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本来是与家园和母语密不可分的事业。但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质疑作家身份的20世纪不仅让历史悠久的“流放”继续成为一些作家别无选择的厄运，同时让名噪一时的“流亡”成为了不少作家义无反顾的归宿。这被迫与自愿的人才流动造就了一个以母语之外的语言写作的作家群体，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上留下了特殊而醒目的痕迹。在这个群体中，由波兰语转道法语抵达英语的康拉德，由英语直达法语的贝克特以及由俄语同时向英语和法语挺进最后雄踞英语的纳博科夫表现最为突出，他们通过语言的“变节”而成为了文学史上永垂不朽的大家。
在他著名的随笔《为了取悦一个影子》的最开始，1987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布罗茨基总结了这三位文学巨匠“求助于母语之外的语言”的不同理由。在他看来，康拉德这样做是出于“需要”，贝克特这样做是想寻求与现实“更大的疏离”，而纳博科夫的理由则是出于“燃烧的野心”。根据这种总结，纳博科夫的“变节”显然最为奢侈。(附带说一句，纳博科夫的同胞及同乡布罗茨基本人是这个“变节”者名单上的第四号人物。在32岁被流放到西方世界时，他的英语水平还只是斑驳的皮毛，而到47岁站立在诺贝尔领奖台上时，他那高傲而深邃的随笔已经成为英语文学中最受同行尊敬的血脉。他宣称自己的“变节”仅仅是为了取悦一个影子，他心目中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奥登的影子。)
事实上，英语并不能完全说是纳博科夫“母语之外的语言”。在1964年的一次访谈中，纳博科夫称自己是“拥有一个巨大书房的家庭中的极为正常的讲三种语言的孩子。”(这句话像他的许多话一样自相矛盾，因为能“讲三种语言”在任何地方都不应该算是“极为正常”。)他的一位传记作者曾经对纳博科夫的语言进行了市场细分，称他“在餐桌上讲法语，在儿童室里讲英语，而在其他地方讲俄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像俄语一样，英语和法语都可以视为是纳博科夫的母语。他的父母用这三种语言与他交谈。在他的回忆录《说吧，记忆》的第十章中，纳博科夫用一段特殊的“记忆”来说明自己成长于其中的特殊的语言环境。11岁在柏林治病时，他的父母前来看望他。一天晚上，纳博科夫与他的父亲谈起自己一想到女性的形体就会有躁动不安的感觉。他不理解这是为什么。当时他的父亲正在翻读“德语”的报纸，他用“英语”向自己的孩子解释说，这不过是自然界里无数荒唐的联系之中的一种，就像羞耻会导致脸红，悲伤会引起眼泪一样。说到这里，他转而用“法语”对他的妻子说：“托尔斯泰去世了。”这显然是他刚从“德语”报纸上读到的消息。听到这消息，纳博科夫的母亲感觉到世界末日已经迫在眉睫，她用“俄语”惊叫道：“天啊，我们该回家了。”
90年代初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纳博科夫传记分《俄国岁月》和《美国岁月》两大卷出版。它内容一丝不苟，论断通情达理，文笔沁人心脾，公认是纳博科夫最权威的传记。传记作者波依德提到了11岁的纳博科夫另外一段与语言和异性有关的经历。纳博科夫当时已经在翻译一部英文小说，那部小说中有不少关于女性身体的详细描写。而他不仅不是将小说翻译成他的母语，也不是将小说翻译成小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是将这部英文小说翻译成“法文诗歌”。(这种语言的天赋让我想起与纳博科夫同年出生的博尔赫斯，他鲜为人知的处女作是他7岁时用英文写的一份希腊神话的提要，而他的“作品二号”是他8岁那年翻译的王尔德的《快乐王子》。)集三种语言于一身的纳博科夫经常在中学时代的俄语作文中加入英语和法语的词句，因此得到了“好卖弄”的坏名声。
纳博科夫出生于1899年4月。他的家庭是十月革命之前俄国最显赫的家庭之一。他的爷爷是两位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三世)期间的司法部长。他的父亲也是著名的政治家，最后也在被布尔什维克革命推翻的临时政府中担任过司法部长，据说特别为托洛茨基所不齿。作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纳博科夫的父亲同情贫困，向往正义，并曾因参与“反政府的”示威而遭沙皇的监禁。不过，他却终身执迷于贵族的生活习气，据说连他的衬衫都要专门送到伦敦去洗熨。纳博科夫的母亲也同样出自名门。他的外祖父通过开采矿山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而他的外祖母与知识界的权威有血缘上的联系。这样一个显赫的家庭自然会有许多枝节的故事。在60年代中的一天(也是他名声如日中天之时)，一向对家庭的隐私讳莫如深的纳博科夫突然对他的第一位传记作者费尔德严肃地说道：“是的，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身体里流淌着彼得大帝的血。”这著名的“肺腑之言”暗示他的父亲可能有更为高贵的出处，也为纳博科夫的血统布下了不解之谜。
充实的精神和奢侈的物质的完美结合是纳博科夫一生长达20年的“俄国时期”的特色。在父亲巨大的书房里，纳博科夫邂逅过无数名垂青史的先贤;而通过社会通达的网络，纳博科夫又亲历过不少货真价实的圣哲。托尔斯泰抚摸过他的头发。曼德尔施塔姆毕业于他就读的中学，并且为他朗读过诗歌。传记作家格蕾逊将“语言的丰富”和“视觉的敏感”归结为纳博科夫为自己打开文学圣殿的两把钥匙。这后一把钥匙也与“社会存在”难舍难分。纳博科夫的母亲不仅在他的睡床旁用英语为他讲读故事，还经常让年幼的纳博科夫观赏和摆弄她琳琅满目的首饰。纳博科夫自信是这后一种别有用心的熏陶成就了他“视觉的敏感”。(这些首饰不仅有虚幻的美感，还有实际的功用。纳博科夫在1919年7月写给他的一位家庭教师的信中说，是他母亲用首饰支付了他在剑桥读书的三年的学费。)
事实上，“视觉的敏感”与纳博科夫除语言之外的另一种“至爱”也应该有密切的关系。纳博科夫7岁那年在百忙的父亲的引导下迷上了蝴蝶。1908年在被监禁期间，他的父亲收到过一封偷偷带进监狱的家信，里面有9岁的纳博科夫最新采集的蝴蝶标本以及他对父亲最新采集的询问。在偷偷带出监狱的便条中，大为感动的父亲如实地告诉他充满幻想的儿子：“在监狱的院子里没有蝴蝶。”追寻蝴蝶不仅成为了纳博科夫终生不渝的迷恋，还一度成为他赖以为生的职业。他刚到美国的第二年就被聘为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博物馆的昆虫学研究员。在49岁那年成为康奈尔大学正式的文学教授之前，纳博科夫兼有科学家、作家及教师三重身份(靠这三份微薄的收入他才足以养家糊口)。而他晚年未酬的壮志是编写一部关于欧洲蝴蝶的大作。在1963年的一次采访中，谈及他与蝴蝶的关系，纳博科夫又一次说出了耸人听闻的句子：“是它们选择了我，而不是我选择了它们。”也就是说，蝴蝶是他的宿命的一部分。就像琳琅满目的首饰一样，五彩缤纷的蝴蝶也宿命地雕琢和满足了纳博科夫“视觉的敏感”。
在他养尊处优的“俄国时期”，除了经常在欧洲度假之外，纳博科夫主要的生存空间是他们家在圣彼得堡市中心的豪宅以及他们家在圣彼得堡郊外的别墅。这豪宅和别墅与当今房地产广告“隆重推出”的品种不可同日而语。纳博科夫5岁那年，沙皇时代著名的首届全国行政代表大会(俄罗斯国家杜马的前身)的闭幕式在他们家的豪宅里举行。而他们家的别墅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被德军用来做东部前线的总指挥部。更重要的是，纳博科夫本人17岁那年从他的舅舅那里继承了包括一座豪宅，一座两千公顷的庄园以及一大笔现金在内的巨额遗产，未到法定的年纪就成为了法定的巨富。当时他正在初恋和热恋。他用自己的钱将自己的情诗印制出来(印了500册)在亲友中散发。那是纳博科夫最早的出版物。
但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结束了纳博科夫不劳而获的“俄国时期”。1919年3月，反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在克里米亚被彻底挫败。绝望的纳博科夫一家在著名的塞波斯托港口挤上了一艘名为“希望”号的货轮，在接踵而至的红军的子弹的“护送”下踏上了不归之路。如果不是求助于差不多40年之后纳博科夫用母语之外的语言虚构的那个12岁的美国少女，这显赫的家世大概从此就变成了如烟的往事。是名垂青史的“洛丽塔”在前苏联解体之后将纳博科夫一家带回了他们在圣彼得堡的故居。那里的一个很小的角落现在变成了一个名为“纳博科夫博物馆”的旅游景点。
2001年出版的《怀旧的未来》一书在西方文学批评界中有过不小的影响。在这本从“怀旧”的角度讨论文学作品的书中有关于纳博科夫的专门一章(题为“纳博科夫的假护照”)。作者是纳博科夫的同胞、哈佛大学斯拉夫语和比较文学的教授。她在这一章中提到了纳博科夫家的门房。在《说吧，记忆》一书中那门房是纳博科夫初恋时的信使。后来，他成了带领红军找到他们家保险柜的向导。门房的后人近年与博物馆联系，想将他们占有的纳博科夫家的物品卖回原处，但是博物馆却没有能力做成这笔怀旧的买卖。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对纳博科夫的创作有深远影响的他的初恋情人的下落：她留在了红色的祖国，并且嫁给了一名“契卡”(克格勃的前身)的干部。
1919年5月，纳博科夫一家逃到了伦敦。他们离父亲从前的洗衣店近了，却离他们习惯的安逸和奢侈远了。纳博科夫长达20年的第一次“欧洲时期”从他的三年剑桥生活开始。据波伊德的记载，纳博科夫在剑桥的生活仍然比较舒适。他住在剑桥著名的公寓里。他隔壁的房间里住的是电子的发现者汤姆逊，斜对的房间是四百年前牛顿的住处。他在求学的同时还积攒了更多恋爱的经验。可是，这舒适和平静被另一场悲剧打破。在纳博科夫毕业的前夕，他们家已经迁居俄国流亡者云集的柏林。他的父亲仍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一次由他主持的政治集会上，他用身体挡住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射向自己的政敌的子弹，从而结束了他向往自由的一生。
毕业之后，纳博科夫也回到了柏林。他靠教授英语、俄语、网球和拳击为生，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1925年，这个30年后将用“母语之外的语言”冲击人们的性观念的破落贵族青年走进了他自己的婚姻。经历过少数证据确凿和少数查无实据的绯闻之后，这婚姻仍无大恙，它一直陪护着纳博科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最重要的是，纳博科夫在这个时期第一次获得了他向往已久的作家身份。他开始用俄语写作，很快以笔名“希睿”(Sirin)成为俄国流亡文学的名家。
但是，苏维埃的日渐强大极大地限制了俄国难民的文化扩张。而因为他的妻子是犹太人，法西斯的猖獗更是直接威胁到了纳博科夫的生存空间。在两股对立势力的共同挤压之下，纳博科夫终于不得不带着妻儿离开柏林。他们在巴黎暂住了一段，等待他们的“假护照”。最后在纳粹的铁蹄接近凯旋门的时候，纳博科夫又开始了他的第二次逃亡。
与20年前的那一次逃亡相比，这一次，他已经是丈夫和父亲;这一次，他已经在俄罗斯的流亡文学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一次，他几乎是身无分文;这一次，他的行李中已经有自己的两部俄文小说以及他的回忆录《这是我》(《说吧，记忆》最初的版本)的英文译稿;更重要的是，这一次，他携带着一笔奇特的精神财富：一年前(1939年)，纳博科夫突然有了一个古怪的构思。他想用俄语写一部关于道德和欲望相冲突的中篇小说，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结婚的目的是为了成为他妻子的女儿的继父，因为他对那个少女充满了幻想。
同样长达20年的“美国时期”使纳博科夫成为了我们所熟悉的纳博科夫。但是，要成为我们所熟悉的纳博科夫却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一方面，为了养家糊口，纳博科夫必须用极度的耐心来压制“燃烧的野心”。另一方面，刚刚登上“新大陆”的纳博科夫又一次遇到了与“身份”有关的老问题：他的身上背负着俄罗斯文学的伟大成就，但是这昨天的荣耀却很容易变成今天的负担。他自己已经在俄国流亡者中建立起了响亮的名声，但是这旧世界的资本却无法兑换成新大陆的通货。他到底要用什么以及怎样去征服那些对俄罗斯的文学和他自己的光荣一无所知的美国读者呢?
他首先必须果断地完成一次文学的自杀，一次痛苦的“破”，然后他又不得不顺利地完成一次语言的“宫外孕”，一次同样痛苦的“立”。于是，那个名为“希睿”的著名俄语流亡作家从此销声匿迹了，而中年的英语作家“纳博科夫”开始崭露头角。万幸的是，1950年，在他的第二次流亡生活基本上安定下来之后，纳博科夫想到了10年前他已经用俄语写出的那部构思古怪的中篇小说的提纲。“燃烧的野心”让他决定用英语将它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很快完成的第一稿令纳博科夫极度失望，几乎被他付之一炬。而他于1953年完成的定稿，不仅没有能够如愿在《纽约客》上连载，而且直接在美国出版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1955年，《洛丽塔》的初版在法国出版。市场最初的反应几乎是悄无声息。但是，小说很快被英国大作家格林发现，他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将它列为1955年最好的三本书之一。这重大的发现将《洛丽塔》推上了登峰造极之路。3年之后，《洛丽塔》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在美国正式出版。50年代后期的美国，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令知识界诚惶诚恐的麦卡锡主义也已经降温。在艾森豪威尔治下，人民正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突然，从一位俄裔教授写的小说里走出了一个12岁的小精灵和一个因她犯罪，对她犯罪又为她犯罪的老继父。所有人都有点沉不住气了。《洛丽塔》的出版抢走了已经在《纽约时报》畅销书版上雄踞近30个星期的《日瓦戈医生》的风头。它成为了1958年美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它成为了影响20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的“历史事件”。
这历史事件引起的轩然大波终于又将纳博科夫带回到了富裕的生活之中。与40年前不劳而获的优裕相比，这一次当然是劳动致富。“夕拾朝花”的纳博科夫又一次不能安于现状了。尽管他在康奈尔有相对的自由和迷人的作为(他的学生中出了像品钦这样的大家。他给研究生出的论文偏题“分析福楼拜小说中‘和’字的用法”让人津津乐道。他的讲稿成为他死后出版的名著)，纳博科夫还是决定再一次告别。1959年1月，将近60岁的纳博科夫在康奈尔大学教完了他的最后一课。他将自己的作品掀起的狂澜置于脑后，带着鼎盛的名声和丰厚的版税，到阿尔卑斯山里捉蝴蝶去了。
纳博科夫的第二次“欧洲时期”在中立和低税的瑞士度过。他在这里以大师的身份接受采访，回忆过去的荣辱，评判文学的是非。他为电影大师库布里克准备了《洛丽塔》的电影脚本，他还再一次修订了他的回忆录《说吧，记忆》。他将自己年轻时写的俄文小说译成了英文，将后来写的英文小说(包括《洛丽塔》)译成了俄文。像语言一样，蝴蝶仍然是他生活的主题(但是他放弃了编写《欧洲的蝴蝶》一书的计划)。1971年72岁的纳博科夫出版了自他17岁自费出版的情诗之后的第二本诗集，其中包括39首俄文诗和14首英文诗。有趣的是，这本书中还包括18个国际象棋的棋局。这本书原文的题目是Poems and Problems(不妨译为《诗歌和棋局》)。纳博科夫用这直白的题目又一次“卖弄”了自己玩弄英文单词的绝活(也许正是为了这“卖弄”他才将棋局纳入这本诗集?)。一个小小的遗憾是，纳博科夫没有能够将这个时期的长度拖延到20年，让它与前三个时期完全相等。他于1977年7月(距离自己80岁生日22个月的时候)在瑞士诺桑的一家医院里去世。
《说吧，记忆》结束于纳博科夫第二次逃亡的终点，也就是“新大陆”出现在远处的地平线上的时候。它事实上是纳博科夫关于他的“前半生”的回忆。这本书出版于纳博科夫刚开始写作《洛丽塔》之后不久。在出版之前写给出版商的一封信中，纳博科夫提醒他们应该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强调他的美国公民的身份。这个小小的细节进一步暴露了纳博科夫要成为一个“英语作家”的“燃烧的野心”。纳博科夫原以为这部苦心孤诣的回忆录能够给他带来广泛的声誉和稳定的收入。但是，结果却与他的愿望相悖。就像纳博科夫本人一样，纳博科夫说出的“记忆”还要等待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激动读者的耳鼓。《说吧，记忆》成名于它的修订版，也就是成名于《洛丽塔》出版12年之后。这似乎印证了纳博科夫本人在这修订本出版前不久的一次采访中说的话。他说：“洛丽塔是名人，我不是。我不过是一个名字不好发音的无名的小说家。”
幸运的是，这无名的小说家终于因为他的虚构人物而出名。他“并不如烟”的往事也从此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传记作家格蕾逊称《说吧，记忆》是一块能够带领作者和读者在时空中自由穿梭的“飞毯”。借助这“飞毯”，一头钻进圣彼得堡郊外沼泽地里的11岁的纳博科夫，35年后却从科罗拉多州的落基山中走了出来。而他的手里仍然攥着35年前的那同一个捕捉蝴蝶的网袋。
事实上，没有无名的纳博科夫也就不会有出名的洛丽塔。纳博科夫用《名利场》杂志所称的20世纪“唯一可信的爱情故事”《洛丽塔》挑起了许多与文学有关和无关的激烈争论。首先，根据小说中零星的性描写是不是可以将《洛丽塔》定性为“色情”小说?生活于同一时代并都因“色情”而遭禁的英语作家劳伦斯(1885-1930)和乔伊斯(1882-1941)曾经就对方作品中的性描写互相指责。乔伊斯反感劳伦斯的直截了当，劳伦斯鄙弃乔伊斯的欲盖弥彰。而比他们小一辈的纳博科夫在两位大师死后多年又翻出陈年老账，升级了这连内行也不容易看出门道的攻讦。他对劳伦斯毫不留情，利落地给他扣上“色情作家”的帽子;而对乔伊斯，纳博科夫却心慈手软，只是对他行文的“不雅”加以挖苦和嘲讽。总而言之，他们都是前车之鉴。他自己要怎样才能够与这些“失足”的前辈划清界限呢?
文学难免不写“色”，文学必须要写“情”，但是，文学却不应该沉迷于“色情”。为了解决这个技术上的难题，纳博科夫还是从自己的强项(语言)上下手。《洛丽塔》的叙述者和男主人公本人是一位颇有功底的学者，他精通修辞的特效，尤其擅长于“词不达意”。他的叙述在“事故多发地段”总是小心翼翼，拐弯抹角，避实就虚。有评论家曾经剔出《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尤利西斯》和《洛丽塔》三部作品中著名的敏感段落来做比较，发现借助他的叙述者专业的语言才能，纳博科夫的确成功地避开了色情的嫌疑。
男女主人公关系的性质是关于《洛丽塔》的争论的另一个焦点。在小说之外，纳博科夫本人旗帜鲜明。他不仅经常强调自己“偏爱孩子”，而且在一次访谈中，更是明确地将男主人公定义为“一个装出动情的样子的自负又残忍的无赖”。但是在小说之中，纳博科夫却蓄意混淆“是非”。事实上，经过纳博科夫的塑造，洛丽塔几乎从来就不是那么可爱，而深深地爱着她的男主人公(她的继父)却并不总是十分可恨。更值得注意的是，纳博科夫将男女主人公迈进他们关系最深处的“决策权”交给了12岁的女方。在小说之中，是洛丽塔本人在听到母亲死亡的消息之后不久向已经为她神魂颠倒的继父建议一起来尝试她刚从夏令营里学来的“游戏”。大概正是本于这一关键的细节，名作家戴维斯(Robertson Davies)坚称《洛丽塔》的主题“不是一个狡诈的成人怎样让一个天真的孩子的堕落，而是一个堕落的孩子如何利用一个脆弱的成人”。
纳博科夫的“表里不一”正好与他关于小说的看法相吻合。纳博科夫曾经机智地借用那个向村民们谎报“狼”情的孩子来说明小说的本性。那个著名的孩子为自己讲过的最后一次真话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纳博科夫看来，小说是小说家的谎言，而小说家就是那个善于撒谎的孩子。如果高喊“狼来了”，而狼真的来了，这充其量不过是报告文学，而不是小说。正因为这样，听到小说家高喊“狼来了”，我们这些善良和道德的读者其实大可不必惊慌，因为，“狼”没有来，也不会来。
但是，尽管“狼”没有来，像《洛丽塔》这种高水准的谎言仍然足以引起我们内心的颤栗和恐慌。对《洛丽塔》的解读想绕过“道德”的关口无疑是不大可能的。事实上，小说的第一句话就将小说定位为“忏悔”，将读者的注意力直接引进了道德的法庭。而在他的“忏悔”过程中，男主人公明确地将自己等同为“魔鬼”，让身心的困境直接与最肤浅的价值判断相联系。“魔鬼”是男主人公对自己真实的评价，还是纳博科夫“媚俗”的谎言?
纳博科夫本人自然不在乎“文如其人”一类的陈词滥调，但是他对小说可能引起的道德纠纷还是心存顾忌。所以在小说初版后不久写给当时最权威的评论家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一封信中，纳博科夫强调这部小说表现的是一种“贞洁的”关系。这表明纳博科夫与他的男主人公在道德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而另一位权威的批评家与纳博科夫看法类似。他这样评论说：“他(小说的男主人公)总是将自己称为魔鬼，而(通过阅读)我们发现，自己越来越不能同意他了。”读者与人物的对峙显示了小说本身的魅力。
简单地说，《洛丽塔》之所以让我们颤栗和恐慌是因为它触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隐私”：当我们在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自己的满足。这普遍的“隐私”会让我们每一个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情爱关系中跨越道德的边界。事实上，任何关系都是个体的欲望，神性的美感和集体的道德这“三要素”的自由组合。一种关系是否“贞洁”决定于这三者在总体中所占的比例。不幸的是，这种比例无法用简单的工具测量出来，而且它的指标又因人而异。因此，一种关系是否“贞洁”成了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难题，它通常不仅令当局者迷惘而且还令旁观者困惑。
在我看来，《洛丽塔》最令人心旷神怡和眼花缭乱的特征还是它语言的精细。从这个意义上说，用原文(英文)之外的语言来读它，感觉应该会大打折扣。借用语用学的概念，我们可以说《洛丽塔》的语言是一种行为，一种动作。通过极其细微和精致的语言动作，纳博科夫将读者带到了人物情感鲜为人知的深处。而这种动作通常看似游戏或者杂技，它给阅读带来了络绎不绝的欣喜和刺激。比如在第18章中男主人公谈到自己的“升职”时说他从“房客”(lodger)变成了“爱人”(lover)。在这里，他选用的英文词不仅的确压了尾韵，看上去还好像压了头韵。而在第19章中，男主人公用不以为然的口气谈论起他新婚妻子(洛丽塔的母亲)过于健康的身体，他说对她尸体的解剖(autopsy)将会像读她的自传(autobiography)一样简单乏味。他选用的这两个英文词不仅表现了他对阻碍自己与洛丽塔关系发展的人的蔑视，而且autopsy的突现为洛丽塔的母亲死于车祸的重要细节埋下了伏笔。在《洛丽塔》中，类似的语言游戏俯拾即是。它自然是纳博科夫的“卖弄”，但更重要的是，它暴露了男主人公细腻的感觉和自负的个性。
我们还可以从许多其他有趣的角度去阅读《洛丽塔》。我自己在一篇英文论文中讨论过私车在这部小说中的特殊作用。我注意到，私车为男女主人公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最关键的空间。横穿美国大陆是许多优秀的美国小说的骨架，也是《洛丽塔》的重要结构要素。但是如果不是因为私车的存在，这种穿越不可能加速事态的发展和情绪的跌宕。事实上，私车将男女主人公的关系不仅带到了地理上的极点，也带到了心理上的尽头：他们第一次身体的接触发生在私车里;男主人公最重要的幻想和策划都产生于行车的过程，而他所有的眼泪都流在私车里;还有，洛丽塔的母亲(男女主人公关系的最大障碍)死于车祸，而男主人公最后陈述的也是一段被警车围追堵截的场面。(顺便说一句，《洛丽塔》的初稿也是纳博科夫靠在自己车子的前排座位上，用铅笔在卡片上写成的。)
当年《洛丽塔》刚传入中国的时候，绝大多数读者对私车还没有切身的体会。时过境迁，私车现在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读者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与此相应，中国读者的私生活也肯定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这种时候，带着理论联系实际的快感去重读《洛丽塔》，中国的读者也许会有许多新奇的发现。
在纳博科夫看来，他戏剧性的一生是“一个小玻璃球里的彩色螺旋”。“螺旋”表现了纳博科夫对生命的积极和辩证的态度。如果将他的20年“俄国时期”视为“正题”，他同样长度的第一个“欧洲时期”就可视为“反题”，而他的20年“美国时期”正好就是对立统一的“合题”。不可理喻的幸运和厄运突然都有了存在的理由，它们被心平气和地理解为个人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螺旋”也是纳博科夫20世纪最有影响的同胞(他的“俄国时期”的掘墓人)用来普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著名意象。不同的是，纳博科夫给自己的螺旋涂上了色彩。“彩色的螺旋”不仅又一次证实了纳博科夫“视觉的敏感”，同时展现了纳博科夫对生命的光明和积极的态度。更意味深长的是，这“彩色的螺旋”被局限在“一个小玻璃球”之中。生命是有限的，透过这有限的生命陶醉于无限的语言的美，无限的自然的美，转瞬即逝的生命就获得了亘古不变的意义。
在1971年的一次访谈中，纳博科夫被问及他“在文学界处于什么位置”。他的回答简洁豪爽，并且再现了“视觉的敏感”。“从那上面看去，风景好极了。”纳博科夫这样回答说。
而我们从我们所处的山脚下远远朝“那上面”望过去，也同样能够看到极好的风景。这是纳博科夫的生活和文学带给我们的感受和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