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有一只老式收音机。收音机放在衣柜上，回到家里父亲就会打开收音机，收听里边的广播。
在一个长方形的木匣里出现的男人和女人的声音令我好奇。我听不懂，但是我好奇人怎么可以进入木匣里边，怎么可以发出声音。这个好奇一直跟随着我，我很想看个究竟。母亲有时候会把我放在衣柜上，衣柜我们叫洋箱，如床一般宽，我可以在上边玩耍。那天我看到收音机，我就想看看里边的情况。我打开旋钮，看见里边的灯亮了，有声音传出来。我就那样转动着旋钮。
一个短波频率是被我不小心收到的。那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华语广播波段。我当然听不懂。
父亲也听不懂，但是父亲却惊慌失措，他把我从衣柜上揪下来，扔到炕上狠揍我屁股。
“偷听敌台犯法哩。”父亲说。这是后来我再次收到这个短波频率时父亲告诉我的。
在那时，所有的国外广播电台都被看成是敌台。偷听敌台就是反革命。
革命与反革命，在那时已经深入我的意识里了。
革命有理，反革命有罪。这是我在那时看到的现实。
我能行走的时候也是母亲解脱的时候。
她不用再背着我，她可以去矿井工作了，我更多的时候是自己玩。
我能在街上跑的时候，姐姐和哥哥们上小学了，他们在距离家很远的地方念书。
家里只剩了我，妈临走时叮嘱我不可以乱跑，免得走丢。她把奶瓶灌满放在灶台，她嘱咐我饿的时候自己喝，烤成焦黄状的馒头和窝头都放在灶台上，那是我伸手可以够到的地方。母亲在我的脖子上套上家门的钥匙，她教给我怎么开锁，怎么上锁，这些我都一一学会。即使如此母亲也还是不放心把我丢在家里。但是没有别的选择，她必须去矿井工作，那是革命的工作。
我拥有漫长而充裕的时间，那时候时间就是一条在温静中流动的大河。
在我一个人的时候，石头房安静得让我害怕。挂在墙上的钟每到整点就会敲响，钟声敲响的声音让我紧张，我总是担心在钟里隐藏着什么鬼怪。房间里的寂静令我畏惧，我有时就大着胆子出街去。街道也是安静的，但是因为开阔和悠长，我的视野可以投向远处。我在街上来回走，街道是安全的，因为很少有人出现。那个时刻大人们出去工作，小孩们出去读书，只有我这样的小小孩会留在家里。
让我高兴的是，在空旷的大街上还有一个人，那个人负责在街道的墙壁上用粉笔绘画。他在每一堵墙壁上都用墨涂出黑色的底板，他用五颜六色的粉笔在那些黑板上绘画。他架着木制的梯子，人踩上去，就着黑板作画。我走过去，我的位置就在他的木梯之下，我仰着头在他的脚下看他作画。有时候整个上午他都不会出声，我也不出声。整个街道没有人声，只有阳光照耀着，只有觅食的鸡和懒散的狗在街道游荡。那些画是人物画，造型夸张。后来我知道他画的是什么，因为在矿区的街道、墙壁、道路两边的橱窗，甚至马路上到处都画着那些漫画，现在我知道那是“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画作，伸出来的粗壮的拳头，拳头带有光芒，在拳头之下就是头颅大身体小的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漫画，刘少奇的脸颊枯瘦，牙齿巨大。
那时我就是喜欢看那些怪异的漫画，我不懂但是很好奇。
那个人穿着蓝色的帆布工作服，在他的衣袖上蹭着各种颜色的粉笔灰。
母亲知道我在街上看那个人绘画，她吓唬我说：那人是哑巴，小心他把你抱走。
我没有管母亲的威胁。还是会在他到来时出去看他绘画。
哑巴会把那些漫画绘满街道的每一堵墙壁。每一堵墙壁都会有很多这样的黑板报，等距离分布。
色彩缤纷、造型各异的粉笔画带给我快乐，有很长的时间，我就跟着哑巴，我站在他脚踩的木梯之下，看着他绘画。哑巴是个面容清瘦身材也清瘦的男青年，他的嘴巴不能说话，眼睛却是会说话的。我看他朝我笑，我知道他对我的好意。我喜欢看他持着粉笔的手出现在黑板报时的状态，随着他手中粉笔的移动，那些色彩缤纷的线条就出来，人像的造型也出来。对我来说这是奇妙的。街道安静，阳光汹涌，只有我跟哑巴。我们是两个活着但又无声的生物。我们的交流不是用嘴巴和声音，而是用眼睛和神情。这个哑巴令我感到人性的温暖。他的安静和友好使我在他的脚下凝视他的时候感觉安全和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