬有礼——“这一周让我们全神贯注地照顾一棵草”;“请你烹饪出一块小圆饼，注意，要非常非常圆哦”。
福禄培尔在那里，一下子从智力上的矮子，跃居为女子学校的巨人。
他晚年很害羞地承认说：“这所学校非常适合像我这样的儿童。”他以他在女校接受的女德教育，结合近代对白痴的治疗研究，再加上对自己因为笨而受鄙视的自怜，开办了近代第一个幼儿园，一个现代幼儿园的模板。
在那里，他把真实社会全部抽离，而摆放着他称之为“恩物”的东西，包括一些立方体，一些小球，还有另外一些立方体。这就是幼儿教育的所有教材。这些无聊的东西隐藏着只有福禄培尔本人才能解释的深刻内涵——什么宇宙运动统一的神意，艺术和科学的分解的本质等。幼小儿童要了解艺术的创造力，不需要接受任何理论和讲述，不需要看任何艺术实品，只需要长久地凝望着一堆木头。
福禄培尔的幼儿园办得很成功，贵族们远远地看着他们的孩子跟在一颗球后面狂跑，心里宽慰地想：“哦，他领悟到了所有真谛。”
我则不信任任何模型式的教育，任何无危的东西同时也是无效的。无论幼儿园怎样去掉任何一点点和现实雷同的元素，真实的、原始的、成熟的、残酷的人性还是会浮现，在大人们移开他们视线的时候。
史铁生讲过他幼儿园时候的记忆。他的幼儿园的管理者是两个年迈无能的老太太，“恩物”是两匹木马。
下了课，所有人都一窝蜂去抢那两只木马，你推我搡，没有谁能真正骑上去。大些的孩子于是发明出另一种游戏——“骑马打仗”，一个背上一个，冲呀杀呀喊声震天，人仰马翻者为败……这本来很好玩，可不知怎么一来，又有了惩罚战俘的规则。落马者仅被视为败军之将岂不太便宜了?所以还要被敲脑奔儿，或者连人带马归敌方。这样就又有了叛徒，以及对叛徒更为严厉的惩罚。叛徒一旦被捉回，就由两个人押着，倒背双手“游街示众”，一路被人揪头发、拧耳朵。天知道为什么这惩罚竟比骑马打仗本身更具诱惑力了，到后来，无需骑马打仗，直接就玩起这惩罚的游戏。
可谁是被惩罚者呢?便涌现出一两个头领，由他们说了算，他们说谁是叛徒谁就是叛徒，谁是叛徒谁当然就要受到惩罚。于是，人性，在那时就已暴露：为了免遭惩罚，大家纷纷去效忠那一两个头领，唯比成年人来得直率。可是，可是这游戏要玩下去总得有被惩罚者呀。可怕的日子终于到了。可怕的日子就像增长的年龄一样，必然来临。
做叛徒要比做俘虏可怕多了。俘虏尚可表现忠勇，希望未来，叛徒则是彻底无望，忽然间大家都把你抛弃了。五岁或者六岁，我已经见到了人间这一种最无助的处境。
这时你唯一的祈祷就是那两个老太太快来吧，快来结束这荒唐的游戏吧。但你终会发现，这惩罚并不随着她们的制止而结束，这惩罚扩散进所有的时间，扩散到所有孩子的脸上和心里。即使是严酷的拒斥，也轻轻的像一种季风，细密无声地从白昼吹入夜梦，无从逃脱，无处诉告，且不知其由来，直到它忽然转向，如同莫测的天气，莫测的命运，忽然放开你，调头去捉弄另一个孩子。
我不再想去幼儿园。我害怕早晨，盼望傍晚。我开始装病，开始想尽办法留在家里跟着奶奶，想出种种理由不去幼儿园。直到现在，我一看见那些哭喊着不要去幼儿园的孩子，心里就发抖，设想他们的幼儿园里也有那样可怕的游戏，响晴白日也觉得有鬼魅徘徊。
我也害怕上幼儿园，不过是为着肤浅得多的原因。
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每天的晚饭都是猪肉白菜包子和稀饭，我那时候每次一听到饭点铃，就手握小钢碗，万夫莫敌地冲到第一个，结果老师每次一瓢倒进我碗里的都是最上面一层略带乳白色的开水。
吃完了饭，我们就挨着墙整齐地坐一排等着家长来接。老师穿白大褂戴口罩，武装得像联合国维和部队一样拖地收碗，把一天的狼藉拾掇成从来没有人生活过的样子。她十分疲惫，再听到一声“老师，老师……”就立刻大力呕吐，因此命令我们背贴着墙壁坐好，不许说话不许动，最重要的是不许下地踩脏刚擦干净的地板。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我就想上厕所。如果这个时候，我的体内有个针孔摄像机，它能观察到的就是我端坐的身体内部的连续小爆炸，从膀胱开始爆破到心脏，最后以大脑的轰然一声结束。
我不敢说我想上厕所，只能静静地坐在那里，焦灼地期待着自我毁灭，一动不敢动，生怕惊动了膀胱。我的控制能力奇强，每次都能强撑到老师在门口叫道：“蒋方舟，你妈妈来接你啦!”
我就跳下椅子，跌跌撞撞地冲出去，一边跑一边尿，一边百感交集地号啕大哭，哩哩啦啦地在我的椅子和幼儿园大门之间留下一道漫长的、泪尿相融的水渍。
日复一日每天如此，后来即使我晚上不喝稀饭干吞包子，也永远准点听到膀胱爆破的倒计时，然后号啕大哭地尿着跑出去。
这样的感觉乔治·奥威尔在《如此欢乐之童年》中也描述过，他也是个尿频的小孩，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含着泪向上帝虔诚地祈祷“请保佑我今晚不要尿床”。但第二天，他永远在又冷又湿的床单之间苏醒过来。根本没有机会掩藏自己做的事。他的绝望我感同身受，那种绝望，那种在做了这一切祈祷和决心以后仍旧不见效的委屈和伤心。
比我更不幸的是，在他的学校，尿床是要受到体罚的。他在一个尿床完毕的早上被殴打得连刑具短鞭都断了。他有气无力地抽噎着，却不是因为痛——“我之所以哭，是因为一种只有童年才有且不容易说清楚的更深的悲痛：一种凄凉的孤独无助的感觉，一种不仅给锁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而且给锁在一个非常邪恶的世界中，而这个世界里的规则实际上是我所无法照办的。”
如果说幼儿园里教育了我，那么它只深刻地教会了我一样生存本领，那就是自憎。
控制自憎情绪的是初级神经系统，原始人就有这个系统，那时候初级神经系统只有简单极端的二元划分结构：有利于繁衍的，不利于繁衍的。
我们现在看到原始人的画像，他们要么快乐得要死，要么痛苦得要死，情绪没有中间状态，那是因为他们大脑的判断机制还不完全，每件事情都被判断成和种族生存有关的大事。
很多很多年之后，人学会了理智判断，也进化出更高级的脑组织来进行分析。然而，如果有一件事日复一日重复得让我们自我厌恶，理智会慢慢消失，我们又会回到原始人的大脑，遵从初级二元神经的判断——把一件小事都划为威胁个体存在和种族繁衍的重大危机。
于是，我们开始强迫性自憎，我们开始无意识地给自己撂狠话：“我是个白痴，我是个废物，赶紧天降土石把我活体掩埋了吧……”——基本上就是我靠墙坐着羞愧地与自己搏斗时说的那些话。
孩子用来强烈自憎的大脑边缘系统，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发育成熟了。但是，用来苟且自己和开拓的中枢，到了二十多岁才长成。
在此之前，我们都生活在乔治·奥威尔由鞭打得到的教训中：“我如今是在一个我不可能做个好孩子的世界里。我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我被丢进去的环境是多么严酷。生活比我所想的更可怕，而我自己也比我所想的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