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总结宋诗的特点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其中“以议论为诗”是“在诗歌中融入散文式的用字、构句以及诗人对事物的判断”[1]。王安石主张通过诗歌表达自身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态度，来发挥文学经世致用的作用。他在《与祖择之书》中说“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2]812，在《上人书》中提出“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大体归然而已”[2]811。在王安石创作的大量诗歌中，他常选择“以议论为诗”的方式阐发诗歌“有补于世”的理念。
一、带有情韵的直接议论
沈德潜说：“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似也，而亦不尽然……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勿近伧父面目耳。”[3]王安石的“以议论为诗”不是笨拙、刻板的说教，而是将深刻的说理与鲜活的情韵相结合，通过直接叙写来实现“贯乎道”的教化目的。
自少年时，王安石就立定志向，不愿成为只会舞文弄墨的文人骚客。庆历七年，他踏上了出任鄞县知县的旅途。在这里，他推动疏浚川渠，在青黄不接时借贷粮食，并写下《上运使孙司谏书》以反对转运使定期纳钱的公文，政绩斐然。任期满后，在返回江西途经杭州时，30岁的王安石写下这首《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登飞来峰》)[7]
诗人登上飞来峰的高塔，想象着鸡鸣时旭日东升的情景，辉煌的景色映入眼帘。诗歌开篇便表明了正值壮年的诗人胸怀大志，满腹热情的情感，奠定了全诗的感情基调。表面上，诗人在探讨能看到如此风景，不被浮云遮蔽双眼，是因为居于山顶。实际上意在暗示：只要高瞻远瞩、坚定自我，奸臣蔽贤、浮云蔽日的情况不足为惧。诗歌的行文顺序本应是：因为处于山的最高处，所以不怕浮云遮蔽，而诗人有意识地颠倒顺序，意在强调“身在最高层”的重要性。“站得高，看得远”这一简单的哲理，在诗人的笔下得以拓展。
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他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时任御史中丞的吕诲上书称“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唯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4]。此外，谏官范纯仁、参知政事赵抃、监察御史刘挚无一不曾进谏否定变法。宋人更是认为天灾皆是由王安石所引起[5]。在时人纷繁的批评中，王安石写下了《众人》《读史》等诗，来表明不畏流言的立场态度，“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6]10541-10551的三不足精神，也在诗歌的议论中得以呈现。
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国流言旦犹圣。
唯圣人能轻重人，不能铢两为千钧。乃知轻重不在彼，要之美恶由吾身。
(《众人》)
诗人将王莽和周公对比：早期的王莽为人谦逊、救济宾客、供养名流，名流们为他鼓吹声誉，从而获得了一片颂赞，甚至众多官吏对他的赏识使帝王认为他是贤人。但后来他逼迫太后、挟持群臣，更是玩弄权术篡位而上。周公忠心地辅佐武王、成王，管叔、蔡叔散布流言说周公有篡位之心，猜忌纷至沓来，而周公在率兵东征、建立礼制后便归位于成王。王莽获得的颂声与周公招致的诋毁并不能反映事实的真相，而众人对王安石的评论也是如此，故王安石认为并不需要在意这些。在世人被表象所蒙蔽时，只有圣贤意识到人生的评价在于个人的品性，并能够正确地评价一个人。多次的对比论证中，诗人始终站在更高的视角，俯瞰众人、圣贤，以踌躇满志的心态抵御繁杂的流言。在人生评价的讨论中，王安石执拗不屈的个性与“人言不足为惧”的强大自信显露无遗。
如果说《众人》是站在现实立场下的反驳，那么《读史》更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人生价值。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黮闇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读史》)
诗人认为，一方面，历史的记载本就不清，又会以讹传讹;另一方面，流传下的史书不能真正传递出古人的“精神”。两条论据的罗列铺垫了一个中心观点——现实之人的评价不是王安石在意的，历史的评价也不会在其考虑范围内。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诗人超脱现实与历史的约束，以清高悠然的孤傲，表述对身后历史评价的不畏。
王安石“以议论为诗”的表述中常采用问句的方式，或问而不答，或问有答，或起笔设问，或结尾点题，以达到引起反思、突出中心思想的目的。《君难托》借女子被休后的谴责，抒发对神宗的哀怨。全诗以女子悔恨为主题，一个惨遭抛弃的女子的悲诉缓缓展开。其中“人事反覆哪能知?谗言入耳须臾离”不仅是主人公对男子的怨恨，也是暗示诗人自求罢相后君臣之间反覆。诗中的问句是悲怆的呼喊，它跳离了弃妇诗的题材局限，委婉而清晰地表明了诗人的真实意图。
司马迁评价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不见用于当世”[8]。唐介上谏宋仁宗时，也认为“安石好学泥古，故议论迂阔”[9]。同样被打上迂阔标签的王安石对孟子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他在《孟子》中写下了“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哪怕全世界不理解我，但有孟子为知己，足以抚慰无人理解的寂寥。在这里，王安石引孟子为同调，诗人通过自问自答式的自我勉励，表现了不惧流言的坚定、强烈的自信。
二、借故事以引发议论
王安石往往借用故事，包括社会现状、历史典故以及动物寓言，充分地表露自身的思想观念。他通过对现实百态深度地剖析、对历史典故辩证地反思、对动物世界丰富地描写等引起人们的体悟，而不同题材的故事最终都会回归到当下的现实社会。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依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天地白日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河北民》)
王安石时刻关注着现实社会的政治问题。河北大旱千里，但政府却依然催促着赋税劳役，于是老少相携来到南方，谁曾想丰收的南地在赋税重压之下甚至无法自足。相互映衬的对比式论证，探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点出了中心——“汝生不及贞观中”，是政策的问题，也是时代的影响。颇具抱负的王安石决心改变，变法图强，他颁布了免役法，试图以此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变相地向地主征税，来改善百姓的处境。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叠题乌江亭》)
此诗与杜牧的《题乌江亭》相呼应。王安石将自身的变法革新精神带入对历史故事的论述中，对杜牧支持项羽卷土重来，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反对。王安石从政治家的角度审时度势，以冷静的笔调从楚汉战争的客观形势分析，对项羽不能卷土重来进行了理性的论述。战士疲惫衰败，失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即使“江东子弟多才俊”，但作为有情感有思想的人，并不会如前一般为项羽所用。人的主观能动性是王安石一直重视的，王安石指出北宋一直“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2]444，在他看来，人的精神力量能成为变革世界的巨大能量，他有意地任用青年才俊，“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10]。本诗中对江东子弟的自身意愿的考虑，与王安石在变法中希望获得人们的认可，并积极地参与是相通的。
吏役沧海上，瞻山一停舟。怪此秃谁使，乡人语其由。一狙山上鸣，一狙从之游。相匹乃生子，子众孙还稠。山中草木盛，根实始易求，攀挽上极高，屈曲亦穷幽。众狙各丰肥，山乃尽侵牟。攘争取一饱，岂暇议藏收?大狙尚自苦，小狙亦已愁。稍稍受咋啮，一毛不得留。狙虽巧过人，不善操耡耰。所嗜在果谷，得之常似偷。嗟此海山中，四顾无所投。生生未云已，岁晚将安谋。
(《秃山》)
王安石擅长利用动物寓言来进行说理。《秃山》中猿猴的形象实际上是人类的投影，猿猴不加节制地繁衍和消耗，陷入了生存的困境。看似是对动物的批评和无奈，实际是对人类的告诫。猴群的“一毛不得”正和当时的北宋情况相同——财政积贫已久，为此王安石提出了“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2]795。面对猴群不善耕种的问题，与北宋时期“不生五谷，荆棘布野……其民不知水耕之利……一遇水旱，民乏菜茹”[11]的现状，王安石提出了农田水利法，推动了农业种植的收获。针对猴群四面是水的隔绝问题，与北宋“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租税薄，不足以供兵费，屯田、营田岁入无几”[6]4256，而东南地区经济发达，财政收入丰沛的区域差异，王安石颁布均输法，进行宏观调控，将东南与不富饶的地区之间进行协调。
上述诗歌所表露的问题，都在王安石的变法中得以反映。受传统儒家经世思想的影响，有极强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的政治家，密切关心当下的政治现状，并积极地采取措施力求改变。
三、对历史人物的独特评价
对历史人物的论述中，王安石从独特的视角出发，借用议论的手法，推翻过往对人物的定论。他以历史人物为主体，不再花费笔墨详细地讲述为人所熟知的事件，为议论进行铺垫，直接引出作者的观点，更充分利用诗歌的语言容量。
一来齐境助奸臣，去误骄王亦苦辛。鲁国存亡宜有命，区区翻覆亦何人。
(《子贡》)
子贡游说五国的故事一直被认为是子贡政治才能的体现。在齐国决定攻打鲁国后，子贡劝说齐国攻打吴国。同时提议越国派三千兵佯装协助吴国，使得吴国对越国放松警惕。为防止鲁国失去屏障，提醒晋国做好军备。最终齐国战败，吴国顺势攻打晋国失败，被越国攻破，走向灭亡。鲁国的危机得以解除。
游说五国的宏大事件被浓缩为判断句中的一个词组。从具体行动来说，田氏谋反，推翻了姜氏，成为国君。而子贡正是田氏齐国走向最鼎盛时期的最大功臣。游说吴王破越国是“误骄王”，这些行为都不是正义的。从行动的出发点来说，鲁国的存亡与它是否实行仁政有关，“存亡宜有命”。而子贡不希望鲁国覆灭，便通过使其他国家灭亡而达到使鲁国安全的目的，这与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背道而驰。
在《子贡论》中王安石认为“岂有忧患而谋为不义哉?借使有忧患而为谋之义，则岂可以变诈之说亡人之国，而求自存哉。”[2]678王安石在已有的故事之上，深入分析事件的起因经过，多角度进行分析，达成与政治理论相谋合的目的——子贡的行为与其思想相矛盾。矛盾产生的原因被归结为“疑传之者妄”。古书所载虚妄不实，这是“损毁其真者哉”。王安石的目的并不仅是推翻前人对子贡的认识，而且通过作为孔子弟子的子贡不会做出游说五国的逻辑分析，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认为历史记载的不真实。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
商鞅变法常受人非议，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提出“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12]，陈襄认为“商鞅之事秦也……然而谓其君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其肯苟一时之利，以贻天下万世之讥哉”[13]。对同被批评为政府敛财的王安石变法来说，苏轼等人对商鞅变法的责难实际是对它的否定。为了获得人们对变法的支持，驳斥反对变法的风气，稳定世态，首句借一诺千金的典故指出诚信重要，顺势提出诚信之下得到的认可推动了政策的推行。王安石指出商鞅变法取信于民，也因此得到了人们的认同。正如他在《上时政疏》中说：“苟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则不能询考贤才，讲求法度”[2]424，坚定至诚之心必将使变法走向成功。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贾生》)
贾谊年轻时便位及公卿，起草各种制度法令。受到诋毁后，汉文帝疏远了他，他也被贬长沙。一年后，文帝召回了他，问了他一夜鬼神之事。随后他被任命为太傅，积极进谏，“谋议”也得到了文帝的采用。李商隐的《贾生》以鬼神之事为着眼点，认为贾生的政治才能无人能及，但文帝却“不问苍生问鬼神”。为贾生抱负难申而悲，感叹怀才不遇。与前人认为贾谊怀才不遇的观点不同，王安石以两句反诘式的语句出发，将答案寄托在问句之中。从主张得以施行否定了贾生的怀才不遇。将高爵位的公卿的言论毫无意义与贾生的谋略皆施对比，表明无论爵位高低，主张得以采纳，便是价值所在。在王安石看来，贾谊这一生无论是被贬还是居于高位，计策被运用便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历史人物与他们的典型事迹和定性的评价紧密相关。以历史人物为论述的核心时，王安石善于从典型的事迹中推翻定性的评价。这一推翻，是为王安石的政治理念支撑。推翻定型的历史人物，否认古书记载的真实性，反对一味地尊古崇古，“祖宗之法”虚妄不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