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全国的“芦苇”风波
十几年来，艺术品拍卖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越来越火，各种作品在拍卖市场纷纷“亮相”，“至今已觉不新鲜”。不过，2007年6月16日北京嘉信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7年春拍会上的油画《你追我赶》，还是引起了相当的关注，以致《北京日报》在2007年6月12日专门发了一篇标题为“当年‘政治黑画’《你追我赶》惊现京城”的消息。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大都能回想起当年此画引起的轩然大波。话说1964年10月，由文化部和中国美协举办的《全国高等美术学校一九六四年毕业生创作成绩展览会》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国家举办的全国高等美术学校的学生艺术作品展。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1964届毕业生李泽浩，是唯一一位有两幅作品入选的作者。他的作品《你追我赶》和《垦区新兵》在此次展览中广获好评，于是当年全国发行量最大、颇具影响的《中国青年》杂志，于1964年第12期，即年底那一期封底(彩页)选发了他的作品《你追我赶》。这幅油画以明净的天空和正在收割的金黄色的田野作为背景，把前景上一群“社会主义青年人”的矫健身姿衬托得更为鲜明。金色阳光的描绘，加强了整幅画面热烈、明快的气氛。前景上那一片在和风中起伏摇动的芦花，不仅在构图上起了掩映衬托的作用，而且和奔驰着的人群一起，构成了一个向前突进的态势。作者以素朴的油画写实技法，塑造了一批“朝气蓬勃、满怀希望的青年劳动者形象”。
此时正是“文革”前夕，几年前开始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育的“成果”开始显现。突然全国盛传此画“反动”，原来有“阶级斗争观念强”的读者给《中国青年》杂志打电话并来信，指责此画那些七横八竖的芦苇实际藏有“蒋介石万岁”的“反动标语”!传言越来越广，一时间议论纷纷，沸沸扬扬。人们的“政治敏感”越来越强，于是有人顺看有人倒看有人左看有人右看，甚至有人从背面对着阳光灯光看，越看“反动”越多：有人发现了“反共”、“以血还血”等“反标”;有人提出芦苇倒向画面左侧是“西风压倒东风”，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有人提出画面中心有五个人物，四个人挑着稻谷挡着裤子，只有一个人是显出裤子的全身，作者用意是说“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和赫鲁晓夫攻击我国一唱一和，唱一个腔调;由于印刷品画面较小，有人误把稻田远处弯腰收割水稻的红衣女青年和远处大道上拉车的红马看成了是倒了的红旗，于是指责作者暗喻“三面红旗倒了两面”;作者的名字也是反动透顶，李是“离”，泽是“毛泽东”，浩是“好”，连起来就是“离开毛泽东好”，寓意背叛毛泽东思想。无数事实说明，在中国语境中，这种“过度诠释”并非与被诠释者无关的“纯学术”，而会使被诠释者大祸临头，所以，一定要慎之又慎。
由于事关重大，团中央曾协同公安部、美协党组认真调查，结果是此画并无政治问题。但此时中国美协已自身难保，因为毛泽东在1964年6月作出的著名的“批示”中已严厉批评这些文艺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所以美协党组的报告在认为此画无政治问题时，又在最后有所保留：“但是，我们在审阅《你追我赶》和李泽浩另一幅作品以后，也有一个小小的疑问：
这就是在《你追我赶》这件作品中，为什么要把一片芦花放在前面呢?而且在另一幅作品中，为什么也画了几棵芦苇呢?作者为什么老喜欢在画幅中把芦苇作点缀呢?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应该调查一下。”这“另一幅作品”即深受好评的另一件参展作品《垦区新兵》，这幅也是表现青年社会主义劳动创业者的油画，发表在《中学生》1965年第1期插页上。虽有某种“疑虑”，但结论毕竟是此画无“政治问题”，《团内通讯》曾发表“中国青年杂志社关于一九六四年第十二期封底画的情况报告”以平息传言。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你追我赶》是一幅歌颂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优秀作品;并宣布经组织调查，作者李泽浩是鲁迅美术学院绘画系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尤其应该一提的是，在“宁左勿右”的大氛围下，《北京日报》却在1965年4月2日重新发表此画，同时发表署名“梅述”的专评，高度赞扬此画：“描绘了一幅丰收的图景，整幅画面洋溢着欢乐劳动的激情。在金色的田野上，一群青年人挑着刚刚收割的庄稼，送到场院里去，他们健步如飞，你追我赶，充满了高涨的劳动热情。这幅画表现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战线上，怀着豪情壮志，意气风发的青年一代，他们在党的培育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力量……”此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是彭真，邓拓则是分管文教的书记处书记。几个月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矛头直指北京市委。
有关方面的努力，此画引起的风波暂告平息。但一年后，“文革”骤起，“革命群众”重提此事。旧中宣部、北京市委、团中央领导人陆续被打倒，“包庇李泽浩”是他们的“罪状”之一。团中央院内贴出了“胡耀邦包庇反革命画家李泽浩绝没有好下场”的大字报，《中国青年》原主编纪云龙因发表此画被红卫兵毒打，李泽浩本人也被红卫兵通缉，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东躲西藏的日子。旧“画。”
重提，这种思维方式迅速“传染”开来，一时间各地“革命群众”都从香烟盒、包装纸、报纸杂志的装饰花纹、鞋底纹……中发现“反标”。“那个年代，好端端一双塑料凉鞋，能从鞋底读出‘介石过海’。”(李零：“自序”，《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那时，长春人夏季普遍穿“新生塑料厂”生产的“新生牌”塑料凉鞋，“在‘怀疑一切’的年代，不知被什么人发现鞋底的纹印是个‘毛’字，‘新生塑料厂’简直成了对伟大领袖充满仇视的反革命集团”。(姜东平：《回忆‘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文史精华》，2004年第12期)因此而受迫害者，难以胜数。
1978年初“文革”已经结束，但《你追我赶》仍未“平反”。此时复出并担任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重提此事，认为当年批此画是“反动画”、把作者打成“反动画家”是极左思潮的典型表现，应予公开平反。《中国青年》在“文革”中被迫停刊，此时正着手准备复刊，杂志社复出的主编纪云龙立即派人特约李泽浩到北京，专为杂志复刊创作反映毛泽东青年时代革命历程的油画《挥手从兹去》，发表在复刊后的第一期上，一时也为全国关注。历时一十三年，《你追我赶》及作者这才得到最终“平反”。
在“文革”前夕，对学术和文学艺术作品的“大批判”已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激烈。但这些被批作品，都是“上面”点名、组织批判的。只有这幅《你追我赶》，是“革命群众”凭敏感的“政治嗅觉”主动“发现问题”的，“上面”不仅没有批判的指示，反曾采取种种措施平息事态。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此事因此则更值得重视，因为它正是“文革”前夕在高度封闭环境下经过几年“单向度”的“阶级斗争”灌输、训练的群众心理、思维方式的预演和展示，正因为养成了这种畸形心理，群众才可能“一声令下”就那样狂热地响应、投入“文革”，做出种种疯狂、过激的行为。著名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1895年出版的经典之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指出，“群体”最重要的心理特征是“个人”在其中几乎像被催眠那样易于接受暗示，“进入了一种特殊状态，它非常类似于被催眠的人在催眠师的操纵下进入的迷幻状态。被催眠者的大脑活动被麻痹了，他变成了自己脊椎神经中受催眠师随意支配的一切无意识活动的奴隶。有意识的人格消失得无影无踪，意志和辨别力也不复存在，一切感情和思想都受着催眠师的支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50页)群体的另一个特征是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一种观点、思想、看法、思维方式在特定的群体中总能迅速传播。但勒庞认为，群体的行为可能很“坏”也可能很“好”，“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同上，第53页)
(选自《经济观察报》2008年7月28日)
“军”、“队”的命运
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描写的是煤矿小城克拉斯顿诺青年抵抗法西斯占领军、成员最后大都英勇牺牲的故事，50年代也是我国青少年的必读书。不知多少青年为书中英雄人物感动得热泪盈眶，说此书影响了我国一代青年毫不为过。然而，法捷耶夫和《青年近卫军》的曲折遭遇，却少有人知道。
没想到，现在看来正统得不能再正统、旋律“主”得不能再“主”的《青年近卫军》，也曾险遭灭顶之灾。出生于1901年的法捷耶夫十月革命前就接近布尔什维克并参加革命活动，1918年入党，1919至1921年在远东参加红军游击队。不久就开始了以俄国国内革命战争为题材的文艺创作，特别是小说《毁灭》，赢得高度赞誉。后来他担任苏联作协总书记、理事会主席，成为文艺界的高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听说了克拉斯顿诺一些青年自发组织起来打击德国占领军的故事，深为感动，便到此采访，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小说《青年近卫军》。小说歌颂了反抗侵略者的英勇行为，作者又是作协总书记、理事会主席，所以1945年出版后，大获好评。然而好景不长，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突然发文严厉批评小说，最严厉的谴责是：“小说忘记了一个最主要的东西，一个能说明共青团员生活、成长和工作特征的东西，这就是党的、党组织的领导和教育的作用。”(闻一：《“青年近卫军”：未讲完的故事》，《社会科学论坛》，2000年第12期)此文一发，舆论立即从一边倒的赞扬变为一边倒的批判，以前赞扬过他的作者又纷纷撰文批判。
原来，此书一出就有电影导演将小说拍成电影。没想到，却因此惹了大祸。
因为斯大林看完电影后勃然大怒，这些青少年的行动都是自发的，“共青团组织哪里去了?党的领导哪里去了?”再一了解，电影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期大林如此态度，报上必须立即安排严厉批判《青年近卫军》的文章。法捷耶夫得知事情原委，立即在《真理报》发表公开信，承认这些批评是公正、正确的，并答应修改小说。他根本不敢辩白，当时克拉斯顿诺的党的领导人许多已被杀害，领导机关已经转移他处，青年的反抗完全是自发的。爱伦堡回忆，此事发生不久与法捷耶夫会面，法对他说自己“没有修改正文，而是增写了几章——写几个老布尔什维克，写党的领导作用。他沉默片刻，又补充道：‘当然，即便我成功了，小说将已经不是原来那样……不过，也许我是太崇拜游击习气了……时代是艰难的，斯大林知道的比咱们多……，”(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下)，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493页)后来，他还是对原小说的25章作了彻底改写，并新加了7章，最主要的改动是出现了党的指导员和领导者，着力描写了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的领导作用，“青年近卫军”就从“自发组织”变成了在“党的领导下的组织”。“修订本”于1951年出版，法捷耶夫终于渡过险关。
无独有偶，五六十年代我国著名的“红色经典”《铁道游击队》的遭遇与《青年近卫军》几乎一样，但作者刘知侠却远没有法捷耶夫那样幸运，他的遭遇要悲惨得多。
他的经历与法捷耶夫十分相似，也是年轻时就参加革命的“老革命”、老共产党员。19岁投身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曾做过战地记者。抗日战争期间，听说了“铁道游击队”的事迹，就两次通过敌人封锁线去鲁南的枣庄和微山湖，到铁道游击队深入生活，为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收集了丰富的素材。1949年后，刘知侠曾任济南市文联主任、省文联副主席兼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主席、《山东文学》杂志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50年代初，他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家喻户晓，还改编成连环画，1956年还拍成电影，也是影响了一代青少年的经典作品。
然而，“文革”伊始，《铁道游击队》却在1966年5月就成为首批被“无产阶级司令部”点名批判的电影之一。那个著名的、所有人都要反复学习、当时具有最高权威性的《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对电影《铁道游击队》严厉批判道：“没写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写的是主席批判的游击主义。游击队不依靠群众，都是神兵，只有芳林嫂一个群众。有政委，看不到政治工作，不像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游击队，像一帮农民、小资产阶级队伍。没写党的领导，不像八路军领导的，单纯地搞惊险神奇动作，宣传个人英雄主义。影片插曲很不健康。”(祁晓萍编著：《香花毒草：红色年代的电影命运》，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电影是“大毒草”，小说自不例外，也开始受到严厉批判。此时已“间不容发”，未给刘知侠任何“修改”、“重写”的机会，他立即被“揪了出来”，关入“牛棚”。仅1966年7月22日、26日、28日和8月4日这四天的《大众日报》，都在“彻底揭露和批判刘知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通栏标题下发表整版整版的“大批判”文章。
几个月后，“文革”公开打倒刘少奇，刘知侠罪加一等。因为《铁道游击队》第27章“掩护过路”，详尽描写了铁道游击队掩护胡服(刘少奇的化名)过陇海铁路，到延安开“七大”的历史事实。在“牛棚”的囚禁中，他遭到非人的磨难，在一个初春的深夜，他撕破床单，结成布绳，拴在窗口上，从三层楼上逃了出来，跑到市郊的“芳林嫂”的原型刘桂清家。“芳林嫂”冒着风险掩护了他四个多月，为他养好了伤口。面对贴在门前的刘知侠通缉令和一次次搜索，她临危不惧，几次机智地将刘知侠转移到儿女们和朋友的住处，使他安全度过最危险时刻，保住生命。(严民：《刘知侠与“芳林嫂”》，《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3月24日)
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被批斗、游街、劳改，身心受到空前摧残。“四人帮”被粉碎后，刘知侠恢复“正常”生活，包括《铁道游击队》在内的一批“文革”前“红色经典”“解冻”。1977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准备再版《铁道游击队》，此时“文革”虽已结束但并未被“否定”，刘少奇还未平反，所以出版社提出必须将原著第27章中关于刘少奇的有关段落完全删掉，迫于当时的形势，也为了能够再版，刘知侠只得忍痛违心答应;而且，这一版的扉页印上一段黑体字的“毛主席语录”：“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箝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以此“语录”反驳十年前“游击主义”的“罪状”，作为重出此书的“合法性”证明，也是当时的“时代特色”。
不管怎样，这毕竟是“拨乱反正”时代的开始，意义不容低估。
顺便提一下，电影《铁道游击队》中政委李正的扮演者、也是电影《南征北战》中为人熟知的“高营长”扮演者、著名演员冯?在“文革”中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年仅48岁。一说他是在“牛棚”中不堪折磨悬梁自尽。(金大漠：《冯?，留下悬梁之谜》，《上影画报》，2001年第1期)一说他是在“牛棚”被“专政者。”
打死后被伪造成悬梁自尽。(刘澍：《冯?之谜破解》，《大众电影》，2001年第2期)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开始被批为“很不健康”，“格调低下”，后来逐步升级为“反动”：“革命人民”大唱“东方红，太阳升”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但这首插曲第一句“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是“别有用心”将毛主席比为“快要落山”的“西边的太阳”，“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罪加一等：“用低俗的歌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动之极”!词作者芦芒和作曲者吕其明虽然都是新四军时期的老战士、老革命，也都惨遭迫害。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新拍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有些“下一代。”
听说早就有电影《铁道游击队》、而且这部现在看来正统得不能再正统、旋律“主”得不能再“主”的影片在“文革”中竟是被严厉批判的“禁片”时，那样优美动听、健康明朗、积极向上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竟然曾是“很不健康”甚至“反动”时，不禁大吃一惊、大惑不解。的确，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很难想象那种专制、严苛的程度。连《铁道游击队》都是“大毒草”，那样的插曲都“很不健康”，“香花”、“健康”的标准之严格、荒诞则可想而知，也就只能“十年八部样板戏”了。
一部红色经典，几多唏嘘故事。然而，“经典”背后的历史正被迅速遗忘。
一些学者的“红色经典”研究只谈其表面的“文本”意义，有意回避其后的“历史”。传媒人崔永元策划和制作的纪录节目《电影传奇》中有“微山湖上——铁道游击队”专集，本是讲影片“幕后”的故事、花絮，却也根本没有提到这部电影、小说后来的悲惨命运。一个不敢、不能、不愿正视自己过去、正视自己历史的群体或民族，将走向何方?不能不令人担忧。但愿，这只是杞人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