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的中国之行，近乎历史深处一个美丽的误会。
有人说他是个书呆子，丝毫不顾急转直下的中国国情而凭空论证民主制与君主制的优劣，最后反被政治阴谋家钻了空子;有人说，他受袁世凯重金贿赂，鼓吹中国适合行帝制，属于典型的“买办学者”……
这些显然小瞧了古德诺。1926年，他出版《解析中国》，其中对中国传统与国情的论述，比一般的汉学家和传教士都要全面而深刻。他并非不识时务、冥顽不化的书斋学者：受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引荐，他于1913年5月到中国担任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合同期三年，每年薪水高达12000美元(1914年1月5日，福特公司宣布将工人日薪提高到5美元，在当时已成爆炸性新闻，照一年1800～2000美元计算，古德诺的年收入乃福特汽车工人的6倍，何况他生活在消费水平更低的中国)，可刚过一年，他深感自己在北京无所作为，便改合约中的专职为兼职，降薪一半，跑回霍普金斯大学当校长。这算不算急流勇退?
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后，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政治观被袁世凯、杨度等人扭曲和利用，赶紧在《北京宪报》上发布声明，明确反对“筹安会”把所谓“君主制政府优于共和制”之说强加于他名下，“因为此说既不正确且与他本人的观点完全不符。古德诺博士声明，他不但从未下此断言，而且恰恰相反，他认为没有哪一种政府形式在任何情况下都优于其它的政府形式”。
说到底，古德诺的人格和学术品格不像现代中国大多数政治学者那样容易引起非议。他的悲剧在于，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为一个错误的人写了一篇远远谈不上错误的文章。前三个要件只要置换一个，比如在美国发表《共和与君主论》，恐怕他所承担的历史罪责就要轻许多。只能怪造化弄人，但袁世凯偏偏选中古德诺，还不是因为其政治见解符合他的口味，大有可利用之处。
据时任袁世凯英文秘书的顾维钧回忆，古德诺1913年5月3日抵京，次日即晋见袁世凯。“第一次谈话主要涉及的是行政：如何组织一个能够在国内保障和平、秩序与安全的有效的政府。总统很欣赏他的意见。……第二次见面，他们终于谈到正题。总统要他写出一份或两份关于这个问题的备忘录。我记得这次会见他终于说出了他的意见。他说他研究了中国的国情，中国有帝制的传统，民族主义的观念不像西方那样强烈，所以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巩固国家政权，以取代当时存在的那种各省军阀割据的松散局面。当然，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正是袁世凯的意思。”
古德诺并非为讨袁世凯欢心才说这些话，中央政府集权是他的一贯观念。在他的代表作《政治与行政》中，他主张行政与政治的分离，这被视为他在现代政治学史上最突出的贡献。此外，他还论证了“行政适度集权”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美国是分权最彻底的国家，横向为三权分立(分权理论的起源地英国其实只能算二权分立，立法权与行政权紧密联合为一，与受普通法精神支配的司法权相互制约)，纵向为联邦主义。分权，尤其是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割，破坏了美国行政力量的统一性，使国家意志的执行出现了偏差。对此，古德诺大声疾呼加强行政集权：“因为只有行政在一定程度上被集权化了，才能达到政治和行政功能之间必要的协调。”
不管从当时，还是从长远来看，古德诺的学说在分权传统十分坚固的美国未必有太大卖场。他针对的只是暂时性的混乱，所提出的解决方法亦只求适时安抚。吊诡的是，他来到了中国，彼时中国不幸陷入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困局中，所谓国家统一只是名义上的统一，袁世凯大总统为此日夜焦灼不安，古德诺的言论对他来说不啻一片安眠药、一支兴奋剂，更加坚定了他的中央集权、操权柄于一身的决心。他花那么大价钱聘请古德诺顾问宪法与政治，可谓物有所值。
1915年7月，霍普金斯大学放假，作为中华民国政府的兼职顾问，古德诺还得到中国指导工作。这次北京之行共计六周有余，其间他写下那篇为他带来无尽骂名的《共和与君主论》，发表于8月3日北京《亚细亚日报》——这份报纸创办于1912年，由与杨度联手成立“共和促进会”的薛大可主编，系袁世凯的御用媒体。比起杨度后来所作的弦箭文章《君宪救国论》，古德诺此文的宣传力度明显要弱一些，有一半内容在引证世界史，颇有几分学究气。它当时最大的价值，恰恰在于作者的名字及威望：古德诺——世界著名政治学家和宪法学家。
单论文章，《共和与君主论》有理，有据，有节，而且立论平和，不像《君宪救国论》时常大言欺人。古德诺开门见山地指出：国体的选择，君主也好，民主也罢，往往不是由于人力，而是根据这个国家的历史习惯和社会经济情况来定夺。如不然，即使国体定于一时，过不了多久即会发生变更，代之以更相宜之国体。
相信没有几人反对此说。接下来，古德诺引述欧洲、美洲国家的国体之争，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行共和制者，求其能于政权继承之问题有解决之善法，必其国广设学校，其人民沐浴于普通之教育，有以养成其高尚之知识，而又使之与闻国政，有政治之练习。而后乃可行之而无弊。
第二，民智低下之国，其人民平日未尝与知政事，绝无政治之智慧，则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盖元首既非世袭，大总统承继之问题，必不能善为解决，其结果必流为军政府之专横。
——这两点结论仍不会激起什么异议。尤其是第二点，不正是在预言下十年的中国?
再说中国现状，古德诺毕竟身居局外、无利害计较，措辞就比较直截了当：
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决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向使满清非异族之君主，为人民所久欲推翻者，则当日最善之策，莫如保存君位，而渐引之于立宪政治。凡其时考察宪政大臣之所计划者，皆可次第举行，冀臻上里。不幸异族政制，百姓痛心，于是君位之保存，为绝对不可能之事。而君主推翻而后，佘共和制遂别无他法矣。由是言之，中国数年以来固已渐进于立宪政治，惟开始之基，未尽完善。使当日有天潢贵族，为人民所敬礼而愿效忠荩者，其效当不止此也。就现制而论，总统继承问题，尚未解决。目前之规定，原非美满，一旦总统解除职务，则各国所历困难之情形，行将再见于中国。盖各国状况，本于中国相似，故其险象亦同。但他日或因此种问题，酿成祸乱，如一时不即扑灭，或驯至败坏中国之独立，亦意中之事也。
那中国是适宜继续共和制，抑或改建君主?古德诺的语气不是十分果决。“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只是难易之别，并非说共和一定不可行。而由共和改为君主，欲得良好之结果，必须满足三个要件，缺一不可：
一，此种改革不可引起国民及列强之反对。二，明白确定君主继承之法律，而且，君位之继承，不可听君主之自择。三，必须求立宪政治之发达，使人民自觉成为政治的一部分。
第一条其实是两条，列强反对与否是一回事，国民反对与否是另一回事。袁世凯建洪宪王朝，列强默许，可国民反对，不还是一样垮台?这里还内含了一个小问题。为给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制造声势，杨度曾请求其师王闿运发一纸劝进电，王老师回信说，既然改回专制，而仍遵循民意，这是什么道理?“既不便民国，何民意之足贵?”就是说，从君主制转向民主制，征求民意无妨，因为你是要人民当家作主;从民主制转向君主制，“民”的性质就变了，不再是公民，而是臣民，臣民哪里有一人一票的表决权，表决自己是否做奴隶?因此，王闿运坚决不发劝进电(最后由杨度代拟)——这正是此老明智处。
古德诺与王闿运想法不同，他来自宪政国家，他的由共和而改君主，是在宪政主义架构下进行，即便恢复君主制，依然是立宪的、受宪法约束的君主，国民基本权利并未受到什么明显伤害，选择国体的权利仍未过期失效。问题是，中华民国最多只有两成宪政的底色;袁世凯修改宪法、解散国会，哪里顾及宪政和法治精神?国民从来就没有选择国体的权利，让他们怎么表示赞同或反对?如此还强迫各省选举民意代表来投票表决，是否变民主制为君主制，正所谓强奸民意，“一面做婊子，一面立牌坊”是也。
还是王闿运眼光老辣，他称袁世凯不是“帝制自为”，而是“欲改专制”，一语中的。对照之下，目不及此的古德诺多少有些隔膜于国情，杨度则完全是鬼迷心窍。
第二个要件，一直为古德诺念兹在兹。他不止一次强调：“盖继承确定一节，实为君主制较之共和制最大优胜之点也。”如果了解中国的帝王家史，肯定不会赞成这一结论。盖帝王继承，先后树立了嫡长子继承原则、帝王指定原则、传贤不传长原则等，均无法摆平王权之争。原因无它，在至高权欲的刺激下，血统、贤良并不值得敬畏，僭越者为问鼎王位，随时可能像打碎一件精美而脆弱的瓷器那样打碎它们。
而在共和制下，只要有一套完善的选举法，谁当总统或总理不都一样，爬上那个位置就等于钻进宪政的笼子。所以小布什总统对美国人民发表演讲，开口就说：“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面向你们讲话。”换言之，只要编织好宪政主义的笼子，管它谁是总统呢——继承权从来就不是致命的难题。
这正对应了第三个要件的内涵。如古德诺在《北京宪报》声明：“所立君主乃是有限的立宪君主。……重建中国原有的君主专制则不能被认为有利于目前情况的改善与进步。”三大要件之中，它是前提，是重中之重。缺乏立宪的支撑，前两个要件的重要性将大大衰弱，最终一钱不值。
由此而言，倒不能苛责古德诺，他说了，由共和而改君主，三个要件缺了哪一个都会导致失败，演变为一场灾难——袁世凯走向帝制，缺失的乃是那最重要的一环，怎么可能不黯然收场?
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何尝不是一口一个立宪，何尝不是把宪政置于君主之前?可此刻讲立宪还有什么意思?袁世凯解散国民党时，杨度怎么不去讲立宪?袁世凯解散国会时，杨度怎么不去讲立宪?袁世凯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将总统权力扩大到专制皇帝那一步时，杨度怎么不去讲立宪?当袁世凯修改《大总统选举法》，将总统任期改为无限期，并且可以指派下一任总统时，杨度怎么不去讲立宪?等到立宪已沦为一个虚幻的躯壳、一张空头支票，等到宪政已死、专制已立再来讲立宪，杨度是缘木求鱼还是自欺欺人，同时视天下人的智商为无物?
杨度与古德诺的差距便表现于此：一个强调，发达的立宪政治是改共和为帝制的必要条件;一个见证了宪政被败坏的苦难史，明知立宪不成，仍以立宪为幌子而鼓吹帝制。前者为学者，后者为政客;前者可悯，后者可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