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六岁读私塾。那时还未解放，我们乡下没有学堂，更不像如今有什么幼儿园、小学、中学。我的启蒙先生是我的亲房叔辈，名叫英亨。因为他人生得高而清瘦，腰骨长长的，留着西式头发，半土半洋，学生称他师父，不少人背地里却称他为长腰英。我从来不叫他绰号，因为这是对先生的不恭，而且侄辈这样称呼叔辈也不合人伦道德——母亲这样教训我。
英亨先生不知学问多深，但人却很严肃。他给我启蒙读的是《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他仅是一字一板教我认字，至于文字的意思，他并不开解，我也一点不明白，但必须背熟，那叫死记硬背。每天教过的功课，隔天就要背，不背出便要遭罚，或用戒尺打手板，或用竹鞭抽背脊，有的还要圈红眼，即在眼睛周围划红圈，像戴着一副红框眼镜，这种处罚比打手板打背脊更难受。记得有一个同窗小家伙，有一次背不出功课，先生问他想怎么处罚，他说，就抽我背脊吧!先生一怒之下，拿起一条竹鞭便往这小家伙的背上狠狠抽了两下，只听得咔嚓一声响，有什么东西从这小家伙的背上往屁股后掉下来。先生大吃一惊，以为是打断了小家伙的脊骨，一看却是瓦碎片。原来这小家伙怕挨打，是原先装了一块瓦板在背脊的。这场戏弄得全室十多个学生都笑了起来。我也笑了。先生瞪了那小家伙一眼，然后又扫了大家一眼，吼道：“以后谁再这样在背上装瓦板，不勤恳背书，我便罚他头顶水碗晒太阳。”庆幸的是，我没被先生处罚过，这倒不是因为我背书背得好，而是因为先生看我瘦小得可怜，不忍心打我。
那时读书要模红字。即是先生用毛笔蘸红朱石磨的色料，在草纸上写字，让学生填写。写的是：“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人，可知礼也立君臣。”这本来是写孔夫子教化弟子及以此教导学子的文字，作为学习毛笔字，兼顾了普通常用的偏旁部首，既深入又浅出。但因为先生不作解，只顾写这样的字，学生大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甚至有人说这是母亲大人头壳穿了孔，还生了八九个孩子的事。后来我读鲁迅的小说，才知道到咸亨酒店要酒喝的孔乙己，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对这文字的意思也明白了。那时这种僵化的教育，对开启学生的智力毫无益处，但这是一种打基础，练硬功，对于学生后来的学习，也并非全无作用。我如今写毛笔字颇有点腕力，不能不归功于童年的模红字。
英亨先生爱作对联。那是乡下读书人的一种文化娱乐活动。即有人开设对馆，出上联或下联对子，征求应对。应对者要交钱，若对中了，被对师评上了，便可获奖。对上头名可得大奖。有时我见先生摇头晃脑咬文嚼字的，便知他又在应对了。那时，我不明白这玩艺是什么东西。有一次我斗胆问先生，应对是什么意思?他不作解释，只是一口气说：“春对夏，秋对冬，暮鼓对晨钟，观山对玩水，绿竹对苍松。”我听得一头雾水。先生说：“我出几个字你对。”我默不作声。先生说：“学生矮侄。”我答道：“师父高叔。”他笑道：“孺子可教也。”我第一次见他笑，笑得长腰前后颤动。
我在英亨的书塾只读一年，除读《三字经》外还读过《千字文》。开始读孔孟时，我便转拜另一位塾师了。英亨先生早早的作了古，他的妻子——一个黄蜂腰的女人，还有他唯一的孩子——一个双腿残废儿童，也都不知所终了，就连他的家宅，也早已甄没了。恐怕在村子里早已没多少人记起英亨这么个名字了。但他作为我的启蒙先生，我始终忘不了他。“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恪守这句尊师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