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介绍韩城知县张瑞玑秘密加入同盟会的，是数年后草拟《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出任临时政府教育部次长的景耀月。
景耀月字太招，山西芮城人，1904年留日，次年中国同盟会创立，担任组织干事及山西分会负责人之一。1907年到西北运动革命，“以山西同乡之谊，经两次面晤，动以同盟会宗旨，甚合张(瑞玑)意，同有反清之心，便以宰官身份宣誓加盟”(见李金铭《辛亥人物景耀月》)。
那时朝廷刚刚发生了“辽东节度用钱买”的大丑闻，瑞玑作《杨花曲》嘲讽：“阿翁只手揽朝纲，亲草诏书代玉皇……”痛快淋漓，不胫而走。或许正是这首七言古诗，使得诗人革命家景耀月眼前一亮，对这位山西籍的韩城县令产生兴趣，一晤再晤吧。不然，仅凭同乡之谊，能这样冒失?
入盟仪式或许就在瑞玑的龙门官廨秘密举行，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忠矢信，有始有卒，有渝此盟，任众处罚。”宣誓前，景耀月或许告说瑞玑，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举行筹备会时，孙中山与宣誓者一一握手，祝贺大家“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即便不说，瑞玑当然也明白，宣誓对他这个宰官来说意味着什么，宣过誓风险会有多大。
传记文学大家、复旦名教授朱东润晚年在自传中写到，他老家江苏泰兴县知县龙璋(字研仙)“就是同盟会员”，同盟会副会长黄兴曾在龙璋的衙门里留下脚印。又说龙璋办学校，派留学生(据胡适《丁文江传》记载，丁文江就是龙璋派到日本留学的)，也着实做了些革命的启蒙事业。初次见到这个说法，觉得江南江北都有知县加入同盟会——“南龙北张”——真是一段佳话。时隔不久读到章太炎《龙研仙先生墓表》，却没有见到龙璋加入同盟会的记载，《辛亥人物碑传集》(卞孝萱、唐文权编)将龙璋归入第十五卷，即“游移于君主、共和政治间的人物”。想来朱东润先生记忆有误。章太炎《故参议院议员张君墓表》对瑞玑入盟事记得真切：“及中国同盟会之立，君以宰官私誓焉。”同盟会发起人之一田桐作瑞玑小传时也说：“同盟会成立，瑞玑亦慨然与焉，不计其为官也。”章、田两位同盟会元老述及瑞玑入盟这件事，都不约而同强调其宰官身份，恐怕不只是巧合吧。《辛亥人物碑传集》将瑞玑以民初政治人物归入第十卷。
我还想到蔡元培先生。
蔡先生早年是钦点翰林，三十岁放弃翰林院编修而委身教育，同盟会成立后任上海分会长——“以翰林而参加革命者，在同时代人中，为数寥寥。”(唐振常《蔡元培传》)若是把“翰林”换成知县，瑞玑亦无愧色：“以知县而参加革命者，在同时代人中，为数寥寥。”不同的是，蔡先生入盟时离开翰林院(即脱离体制)已经七年了，入盟后短期委身教育，接着就赴德国留学四年之久。瑞玑呢，入盟时在知县位置上刚干了两年，入盟后辗转四个县，仍是做知县，日日“奔忙酬应汗如雨”，而与此同时又在陕抚恩寿的肘腋下从事革命活动。同样是“为数寥寥”，插着蓝翎、穿着马蹄袖的瑞玑，远比蔡先生风险更多，也更大。我这样“硬”把蔡先生拉来作比较，绝非敢对蔡先生有半点不恭，实在是除了蔡先生，我再找不出身为满清官员而加入同盟会者，可与瑞玑相比。
二
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学者认为，甲午之后风雷激荡，风气大开，这种局面与学堂、学会、报纸这三种传播媒介的关系极大。瑞玑曾受惠于这些传播媒介，如严复的《国闻报》、梁启超的《时务报》《新民丛报》、蔡元培的《警钟日报》、林白水的《中国白话报》等，深知它们是启蒙的利器。
瑞玑以即用知县分发到陕西的那年冬天，就看到林白水在上海创办的《中国白话报》了。该报半月一期，在西安设有代销处，阅读很方便。到韩城做知县后，他先是兴办学堂，继而创办陕西最早的一份县级报纸——《龙门报》。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韩城之有《龙门报》，玑实倡之，经营初定，遂卸篆归省。”
瑞玑卸篆归省是1907年8月7日(农历六月二十九)。想不到离开后，“知县张瑞玑之遗靴”陈列在鼓楼上供人瞻仰，《龙门报》却“机印改为誊写，浅说改为文言，体例倒置，文字芜杂，其报虽存，而其名已若有若无，无复有人道及者”。机印是铅字印刷，浅说介于文言与白话之间。办浅说报纸的初衷未能实现，使瑞玑耿耿于怀，数年后仍感慨系之：
“是以见天下成事之难，并以见天下任事之人不易多得也。”
所幸到了兴平，与张深如、南南轩一拍即合。到任四个月(1909年3月)就办起《兴平报》，宗旨是启发民智、开通风气、提倡民权、言论自由。南南轩任社长。《兴平报》十天一期，石印，设有“论说”“选录专件”“新闻杂俎”等栏目，很受社会欢迎。数年前我在网上看到，有位雷先生收藏了一份残缺不全的《兴平报》，日期是“中历宣统元年十月二日”，“西历一千九百零九年十二月二日”。可知这份县级报纸既有中国皇统纪年，又有世界通用的公历纪年。瑞玑擅书法，从后来几份报刊都由他亲自题写刊名来看，《兴平报》刊名该是他题写的。就在这一年，与瑞玑同时进入课吏馆、后来留学日本的张季鸾，在东京创办了同盟会陕西分会机关刊物《陕北》，在三原宏道学堂念书的吴宓创办了《陕西杂志》，在上海的于右任创办了《民呼日报》《民吁日报》。
瑞玑在兴平呆了十个月，即调署长安知县。随后张深如应聘做西安实业学堂监督，南南轩也到了省城。为避免《兴平报》重蹈《龙门报》的覆辙，报社迁移到西安，改为《兴平星期报》，1910年3月出刊，铅印，每周一期，八开四张。瑞玑题写刊名，又撰写了《兴平报第二年发刊感言》的发刊词。转过年，《兴平星期报》改为《帝州报》。辛亥元老景梅九赴陕西运动革命时，做过《帝州报》的投稿员，发表了《溺女》等小说。他说“《帝州报》是老友张衡玉创办的”，主笔南南轩“稳健而有肝胆，我由衡玉介绍见面定交”(见景著《罪案》)。
陕西辛亥革命前后，《帝州报》分为两种类型。据陕西报刊志，宣统三年“十一月五日，张瑞玑主办的《帝州报》在西安创刊”。该报系《兴平星期报》和《普及白话报》合并而成，郭希仁和晁一鸣任主编，设有“演说”“纪事”等专栏，为辛亥革命和共和告成而鼓吹呐喊，如第一号社论：“我们同胞时时刻刻都要想着……这九月初一日，是我们重生的日子。”按这个记载，《帝州报》是一份白话报，在西安起义(九月一日)后才出刊。
新近在网上看到，广东珠海的民间收藏者藏有一份从陕西收来的、保存完好的《帝州报》，出版日期为“中历宣统三年六月三十日”，“西历一千九百一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据中国新闻网介绍，这是一张对开大报，报名竖题，两个版面，一版是“紧要新闻”，二版是“本省新闻”。“紧要新闻”详细披露了当时国内两大新闻：“铁路收归国有”和“四川保路运动”，标题有《郑孝胥力主湘鄂铁路收回国有》《四川路潮剧烈史》，生动而详细地报道了这两大历史事件的背景与经过，“文笔虽文白夹杂，但简洁而富有感染力”。这份《帝州报》比陕西报刊志记载的《帝州报》出刊时间早了四个月零五天。
显然，最晚在辛亥革命西安起义(10月22日)前三个月，《兴平星期报》已改为《帝州报》了。这两种类型的《帝州报》主要区别在语言文字，起义前是“文白夹杂”的浅说，起义后大都改用白话文。刊头仍是瑞玑题写的那个。起义前的《帝州报》是陕西同盟会鼓吹革命的重要阵地，起义后改版的《帝州报》相当于陕西军政府的喉舌。如11月20日刊登的《总都督张凤翙致帝州报社函》说：“各处办事人员及各标营弁兵或有不法情节，新颁政令或有窒息情形，报馆如有所闻，不必隐讳，可即据实登载。如有匪徒借故滋扰，本都督当力任保护，以维持言论自由。”
《兴平星期报》发刊的同一年(1910)，瑞玑还与西安知府尹昌龄(开明官员)和同盟会员王铭丹、郭希仁创办了《声铎公社质言》，宗旨是启迪民智、开通风气、宣传维新、注重事实，文字通俗易懂。瑞玑以浅近的文言写了发刊词，开头说：
呜呼!铎无声久矣。自秦以来，官与民相隔，政与教相离，语言与文字相歧，学问与经济相分。于是经生之训诂，文人之词章，儒者之性理，士子之帖括，皆才而秀者之所学也。其为学也，再传必异，易代必变，递嬗争驰，莫衷一是。而独吾蠢然无知之愚民，官失其政，师失其教，闭听塞明，数千年未尝一变。呜呼!铎无声久矣。
“数千年未尝一变”，包括满清，又远超满清之上。瑞玑入同盟会时宣誓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他的思想却不限于“反清”，而是从秦朝以降两千年的专制文化中，掘出造成“吾蠢然无知之愚民”的病根，矛头指向了“官失其政，师失其教”。
铎是一种大铃，古代用来发布政教法令。瑞玑认为，自秦以来老百姓是蠢然无知、闭听塞明的“愚民”，所谓“铎”形同虚设。秦以前如何呢?
夫三代之治天下也有二：曰道，曰文。其所谓道，愚夫愚妇之道也，其所谓文，布帛菽粟之文也。人人见之，人人知之，人人能行之，未尝有高远艰深之词意，以困吾民。故其文易晓，而其道易行。后世道不与文谋，天下学者争摭拾华靡陈腐之旧语，以为弋名钓利之具，遂不屑下接于吾民，而吾民亦无从而解之。彼词赋歌骚之典赡，考据证引之博奥，非吾民之所易解，固无论矣。若夫批牍也，文诰也，谕戒也，皆直接吾民之文言也，而吾民之辨其句，解其意者，百无一二。是故朝发一号而民不问，暮驰一令而民不知，士大夫日日著书立说以劝而民不闻。上下各不相谋，以致壅塞隔阂，养成今日喑哑聋瞽之天下，而说者犹归咎于民愚。呜呼!岂通论哉。
上古夏商周三代之世，“其文”跟布帛菽粟一样，明白晓畅，“其道”也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后来就变了，两千多年间，学者词赋也好，官方公文也好，都是艰深博奥的文言文，老百姓认不得，听不懂，结果就“养成今日喑哑聋瞽之天下”。在这里，瑞玑揭出了“官失其政，师失其教”的帮凶——文言。怎么办?
本社怜吾民之愚，并知吾民之非乐于愚也，乃编为质言，以告诫而劝谕之。不曰文而曰质，取其通俗易晓也;不曰报而曰言，不欲自居于报，亦不敢以报自命也。今者第一期出版矣，我知父老子弟团聚而观，必慨然叹曰：天下固有此种易解文字供人玩览耶?向者吾之官、吾之师，奈何秘而不宣，而故为艰涩古奥不可索解之文以难人也?呜呼!铎无声久矣，有之，请自今始。
“质言”就是通俗易懂的话，与文言相对。按陕西报刊志的分类，《声铎公社质言》属于“公办民助”，创办者当中，瑞玑、尹昌龄有官方背景，王铭丹、郭希仁是民间身份，他们共同担负起“声铎”——其声可达于民——的责任。五百余字的发刊词，仅“吾民”就出现了八次，“民”出现了五次，此文收在瑞玑遗存的诗文集里。“声铎”还发出哪些声音?有些什么“告诫和劝谕”?我在国家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和档案馆等处查不到这份报纸，只能留憾于此了。
聊作补充的是瑞玑写有《骊山布衣歌》：“长安市上人合围，摩肩环集说法台。台上一声一掬泪，台下拍手声如雷。道旁小儿罢游嬉，争识骊山老布衣。布衣胸中十斛血，吐作莲花千万枝。”骊山布衣即《声铎公社质言》的同仁王铭丹，诗里还说到两人“挑灯对影谈时事，碧窗秋雨泪有声”。
三
1911年3月，瑞玑和郭希仁等又成立了学术性团体“暾社”，借研究学问，宣传革命。社址在西安西大街泾阳会馆，社刊为《暾社学谭》，月出一期，三十二开本，设有“论著”“疏证”“译述”“文苑”等栏目。
成立暾社时，瑞玑已从长安首县调任临潼(因称病不给巡抚恩寿的宠妾拜寿遭忌)。社名是他起的，刊名是他题的，发刊词也非他莫属，于是便有了这篇署名老衡的名文《暾社记》。全文如下：
月未落，鸡未唱，大地山川，昏昏茫茫。无贤愚，无贵贱，无老稚男妇，咸倒床贴枕，收神纳息，懵然一觉。如僵尸，如病厥，灵明散失，五官百体悉萎废不能举，心与神离舍飞逸。噩梦扰扰，呓语喃喃，终宵辗转，与魑魅魍魉为邻。举人间一切悲欢苦乐、生死存亡之境，冥然漠然不自觉。
悲夫!世界昏暗，人理灭绝，无过此时。夜未明，人未醒，谓睡为死可也，谓无世界无人类亦可也。使夜长此不明，人长此不醒，则举天下人将长睡死矣。岂不哀哉!
朝暾初出，苍苍凉凉。村落城市，渐闻人声。向之如僵尸，如病厥者，渐披衣徐起，栉发盥面，备晨餐，谋操作，营营焉各有所为。于是手足之运动，耳目之视听，心思之智识，纷然厘然，各抒其用。至天午日中，而世界光明，人理发生之机为之大盛。若犹有倚枕伏席，昏然常睡，不能移趾下床，举足出门者，非病即废，非挛即囚，不死而死，不得复称为人也。
呜呼!中国睡国也。汉宋以后，学说不昌，漫漫长夜，七百余年。近者哲学代兴，东西蔚起。顾欧美日午，而震旦未明;瀛海朝烘，而支那方夜。举四万万国民，酣睡鼾呼于黑暗学界之中，而不能遽醒。人见其久睡不醒也，以为其已死矣。夫国民果死，安得有国?国民不死而不醒，犹之乎已死也，则有国亦必无国。虽然，夜虽长必明，睡虽沉必醒。谓长夜为不晓者，不知天也;谓沉睡为真死者，不知人也。以天时言，中国之夜当明;以人事言，中国之睡当醒矣!郭君希仁，集秦中诸君子研究学理，将刊布学说以提倡一时，余为名其社曰“暾社”。呜呼!月将落，鸡将唱，此其时也。吾为呼四万万睡民，而大声告之曰：
朝暾出矣!
“夜虽长必明，睡虽沉必醒。”“中国之睡当醒矣!”“月将落，鸡将唱，此其时也。”“朝暾出矣!”——从西安古城发出的这一声呐喊，与戛然终谢了末代王朝史的枪声贴得很近，很紧!
《暾社学谭》第四期登出《醉后放歌寄吴岷甫孝廉》，署名仍是老衡。吴人达字岷甫，号山民，江苏泰兴人。孝廉即举人。如果说《暾社记》是振聋发聩的呐喊，《醉后放歌寄吴岷甫孝廉》便是风高万里、充塞天地的苦闷与彷徨。这首歌行体的长诗开篇劈空而来：“吴郎吴郎，天缺西北隅，地陷东南方。”从混沌未凿、亚丹(今译亚当)和娲皇创造人类写起，感慨上下两万四千年，纵横十万八千里，“我”却渺如太仓一粟，生命又短暂得如同寸烛光阴，揽镜对影，能不自伤!看看历史吧：出东郭，登北邙，吊周秦，访汉唐，满目尽是“荒碑卧宿草，石马泣夕阳”。放眼望呢——“地球行星各世界，泪水多于太平洋。”只能躲入醉乡了!在醉乡，“我”乘风凌空飞到天上，闯入玉帝的白玉堂，醉意朦胧中赤着双脚，踞坐在玉帝的珊瑚床上，蘸着奇香古墨，铺开玉版宣纸，狂草淋漓，将胸中抑郁不平都“上之帝座当谏章”，“帝前一一叩其详”。“谏章”中说了些什么?请看：
孔孟之学胡不昌?黄农之胄胡不强?既不能锁海口、镇边防，使五洲列国守旧疆，胡不使六经九籍走八荒?胡不使言语衣冠通梯航?胡不使禹皋佐治，尧舜垂裳，地无中与外，种无白与黄，国家无破灭，人民无死丧，大角荧惑藏光芒，普天讴歌乐且康?胡乃东西扰扰，华夷攘攘，宗教纷杂，学说低昂。弱者为奴隶，强者为帝王。鹰瞵虎视不知让，豆剖瓜分不知怆。杀人之器日益良，敛财之方日益长。古者圣人所深恶，今反其道无不祥。视我神州赤子四百兆，贱如牛马与犬羊。前山来猛虎，后山来群狼。虎狼贪狠是本性，新鬼故鬼甘作伥。狮子酣睡唤不醒，拳曲爪牙如尸僵。权利三春冰，法令六月霜。文牍如牛毛，人才如凤凰。衮衮诸公痴且顽，事事小儿捉迷藏。使我国贫民困万物病，九洲四海同惶惶。吁嗟乎!地不老，天未荒。物各有血气，人各有肺肠。披我二千余年旧历史，一读一哭泪滂滂。天堂不夜帝不醉，胡为万事尽反常!使我不前不后生今世，些子一官如秕糠。达不登廊庙，穷不投沅湘。四十年华将老矣，笔无锋颖剑无铓。我欲下诏请帝遣力士，神工鬼斧降昊苍。填海水，平高冈，为我开凿别创新世界，河山日月七宝装。又欲再遣阎摩老子走尘世，为人一一治膏肓。湔濯脏腑易肠胃，使我朝野无私官无赃!
诗人心中的理想是“地无中与外，种无白与黄，国家无破灭，人民无死丧”，是“普天讴歌乐且康”。而两千年来的历史和眼前的现实却是：弱者为奴，强者为王，鹰瞵虎视，各不知让，是“杀人之器日益良，敛财之方日益长”，是东方睡狮唤不醒，朝野上下衮衮诸公痴且顽。还顾自身，年华已逝，将垂垂老矣，仍然是个秕糠小官，“笔无锋颖剑无铓”;既不能跻身廊庙有一番作为，又不能投入沅湘，效屈原一死。那么就请玉帝开恩，派遣大力士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吧，再请玉帝派那阎摩老子到人世间走一遭吧，将世人的五脏六腑洗濯干净，“使我朝野无私官无赃”!
这番醉乡里的醉话，惹得玉帝大笑起来：你这个下界书生太癫狂了，竟敢拿这些醉词来冒犯，要知道“旋乾转坤各有责”，人间事若是让天公日日去干预，哪还忙得过来吗?!
真是叫天天不应啊，只能“闻言痛哭再拜出”。别了玉帝，出了醉乡，回到现实中，苦闷彷徨达到极致：“我血盈腔，我泪盈眶，我哭我歌声琅琅，无人闻之独盘桓。吴郎吴郎，百年三万六千日，与君日日且醉三百觞!”
这首《醉后放歌寄吴岷甫孝廉》奇瑰恣肆，爱国热忱、揽辔之志与苦闷彷徨交织在一起，是瑞玑歌行体的代表作。同代人中多有将瑞玑比作李白的，如说“诗仙酒圣，应知李白是前身”(郭宝清)，“李白仙才，李贺鬼才，我公其兼而有之”(无名氏)，“公是青莲我非甫，一生狂傲得毋同”(田桐)，“陡闻太白去骑鲸”(刘盥训)。窃以为，瑞玑是以李白的笔写杜甫的诗。
诗仙也好，酒圣也罢，瑞玑紧盯现实，有时干脆披挂上阵，笔作投枪，直刺时弊。
《暾社学谭》第一期至第六期连载了《新乐府》十四首，署名老衡。诗前小序说，冬夜独坐，万感飞集，移灯伸纸，拉杂成歌，“其声激，其词野，是贾生之流涕，阮生之痛哭也”。标题依次为：《民之牧·刺官也》《排官·刺绅也》《学堂师·刺学堂也》《宋儒·悲学说之不昌也》《道教清·悲宗教之不兴也》《新赔款·叹财政之困绌也》《潼关西·恨鸦片之流毒也》《贫在人·讥矿学之不讲也》《立公司·讥铁路之难成也》《泪潺潺·哭时局之危迫也》《何谓法·痛交涉之失败也》《穷于丐·伤廉耻之道丧也》《昂无比·恨贿赂之公行也》《神巫来·叹迷信之不破也》。刺、悲、叹、讥、哭、痛、伤、恨!请看第一首：
张大伞，排健仆，来者谁，民之牧。牧职维何，曰鞭与扑。朝取乳，我犊哭，暮截毛，我羊秃。我羊我犊冻且馁，冻死馁死将谁告(原注：读鹄)。世事有如南山竹，节节不通层层复。呜呼!吾民皆羊犊，生我死我民之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瑞玑外孙王作霦在西安访问九十多岁的刘安国老人，刘老先生讲到小时候喜欢瑞玑的《新乐府》，当场背诵了这首《民之牧·刺官也》。在西北运动革命的景梅九说：“(瑞玑)最妙的是一面做官，一面骂官，作了许多《新乐府》，替百姓出气，所以我常向他的衙门里行走，并谈到革命。”又说：“老衡虽没被我拉入同盟，我承认他是个特别同志。”(见景著《罪案》)瑞玑真能保密!
研究近代报刊史的著名学者方汉奇，论及辛亥革命前“遍布京津地区和国内各省的革命宣传阵地”，对陕西重点评介了瑞玑与几位同道创办的《兴平报》《兴平星期报》《帝州报》《声铎公社质言》《暾社学谭》五种报刊。他说，陕西同盟会在省内创办的革命刊物，有1909年创刊的《兴平报》，1910年创刊的《帝州报》《丽泽随笔》《声铎公社质言》，1911年创刊的《暾社学谭》《光复学报》等，以《兴平报》和《丽泽随笔》的影响为最大。“前者由张瑞玑主编，原在兴平出版，后迁西安，改名《兴平星期报》，所刊‘政府对于开海、陕甘两铁路加入借款之警告’及‘黑世界’等论说及文学作品，都对清廷的腐朽黑暗作了尽情地揭露。”(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册)
瑞玑自己办报，也资助革命党人办报。景梅九在北京创办《国风日报》，“办费三百元，自然不到几天就完了。第二月便维持不下去，我当时采取沿门乞讨的办法，由近及远……于是又向外省去讨，凡有和我交识的，没一个躲得过去。近而陕西做知县的张老衡，远而云南作讲武堂堂长的李协和(按即李烈钧)，都打到了，幸不脱空”(景著《罪案》)。
四
正是严冬，押解天津学界领袖、立宪运动著名人物温世霖(字支英)的囚车，缓缓驶进临潼县城。
这一天是1911年1月23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由张謇等立宪派领袖组织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1910年1月、6月、10月连续搞了三次。当湖南代表赴京参加第一次请愿运动时，长沙修业学校教师徐特立(后为毛泽东老师)毅然用刀割破左手小指，写下“请开国会，断指送行”的血书。温世霖是直隶代表，三次国会请愿都参加了，第三次请愿失败后，返回天津发动学潮，亲自带领数千名学生，打着“立宪救国”“速开国会”等标语，到直隶总督衙门示威。总督陈夔龙将他抓捕，上奏朝廷，发配新疆。南开中学堂张伯苓等教育界知名人士出面营救无果。
瑞玑是同盟会员，对预备立宪、国会请愿也抱有希望。两年前他在兴平设立选举事务所，划分八个选区，安排谘议局议员选举事宜的宣讲、调查等，得到陕西省谘议局筹备处的肯定，认为是“通才举措，固自不同，深堪嘉许”。去年5月，当郭希仁作为陕西代表赴京参加第二次国会请愿时，瑞玑作《送郭希仁入都请开国会序》：自去岁至今，海内志士刺臂断指，裂素帛涂血书，奔走呼号，伏阙呼吁……希仁行矣，为我告诸志士曰：“使我四万万人民各知抒其爱国忠君之心者，在此一举，勿中馁也，勿过激也。鄙人洗耳而听之矣。”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如今，因国会请愿而被流放的志士温世霖来到临潼……
三小时后，瑞玑赶到骊山迎宾馆，以知县身份设宴款待了这个朝廷钦犯。温世霖当天日记这样记述：
下午四时至临潼县，穿城至南关外临潼山南麓迎宾馆，宿焉。……晚七时，县尊张瑞玑君(字衡玉，山西人)来拜，畅谈颇久。此老言语爽直，精神奕奕，无丝毫官吏习气，与余一见如故。论及时局，自云昔曾加入戊戌政党，嗣因康梁失败，谭嗣同、杨深秀等六君子遇害，曾亲赴菜市口收殓杨御史之遗骸，并周恤杨之遗孤。言次愤慨万状，拍案大呼“非大革命不可”者再。此老有骨气、有肝胆，且有国家思想。风尘俗吏中而有此人，诚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者矣，令人肃然起敬。
随即入席陪同晚餐，酬酢甚欢。席间张公又云：“余不得已就一微官，初谓百里侯亦可为民造福，不意到任后适得其反，困守樊笼，自由不得。阖衙门书吏、差役，上下数百人口，仰给予此数百人之薪资，而此数百人所得之薪资，无一文非扰民害民而来。除衙前一对石狮子无须养活，不扰害百姓耳!”此真一针见血之言，非有胸襟、肝胆、学识，不能说出也。
……
又以西去渐寒，特馈赠十二金，嘱路过省城时购一皮斗篷，以御寒冷。此老情谊真挚，令人铭感不忘。饭罢再三珍重而别。(见温著《昆仑旅行日记》)
感谢温世霖先生留下这段珍贵的传神写照。我们由此亦得见瑞玑思想变化的吉光片羽，看见他丢掉了国会请愿、君主立宪的幻梦，而成为一个彻底的民主革命者。“非大革命不可”，便是要推翻满清统治和君主专制，实现民主共和。瑞玑是从旧营垒中一个有新眼光、新思想和拯世济民大抱负的地方官员，逐步发展成为民主革命者的。如果说，1907年他在韩城知县任上不避风险，加入同盟会，是在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新政”之后做出的重大政治选择，是由此前的以个人奋斗为主转而向皈依组织的话;那么，在皇室内阁登场、国会请愿失败……之后，瑞玑以满清政府一县之尊，在辖境内向一位素昧平生的“志士”倾吐衷肠，拍案大呼“非大革命不可”，这说明最迟到这个时候，瑞玑思想上已成为一个彻底的民主革命者了。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投身的不只是社会革命，更有思想革命：“吾为呼四万万睡民，而大声告之曰：朝暾出矣!”前述充溢着启蒙思想的名文《暾社记》以及《新乐府》十四首便作于此时。
次日，温世霖离开临潼，他在西安写道：
段、郭、朱三君纵谈国是，并论及革命秘密组织……余建议事前应多联络本省绅学两界人才，并介绍临潼县令张瑞玑君，其道德、学问、政治、经济均极丰富，又陕西谘议局郭副局长亦有骨气，皆可为忠实同志，将来堪胜大任。
温世霖好眼力，看得很准，瑞玑和郭希仁(即郭副局长)确是“忠实同志”。辛亥五月，瑞玑调任咸宁，希仁更频繁出入咸宁县署：辛亥六月“二十五日早，赴咸宁署谒张公”。“二十七日谒张公”。七月“初四日……晡(即申时)赴咸宁县署”。八月“二十二日进省，过咸宁署”。“二十六日午后赴咸宁署”。“二十八日赴咸宁署”。(见郭希仁日记手稿)
同盟会员曹印侯与瑞玑也来往密切。“辛亥夏，余邀印侯至咸宁署，尽发箧中书使读之，每夜深，煮酒与扺掌谈天下事。”(见瑞玑《曹印侯墓表》)
酒酣耳热，放言高论，难免露出蛛丝马迹。于是咸宁县署被“目为革命机关”，引来西安将军文瑞的鹰视狼顾。所幸西安起义来得早，不然后果殊难预料。
五
武昌起义后，陕西革命党人积极准备响应。西安城里人心惶惶。
西安将军文瑞一面加紧增练八旗兵，一面在满城设防增哨，日夜巡查，戒备十分森严。同时向护理巡抚钱能训提出四项要求，第二条便是令咸宁县令张瑞玑组织人力，在满城和西安各要道，修筑防御工事。钱能训交代瑞玑修筑防御工事，“而张(瑞玑)这时与革命党人已有来往，同情革命，他列举种种理由，推托不办”(见孙志亮、张应超《陕西辛亥革命》)。
瑞玑如何“推脱不办”的?未得其详。从后来的情况看，他列举种种理由推脱，不在重要街区修筑防御工事，这就为民军起义时占据县署前的军装局，继而攻取县署后面的满城提供了便利。
九月初一(10月22日)，是个星期天，防守军装局的巡防队士兵都休假外出，官场则正在谘议局开会。革命党人率领新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占领了军装局，在局内建立起总司令部。瑞玑开完会从谘议局乘轿返回，途中遇到起义的民军，一群士兵看见官轿就嚷嚷：“看!满清官吏。”咔咔地拉起了枪栓。
“我是张瑞玑!”
“这是清官，别胡来!”民军中有人高喊。
瑞玑从容下轿，脱了官服，摘下蓝翎官帽。说：
“我早就不想穿这身衣服了!”
手起帽飞，民军欢呼。瑞玑也朗声大笑。
回到县署，见有民军保护，衙门上下平安无事。
当时上海《申报》报道陕西独立说：“咸宁县张瑞玑素日办事认真，倾心民党，故随即反正。”记者把瑞玑当作“反正”的清朝官员了，如果《申报》跟踪报道的话，就会看到：23日攻克满城，总司令部组建临时机关，瑞玑与谘议局议长王锡侯在咸宁县署组织民政府，筹划保商安民等事，继而掌管铨叙局，负责官员的选拔任用等事宜。瑞玑实际参与了陕西辛亥革命的组织领导，而且在紧要关头，真让温世霖说中了——“堪胜大用”。
这里说三件事：
一是瑞玑建议，令劝业道光昭等满清官员“捐款自赎”，而没有杀掉。据打响陕西辛亥革命第一枪的朱叙五、党自新回忆，起义后清朝官吏闻警丧胆，纷纷逃窜，总司令部悬赏缉拿——
劝业道光昭(字显堂，旗人)由民团搜出后，押送总司令部，经前咸宁县知县张瑞玑(字衡玉)建议，叫他捐款自赎，交长安县管押。提法司锡桐(字润生，旗人)被搜获后，自愿捐款两万助饷，由张云山看管，共和告成，遣送出境。
《申报·陕西光复余谈》说，满城已破，西安将军文瑞投井自尽，两个副都统被杀，“其余各官仍在省城，并不加害。此官界之大概情形也”。
这里用得上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中册)里一段话：那种把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满”笼统地贬之为大汉族主义的论调，是十分错误的。事实上，当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不仅是孙中山，就连宣传“仇满”最为热衷的章太炎、蔡元培，都曾一再说明，反满并非反对所有满人，更不是杀死任何满人，而是反对清朝政府，反对清政府对外投降和对内镇压的卖国政策，反对满族贵族享有的各种封建特权。瑞玑主张“捐款自赎”，不杀劝业道光昭等满清官员，给这场暴力革命留下一抹人道主义的闪光。
二是调停化解了哥老会与同盟会争夺领导权的尖锐矛盾。陕西哥老会是西安起义的基干力量，在策动革命的过程中，没有确立革命党(同盟会)对会党(哥老会)的领导地位，给起义成功后谁掌握领导权带来了问题。
先是革命党人和会党首领聚集于军装局，公推起义军统领、同盟会员张凤翙(字翔初)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在推举副大统领人选时，会党与革命党意见分歧，不欢而散。主要原因是哥老会首领万炳南提出当大统领，一时出现僵局。据朱叙五、党自新回忆：
初六日(10月27日)，又在咸宁县署内召开会议，张凤翙再次作了自己德薄能浅、愿让贤能的表示;继由郭希仁、张衡玉引证了太平天国兄弟们因为不能合作，以致革命事业遭到失败的教训。他们说：“现在只有湖北陕西起义，清兵势必要来，根据甘肃目前的情况，是不会马上反正的，那么我们就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大家要同心协力，帮助张翔初(张凤翙字)早作准备，应付未来的艰巨局面。这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他们这段话，对同盟会和哥老会双方的团结，发生了相当大的作用。
瑞玑通晓历史，关键时刻“仪秦之舌”(樊增祥对瑞玑的评语)派上了大用场。《西北革命史征》(1944年印行)说：“(瑞玑)调停哥老会党，片言譬解，莫不悦服，盖其平日政声得人，信仰如此。”信哉!
三是限制哥老会的势力扩展。西安举义后，哥老会在省城和各县遍设“码头”(哥老会的基层组织)，向老百姓摊派“码头”经费，甚至招兵买马，包揽词讼，私设公堂，给地方治安、财政和行政带来很大负面影响。郭希仁《从戎纪略》载，瑞玑主持铨叙局后，对哥老会在各州县遍设“码头”、滋扰地方十分不满，多次公开讲“码头”应当取消。他一面往来于各处哥老会小头目之间，多方游说，调和于无形;一面向热衷于增设“码头”的哥老会首领、秦陇复汉军调遣兵马都督张云山痛陈利害。张云山最后听从瑞玑的建议，拟定了按大县、小县限制“码头”名额等十二条章程，作出“不准抗官扰民”“不得勒捐民间财物”“不得干预词讼公事”“不得妄动地丁、钱粮及一切公款”等禁止性规定。共和告成，陕西境内哥老会的“码头”才被全部撤销。
此时，瑞玑应山西革命党之邀，已渡河东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