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词，又称“竹枝”“竹枝子”“巴渝曲”，是古代流传于巴渝地区的民间歌曲，其含思婉转，但多粗陋之词。唐代刘禹锡被贬至巴蜀之地后有意识地对其进行雅化，创作出风格清新明丽的文人竹枝词。自此，竹枝词登上文坛，自唐以降各个朝代、不同地区喜好竹枝词的文人不断进行学习创作，形成了一股绵延不断的“竹枝之风”。
一、民歌竹枝与诗人刘禹锡
关于竹枝的起源，最早的民歌竹枝可追溯到商周时期，“一般认为源自于公元前11世纪时的巴师‘歌舞以凌殷人’中的‘武王伐纣之歌’”[1]198。商周时期的竹枝还只是歌舞，形式非常古老，其是否有歌词，歌词如何今已不可考。现存最早的竹枝词文本出现在晋代，今人多认为“女儿子”“女儿歌”也是竹枝词的别称。据郭茂倩所说，这类诗歌是以衬词来命名的，“女儿”也与后世竹枝词中的和声“女儿”一致，所以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再者，有学者称，“如追本溯源，竹枝可以说源于南朝的西曲、吴声。如《乐府诗集》在《西曲歌》中收录的‘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其意境、格调同唐代的竹枝词颇相似”[2],《古今乐录》中将其题作“女儿子”。因此，今存最早的民歌竹枝文本应是郦道元所记载的《巴东三峡歌》，其出自东晋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记》。至于竹枝词起源的地点，“《竹枝》本出于巴渝”[3]1140，巴人多有载歌载舞的风俗习惯，且有崇拜竹的传统，许多文献对此多有记载。
在刘禹锡之前，民歌竹枝在巴渝地区传唱，大多是民间歌者在活动中即兴创作、自由歌唱或集体歌咏，后来慢慢形成鲜明的风格特征。白居易的诗歌吟唱中曾点出民歌竹枝的风格特点：“竹枝苦怨怨何人，夜唱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煞当年病使君。”[4]389民歌“竹枝”多“苦”多“怨”，这与巴蜀人民饱受现实的苦难和压迫有关。巴蜀古时被称为“国之珍府”，陈子昂在《上蜀川军事》中说：“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取给于蜀。又京师府库，岁月珍贡，尚在其外，此诚蜀国之珍府。”[5]175统治阶级对巴蜀的剥削非常严重，当地的百姓饱受苦难和压迫。他们上诉无门，只能将满腔的愤恨和哀怨都倾注入民歌之中了，因而竹枝多“苦怨”。此外，巴人也多借竹枝词来吟咏他们的巴蜀风光和淳朴美好的情感，因而“苦竹枝”中也不乏清新之作。
被誉为“诗豪”的中唐诗人刘禹锡在仕途上坎坷不顺，其在《子刘子传》曾自白道：“予出为连州，途至荆南，又贬朗州司马。居九年，诏征，复授连州。自连历夔、和二郡，又除主客郎中，分司东都。明年追入，充集贤殿学士。转苏州刺史，赐金紫。移汝州，兼御史中丞。又迁同州，充本州防御、长春宫使。”[6]2179刘禹锡先后被贬朗州、连州、夔州和和州，一生基本在贬谪中度过，其虽用寥寥数语来概括自己二十多年的贬谪生涯，但其中的艰辛却是一言难尽。于他个人来说，这是“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的苦难磋磨。但正是这些坎坷经历和其自身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才有“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璀璨诗篇，这于文坛来说是一大幸事。竹枝词从民歌走向文人化同样归功于刘禹锡的“坎坷”和“豁达”。坎坷的仕途让刘禹锡有机会去接触各个偏远地方的民歌，其中就包括巴蜀竹枝民歌。他正直顽强的性格和乐观豁达的心态让其能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各地的山水风情，以及当地民歌，并持学习改造的心态对民歌进行创作，文人竹枝词便由此诞生。
二、文人化的过程
刘禹锡仕途坎坷，虽难免忧愁苦闷，但他豁达乐观，为官更是尽职尽责。每到一个地方上任，他必先考察当地的山川地形、岁贡物产和民风民情等基本情况，因此，刘禹锡能深入接触到各州的当地文化。从朗州开始，刘禹锡观看当地祭祀，百姓载歌载舞、歌唱民歌俚曲，其便有意识开始民歌的仿作，他说：“顾山川风物，皆骚人所赋，乃具所闻见而成是诗。”[6]119这一时期仿民歌的作品有《竞渡曲》《采菱行》等。其主要介绍某一民间活动或百姓们劳作的场景，偶尔借此抒发诗人自己的情感，还不能真实客观地描写百姓们的生活。这一时期的民歌创作还不成熟，但俨然已经开启了文人诗与民歌相结合、民歌文人化的道路。
夔州时期，刘禹锡不仅心态上更为平和，其民歌体创作也已经走向成熟。刘禹锡将自己的《竹枝词》创作与屈原的《九歌》创作相比，可见他对《竹枝词》的创作具有很强的自觉意识。刘禹锡从巴蜀民歌中了解巴蜀的民风民情，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巴蜀独特的民俗民风有了更深的认识。种种条件都已成熟，刘禹锡便开始了他“奔轶绝尘”[7]135的《竹枝词》创作。
刘禹锡在其《竹枝词九首》序中说：
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佇不可分，而含思婉转，有淇濮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6]546
刘禹锡认为民歌竹枝词“含思婉转”，只是其内容表达较为粗俗，因而有意将民歌竹枝词进行改造，便于竹枝词的传唱。刘禹锡对民歌竹枝词的文人化主要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进行。
首先，形式上，民歌竹枝中存在着和声“竹枝”“女儿”。关于和声，有学者认为这是群众唱和之声，用以弥补歌唱时音律的缺陷。唐代文人孙光宪和皇甫松在对民歌竹枝进行仿作时，就保留了这种形式，如孙光宪的《竹枝》：
乱绳千结(竹枝)绊人深(女儿)，越罗万丈(竹枝)表长寻(女儿)。
杨柳在身(竹枝)垂意绪(女儿)，藕花落尽(竹枝)见莲心(女儿)。[8]155
歌唱时唱到第四个字时停顿，以“竹枝”为和声，句末以“女儿”为和声，皇甫松的《竹枝》也有“竹枝”“女儿”和声的存在，不同的是皇甫松的《竹枝》是七言二句式。由此可知，民歌竹枝词中有和声的存在，且其句式并不统一，可以根据歌唱的需要自由运用。
刘禹锡的《竹枝词》去掉了和声这一形式，十一首都是七言四句式，类似诗歌中的绝句，与文人的诗歌十分贴近。在《竹枝词》形式的确定上，刘禹锡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杜甫的《夔州歌》和七律。杜甫在夔州期间，有意进行七律变体的创作，其《夔州歌》因所咏多为夔州风物，较为清新明朗，所以杜甫选择了七绝这一形式。刘禹锡的《竹枝词》创作也选择了七绝的形式，应该是对杜甫《夔州歌》的继承和发展。乔艺的《刘禹锡夔州诗研究》认为：“刘禹锡的‘竹枝词’是以当地百姓日常咏唱的歌词为基础，自然也选择七绝这样一个更易流畅表达的体式。刘禹锡《竹枝词》与杜甫《夔州歌》均选择七绝这一体式，这其中的继承学习脉络是较为清晰的。”[9]刘禹锡对竹枝词在形式上的改造将其《竹枝词》与民歌竹枝词的距离拉开一大步，使得竹枝词更向文人诗靠拢。
不仅如此，刘禹锡对民歌竹枝词有所继承、有所扬弃，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风格。刘禹锡进行《竹枝词》创作时，有意变“伧佇”之语为文雅之词。在语言上，刘禹锡基本用文人的语言进行创作，如“兰桡”“狂夫”等具有文学典故的词语。同时刘禹锡也保留了一定当地的俚语，如“郎”“侬”这样民歌中的称呼，以及“烧畬”“银钏金钗”“长刀短笠”等富有民间特色的词语，如此便形成一种雅俗共赏、清新明丽的风格特征。
其次，内容上，刘禹锡的十一首《竹枝词》描写了大量的巴蜀风情，如白帝城、白盐山、瀼西、万里桥、瞿塘等有名的巴蜀风物，同时以旁观者的角度叙述了蜀人歌唱、踏青等风俗活动，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刘禹锡还善于运用双关、比兴等手法来塑造爱情中的女子形象，表达女子细腻的情感。如《竹枝词二首》(其二):“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6]556“晴”字就运用了谐音双关的手法，用风雨之“晴”寓意爱情之“情”，历来为人们所称颂。又如《竹枝词九首》(其二)：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6]548
前两句先写“山桃红花”和“蜀江春水”的美景，一个“满”字形象地点出了春意之盛，同时又比喻爱情之热烈。后两句作者则别出心裁地以易败之花比喻男子的情感，以源源不断的水流比喻自己的愁思，将女子细腻的情感完美地展示了出来。这首诗有比有兴，将比与兴完美结合，整首诗韵味十足，极具文学色彩。
此外，作为一个历经宦海波折的文人，无论写什么样的诗文，其难免会有“悲情”流露的时候。刘禹锡的《竹枝词》中也有不少抒发其苦闷的诗作。如《竹枝词九首》(其七)：
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6]551
有人认为这是作者借托女子的口吻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其实这首词既可看作是被辜负女子的悲愤，也可看成是作者本人因宦海波折而生发的愤慨。作者以巴蜀景物起兴，瞿塘，即瞿塘峡，其中多有险滩，就如作者一路走来一样，坎坷难平。诗人久历宦海风波，对官宦生活的明争暗斗深有体会，作者无辜受害，却仍坚守自己的初心和志向，可见作者顽强坚毅的品格。这类诗作很多，严格来说，其可归于贬谪诗一类，这是民歌竹枝词所不可能涉及的内容。
三、文人化的特征
竹枝词的文人化具有几个显著的特征，这使得竹枝词越来越受文人的喜爱，也使得竹枝词具有与其他地方的风土文化相结合的能力。
竹枝词文人化的第一个特征是文人对民歌竹枝自由韵律的运用，其极大提高了诗歌的创作力和创新力。竹枝词是一种民歌，它不像唐诗，尤其是格律诗有着严格的格律要求，但其同时也有着“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含思婉转”的独特风格，讲究一定的韵律。唐诗发展到中唐时期，音律的限制使其失去活力和创新力，因此，中唐诗人急需进行革新，或寻找一条新的道路。刘禹锡从巴蜀引进竹枝词，无疑是对死板的格律的革新，为文坛注入一股新的活力。
竹枝词文人化的第二个特征是独特语言风格的形成。刘禹锡在进行《竹枝词》创作时，凭借其自身的文学修养，用文雅的文学语言进行写作，创作新的高雅蕴藉的内容。同时文人竹枝词对民间竹枝词中的大量俚语、方言也有所保留，其也有大量涉及巴蜀地名或风物的语言，地域风味浓郁，从而形成雅俗共赏的独特语言风格。
竹枝词文人化的第三个特征是风土人情与诗意的结合。民间竹枝词多是吟咏当地风俗、抒发歌唱者心境之作，文人在创作竹枝词时，很好地保留了其歌咏风土人情的传统。如刘禹锡的十一首《竹枝词》从各个方面表现了巴蜀人民的生活及其民风民俗，极具地域特色。中唐之后，各朝各代不乏有创作竹枝词的文人，他们都很好地保留了这一特点，宋代竹枝词的题材更是由唐代歌咏风土人情和讴歌爱情转为注重记叙风土人情。近年来，贵州竹枝词、西昌竹枝词研究等将地域文化和竹枝词相结合的研究层出不穷，这也证明了文人竹枝词离不开风土人情的主题。与民间竹枝词和中唐竹枝词不同的是，其音乐性渐渐消失，至宋代，刘禹锡竹枝词的唱法就已失传，而其文学性则越来越高。文人竹枝词很好地实现并保持了风土人情与诗意的结合，如任半塘先生所说，竹枝词不像一般诗调，在失去原来的音韵和内容之后，只能成为纯诗而不再有属于自己的生命气息。它因状写风土人情，而有了属于自己的特殊内容，这使得它能在各朝各代、各个地域生生不息。
民间竹枝词独特而不受约束的音调、婉转的情思、极具风土人情的内容，引起了中唐文人们的注意，在文人们的创作下，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人竹枝词。竹枝词的文人化有着显著的特点，即文人对民歌竹枝自由韵律的运用、独特语言风格的形成，以及风土人情与诗意的结合，因此完成了竹枝词的雅化。
四、影响
作为竹枝词文人化的典范，刘禹锡的《竹枝词》不仅“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7]134-135，而且为后世竹枝词提供了创作范式，引得文坛文人争相模仿创作。自刘禹锡后，进行竹枝词创作的文人逐渐增多，名家辈出，如宋代的黄庭坚、苏轼、杨万里，元代的袁槲、杨维桢，明代的杨慎，清代的王世贞、孔尚任、郑板桥，近代有《成都竹枝词》和《台湾竹枝词》等。可以看到的是，这些后世竹枝词的形式基本是继承了刘禹锡的七言四句式。更值得注意的是，自元末起，竹枝词重新回归民间，一些文人在刘禹锡的启发下开始有意创作其他民歌，竹枝词从巴蜀地区走向了全国各地，与各地的地域文化相融合，形成一股席卷全国的“竹枝之风”。这股“竹枝之风”到现在仍有回响，甚至成了我们研究文学、地方风俗、地域文化的重要材料。
综上，竹枝词一源于民歌竹枝，二成于诗人刘禹锡的文人化改造，这才成就了“奔轶绝尘”的雅竹枝。刘禹锡在形式和内容上对竹枝词进行新的创作，其在保留民歌竹枝描写风土人情的内容和清新明丽风格特征的同时，去掉了民歌竹枝中的“和声”和粗俗的语言，从而形成了全新的文人化的竹枝词。文人化的竹枝词体现出三个主要特征：一是文人对民歌竹枝自由韵律的运用;二是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风格;三是风土人情与诗意的结合。借此，竹枝词引起了更多文人关注，后世不断有创作者进行创作，因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诗歌现象，刮起了一股绵延不断的“竹枝之风”，对中国诗歌和地域文化都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