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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之后，张中行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做编辑。批胡适、反胡风、反右，他都在边缘，除了在三反五反运动受冲击外，其他的运动都侥幸躲过去了。那时的语文教材编辑分文学与汉语两部分。他在汉语组，负责人是张志公先生。汉语乃语言工具，离意识形态远些，也保证了自己可以不卷入社会意识形态的浪潮里。语法结构、古文的活用、诗词格律，都是技术层面的事情，不被别人所注意的。他在外围看社会的文化之争，心里的感受极其复杂。比如胡风案件，他就所知甚少。老实说，对胡风、周扬的对立，他是不感兴趣的。在他眼里，是荒谬的两面，根本点是相同的。他曾疑惑，胡适被批可以理解，但胡风也被整掉，左翼文化的向路就更狭窄了吧。在思想的深处，他认为无论周扬也好，胡风也罢，那种理念是大同小异的，不能解决灵魂的问题。人们总是相信用一种方式一下子解决问题，试图在党派和意识形态中安放自我的灵魂。不过还是外在的东西，离人性的存在反而越来越远了。在那样的时代，他认为庄子、康德的传统，依然有不朽的价值。虽然这一切已被遮蔽了。
于是他甘愿地沉迷于古代，回到过去。读点古书，看看字画，学学哲学。外面的风雨再大，也置之度外。此外常去走访老人，周作人、叶公绰、魏建功、俞平伯、周叔迦、熊十力都成了他造访的对象。那时候这些老人都闲置在时代的边上，被主流社会遗忘了。可在他眼里，最有价值的还是这些沉默的人。在街市的出版物里，除了古典哲学和古典文学作品外，几乎没有令他感兴趣的。但那些从旧时代过来的老人，身上还残留着思想的光泽。比如魏建功的文字学根底，就神秘而弥高。其谈吐里的气象包含着文化的浑厚的力量。叶公绰的书法鉴赏和读书趣味，也迥别流俗，气象是高远的。熊十力、周叔迦的佛学观的深切，都是寂寞地与精神天幕对谈的思考者。这些人的特点都不是左翼人士，没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可是在那里却会有一种安详的感觉，不必顾及什么，就那么恬澹地对视着，有美的灵光闪来。北京城太单调了，唯有和这些人交往的时候，他才像回到了老北大的时期，回到思考的乐趣里。
他交往的前辈，给他快意的地方多，像读一本书一样有趣。比如林宰平先生，是懂西学的人物，对中国古代的诗画、哲学亦有不凡的造诣。林先生是北大的哲学系教授，张中行上学时没有听过他的课。毕业后偶读他的书，不禁佩服起来。精湛、广博、深切，都非一般人可比。阅之心清气爽，似乎多了一只眼睛，看世看人，清楚了许多。他们之间的交往始于40年代，原因是办那份佛学杂志吧。他应邀写了文章，还为杂志捐过钱。几次交往，遂现友情，暗生敬意。50年代初，他们又恢复了来往。张中行常常独自去他家拜访，所谈甚欢。在张中行眼里，林氏是个难得的儒雅之人。他回忆说：“我的印象，最突出的是温和。我认识的许多饱学前辈，为人正直，治学严谨的不少，像林先生那样温和的却不多见。不要说对长者和同辈，就是接待后学，也总是深藏若虚，春风化雨。”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还能从老先生那里得到精神的滋润，内心有大的抚慰，该是一种幸福吧。他比许多无奈而绝望的人多了几分曙色，这支撑着他，使他觉出了人间还有值得眷恋的地方。
一般的读书人在那样的年代里，不受世风的影响是大难的。相信斯大林，相信苏联，在读书人是普遍的现象。翻阅那时的文人的资料，连胡风、巴金都没能逃出俄苏文化的巨影，阿垅在最美丽的文字里反抗了形式主义与僵硬的思想，可是也还在左翼范围的圈子里转着，不能不带有苏联文化的痕迹。那时的知识分子在一种精神的逻辑里，并不知道真实的苏联。他们靠着一些简单的资料幻想着社会，总像在天幕上还有着迷人的星星闪烁着。主流文化的翻云覆雨，都在那个逻辑里。张中行对这些的隔膜，也少了胡风、阿垅式的焦虑也是自然的。
置身于风暴的外面，也并非容易的事。这里也要有活命哲学的。有一次他和张铁铮去周作人家里，不知为什么讲起了世风。周作人对郭沫若、老舍很有微词，以为他们是趋时的一类人。话题转到自己的弟弟周建人的时候，也谈到了其间的世故。60年代初，周建人在浙江省做省长。老家来人说，下面饿死人了，你要向主席汇报才是。周建人答道：万万不可以的。消息怎样传到周作人耳里，不得而知，对自己弟弟的韬略，周作人是批评呢还是赞扬呢，他们一听就明白了。
那天他们聊到历史上做官者的窍门。周作人举清朝一个笔记的例子说，官员上朝一般多磕头少说话;还有的干脆只磕头不说话。讲到此，师生们彼此会心地一笑。那一天的聚会，心情很好。张中行后来在文章里也多次引用这个例子，把它也作为自己这样的小民的座右铭。沉默，比张扬好。在那个时期，他自己不得不也有着这样的世故。
因了这个缘故，他对那些远离尘世的修炼者和独行者，就格外关注。也羡慕在山林精舍里自通天语的人。于是也愿意与那些清寂的人来往。庙宇、书铺就成了常去关顾之地。和邓念观的交往，就是这样的。
邓念观早年在上海和陈寅恪在一起，读书颇多。学过医，懂多门外语。对佛学尤通。后来独居在离张中行家不远的庙里。张中行认识他是在熊十力的寓所，后来就往来多了。对于他的身世，张中行和家人都觉得有些神秘。有时邓先生来寓所吃饭聊天，彼此颇为愉快。但为什么抛开妻女到庙里过，张中行是理解的，可一般人就未必如此。邓先生喜欢旧学，亦通西学，还翻译过许多外国著作。为什么离开社会而独自过活，也许免去烦恼的缘故吧?在张中行看来，邓念观的选择，有不得已的地方，因为人生太苦，又可以以一种方式减去痛苦，以淡然的方式面对一切。这大概就是常人没有的魄力。想想自己，张中行觉得就没有这样的勇气。与邓先生来往，心是静的。他喜欢这样的静。因为在这里，世俗的东西哪里看得到呢?
妻子也渐渐习惯了他与这样孤独的人的往来，慢慢也发觉出他的奇怪。为什么总和非常之人来往呢?张中行很少和家人谈出世与入世的事情，生活在那样的年月，没有思想比有思想的人要快活的。他那时觉得，在这样的世上，大凡失意、又能自得其乐的人，才可以看到人性中弥足珍贵的闪光。那光给寒冷和寂寞的他一点些微的暖意。也因为这暖意，他有了活下去的乐趣。
2
50年代末的一天，邓念观先生到张中行处说：马一浮来了，住在北京饭店，可去看看否?张中行虽没有见过马先生，但对他的学问和诗词颇为欣赏，于是痛快地答应前往。马一浮那时是政协委员，年事已高，大约八十余岁了吧。张中行很喜欢他儒雅的样子，听其谈吐，亦有不凡之处。他的欣赏马一浮，是身上有古风，与时代每每相反对。在精神的深处，其实马一浮是个新儒家，对西方的人文主义某些理念是反感的。觉得中国传统的一些宝贵的东西丧失掉了。马一浮对章太炎以后的学术路向颇有微词，因为太看重历史，把四书五经都做历史来看，就忽略了人情的东西。于是实用主义泛滥，儒家自由的新型的东西反而消失了。这些观念，张中行那时还没有看到，对其认识也只是表面上的。可是他从此人的身上和文字里，却嗅出迷人的气息。不那么张扬，是飞动而切实的美。细说就是儒家高尚的境界。在他朦胧的感觉里，此种境界乃常人很难得到的。
他认识的几个前辈都是有儒风的。胡适、刘半农、朱自清、马叙伦等，脱俗的形影让人心动。对这些人的学说，他未必都赞一词，可他们的基本的做人的态度，在他看来合乎人性的美质。比如谈到马叙伦，他就佩服其学以致用的精神，马叙伦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君武长余四岁，一浮(马浮)长余二岁，彼时朱颜绿鬓，各自负以天下为任。乃一浮寻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事务。君武西游，留学于德国，及归而与政，然所成与余相若。
人生堕地，即入社会，惟有两利，以了此生，至于得福得祸，各随因缘，权在于己者，即看明环境，权量轻重，趋于合理，自然得福。若环境所迫，祸不可避，则安而受之，生死不计。
上述的话是儒家的忠言，像马一浮那样的埋头读书，与古人对谈是一种选择，而如马叙伦那样入世也是一种选择。在张中行看来都是有趣的。这里涉及到对儒家传统的看法，因素是复杂的。张中行对儒家的经典有诸多不满的地方，比如主奴意识、唯道德化、轻视女人等等。可是在读书人那里，大凡有气质的，温文尔雅的人，都是闪着儒家意识的光芒的。就连非孔很厉害的胡适，其身上依然是儒家的美德，宽厚、明达、仁爱集于一身。问题是，这样的美丽的境界是从四书五经里来的呢，还是从修身与现代学术训练结合而成的呢?近代的学人的成就，是在很复杂的环境里出现的，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不过旧有的儒家意识里存有好的遗风，那是毋庸置疑的。
马一浮乃大儒，张中行是小儒。做大儒，就有学术的气象，通古人脉络，得天地菁华。小儒呢，则不离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偶得天机，神游古今诗文，偷得乐趣，如此而已。不过张中行与马一浮有相近的地方，喜欢明快、通达，厌恶隐曲险恶的阴风。比如马一浮说孔子的话是直截了当、明快感人，而老子则不然，“其语多险，流弊遂多，后世阴谋家尽由是启之”。这种主张自然、通达、平和的思想，也很合张中行之意。他就说，人生的要义，可以用普通的、人性化的语言表达出来，大可不必装腔作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乃温和的、美好的情愫。在前辈学人中，此种境界保存得很好，张中行欣赏他们，也是有这样的原因的。
关于儒学，张中行没有专门的著作，只是在一些文章里散乱地涉猎一些。儒家的基本立场，他觉得是有问题的，但在对人生的态度上，却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孔子的仁爱思想，人皆有不忍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都很好。《中庸》所云：“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乃悟道之言，对他影响至深。
他喜欢孟子的民为贵的思想，一直坚信于此，可是又不囿于孟子的观点，最后还是走到现代人文主义的路上。他说：
如孟子，说“民为贵”，是信民本，可是不反对君主专制，是没有采用民主的手段。未采用，是因为他想不到民还可以主。他失败了，理想或幻想破灭。这也有好处，是伴同历史的无限事实，足以证明，想实现民本，就只有走民主一条路。
张中行比儒家的民本思想多了现代的民主观念，是时代进化观使然。也因此，就比马一浮那样的人，多了生民的血肉之感，是小儒的声音，发自田野，而非书斋。就多了亲切、含有热力的旋律。较之与马一浮这样的大儒，张中行在理论上也许简单，但却深刻，是蒸腾着小民的苦泪与血气的，要知道儒的好与坏，优与劣，有时我们就不能读张氏这类人的书，他与百姓的距离似乎更近的。
可以说，儒家的精神，对他的意义不是天下、君臣层面的，是个体修身与审美的参照。儒家所讲的仁、智、勇，他都赞佩。不过度地偏激和冲动，靠理性支持自己，殊为重要。自己所欣赏的静谧的生活，就有古人的遗风。中国的儒，曾经有一种疾虚妄的传统的，可是后来有此意识的人甚少。他的老师周作人所推崇的王充、李贽、俞正燮就是有叛俗的勇气的人。他自己也是喜欢的。说起儒与他的关系，真是一言难尽。可说是爱恨交加的。在所欣赏的前辈里，有儒风的人很多，他们美好的一面就是对人有爱意，懂得彼此的关爱。如果说儒家的好的一面在这里，那么他是较好地继承了这些的人。朱自清、俞平伯、熊十力，身上都有温情的一面，他所以和这些人来往较多，大概也因为有君子之风的。所以，包括他自己在内，是把西洋的个人主义内涵与儒家的某些爱意融化在一体，远不失旧的血脉，近弗疏离个性传统，保持了东方式的智与勇。在这里，他对儒家的看法，与五四那代人是一致的。不过，他也在此表现了温吞的一面，一方面蔑视贤人政治，讨厌王道。另一方面又坚持节制、顺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他在立身的这个问题上，是个典型的儒，主张从常人出发建立人生信念。他在《顺生论·常情》里说：
记得有一句似雅而实刻的骂人的话，是“找个镜子照照”。其实就是应该找个镜子照照。最好是用弗洛伊德学派的，一照就照见，自己原来是个常人，有常情，因而就容易顺流而下。怎么办?破罐子破摔当然不对。应该一，谦逊，因为受欲望的指使，求这求那，求而不得就烦恼，自己正是跟别人一样，甚至更差;二、警惕，因为不是性本善，而是性本病，就应该时时谨慎，以求不犯病;三、要知其不可而为，对于寡欲与节制，不只心向往之，还力求接近;四、最好再积极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把儒家的圣人之道，颠倒成了一个常人之道，以普通人的角度改造了儒家的学说。这是一个位移，较之于鲁迅的峻急，显得有些妥协。温吞的地方是有的。所以，在一个动荡的时代，还能欣赏儒风，反其道而为之，那是不得已的选择。就锐气而言，比五四那代人，自然是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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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在“文革”最激烈和残酷的日子，张中行却在默默地读着庄子。他在一个破旧的笔记本上抄录了大量的庄子语录，有的是整篇整篇辑录的。生命到了58岁，还有什么期盼么?身边熟悉的人一个个地逝去。有的自杀，有的被抓，他自己的日子也是越发困难了。在人们普遍高喊万岁的时候，他想些什么呢?我读着他在那残破的笔记本上写下的庄子的话，觉得也是一种心灵的游戏，似乎于此感知到了什么。
他抄写的《逍遥游》、《紸箧》等篇目，被认真地整理着，能看出抄写时的用心。旁边还有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晏殊的词等。在中国古代文献里，他最喜欢的是庄子的哲学。其间的思想对他的影响是大的。其中那句“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话，是他后来引用最多的语录。不过那话题的隐喻，在他眼里有了现代人的感受，荒谬的一面也出现了。60年代人们几乎没有书读了，旧的遗存统统丢去。偷偷读读庄子也是其乐无穷的吧?庄子的好，是不被外物所累，于俗事里解脱自己。这很高明，自己能飞起来，笑看天下俗物。我猜想他在认真抄写这些文字时，内心是有所轻松的。因为知道了人世的可叹，难于跳出人生的大苦，而神游于庄子这样的世界，总会有奇异的感受，虽不能说是阿Q精神，也是有耸身一摇的快感的。外苦而内静，是庄子所赐予的。
在《尊师重道》里，他说自己最喜欢的中国书是《庄子》，比如说那句“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就让他参悟了自己的有限。“庄生梦蝴蝶”的寓言就使他了解了主观幻象的悖谬。在运动中装痴卖傻的人不受伤害，则正是无用之用的象征。有一次在为学生选编作文的时候，他写下了这样的心得：
在庄子看来，文化方面的一切建制，包括典章制度，知识娱乐等，都是没有价值的;人的最理想的状态是抛弃这些，去过安时处顺、逍遥自在的生活。他厌弃社会，不相信进步，但又要活，于是设想一种与世无争而又与万物混同，平安而可以自我满足的精神境界。为了证明他的看法合理，他否认世间许多事物，包括一切区别和评价标准，如物我，是非、生死、荣辱等。张中行虽然不都赞成庄子的一切看法，但那种穿越俗世的气韵，拨动了他的内心。他对庄子的兴趣，来自审美的方面更多一些。他不禁叹道：庄子的文章“上天下地，引古证今，指东说西，忽此忽彼……那种飞腾出没的笔势，像是异想天开而又紧扣题旨，像是费力描画而又行所无事，读它，很有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心情。”不过张中行的学庄子，是内省式的。解决了内心的疑问。不像鲁迅的喜欢庄子，还带一点尼采气，精神是突奔的。幽思更远一些，携带着光与火。张中行把庄子的语录当成自己解嘲的东西，借此安慰自己的心，在审美中超度自己。鲁迅则天马行空地走来走去，可以和社会的恶魔战斗，自己身上流了血也在所不辞。可是小人物的张中行在失去了自由的时候，哪敢去直面那一切呢?
在灰暗的年代，只是无声地活着，能有一点精力去读读庄子，也已经很是奢侈了。
庄子的思想还有另一面苦涩的因素，就是人的短暂生命不能都解决无限的问题，即苦于无知。在茫茫人海里，我们了解的东西甚少。可是我们却可以在精神的飞翔里抵达快慰的自由境地。去苦的方式有多种，忘记是一个办法，那是阿Q的选择，不好。还有一种，是超越自己的路，用“处乎无响，行乎无方”的大智者的宁静为之。这后者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一是审美层面的，一是学理层面的。
王蒙那样的作家选择的是审美的形式，文字浩浩荡荡，鲲鹏展翅，扶摇直上;启功是逍遥之游，在幽默与反讽之中抵达心性的绿地。张中行是在知性的角度吸收庄子的智慧，把他作为自己认识世界的参照。所以既不热烈，也不诙谐和玩世不恭。你在他的文字里看到的是悲凉之后的挣扎，在知性的滑动里一方面含泪，一方面寻找温暖。这温暖在他是一种梦的闪烁，也是理性的攀援。在无光无热的年月，庄子式的灵动，温热了他的心。
在他所佩服的人中，都有庄子痕迹的，差不多都是高人。鲁迅不用说了，仅老友启功而言，在什么地方就有洒脱的气韵。他读启功的作品，见其滑稽打油的风采，就想起逍遥游的意象，传神之处闪着庄子的光彩。那是大的境界，把俗累统统抛弃了。他自知自己没有这样的风趣，可是欣赏这样的风趣。因为在无趣的地方，竟创造了有趣。微微一笑之间，化伪态为虚无，神圣的什物就被颠覆掉了。他们见面时的彼此的玩笑，就有不尽的余味，似乎再续写着庄子的篇章。散漫，随便，不被外物所诱，自知什么是妙处。古代的诗人苏轼似乎也有这些，出污泥之中，偏偏有仙气，是得到通天之眼的。前人在无奈时有许多的逃路，佛家的庙宇是一个。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是一个，阿Q的自欺欺人是一个。但想来想去，佛的逆人生的办法，不行，因为大苦;陶渊明是为官而后隐的，自己是百姓，也不行;阿Q乃奴才，是读书人摈弃的人物，也不合适。唯有庄子的逍遥游是可神遇的，以此而荡乎人间，幻化无穷，飞翔于世。庄子的哲学近千年来俘虏了许多人。大凡有个性者，多少受益于此。傅山的诗文与绘画，在什么地方有“逍遥游”的味道;章太炎在气势上是有“天运”的气象的。这些都是审美层次的东西，似乎还没有进入哲学的层面。www.xinwenju.com张中行是从哲学入手理解庄子的。在“文革”和后来寂寞的日子，能够快慰地神游于文史之间，古人的灵动的遗绪是起到一点作用的。对付左翼文化的方式，不是自由主义，不是儒家学说，在他那里是一种“知天乐者，无天怨”，即以素朴的方式笑对人间。庄子云：“无为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朴素的结果，就是纯真。素和纯，是庄子的基本人生哲学，由此才能使人进入无伪的境界。张中行是自觉和不自觉地带有这样的境界的。我看他的书，有时就想起庄子在“刻意”里所说的那句话：“纯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伦……故素也者，为无所与杂也;纯也者，谓其不亏其神也。能体纯素，为之真人。”我们看他晚年的文章，是有这类的意象的。
从外表上看，他和那个时代的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也随人下干校，去农村，称颂红指示。可是他的不同的地方是，外化而内不化。精神的深处是和外人不同的。也就是未始有物也。不被外在的东西所俘虏。他甚至学会了和无聊的存在周旋，却并不把这些看成神圣的东西。在荒芜的地方，他渐渐能够通过自己的内思而造出一个幻影，神游于古今的诗文之间。外奴而内不奴。而且那时坚决地相信，自己内心的真与美是没有问题的。这个自我解脱的办法，从老子和庄子的世界那里来，旧遗产对他而言，仅此就如同救命的稻草，使自己未能掉到深渊里去。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也只能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