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重庆《新民报》有一个精英云集的编辑班子，由张恨水、张友鸾、张慧剑和赵超构四位知名写手组成。他们每个人都是优秀的记者、编辑和主笔，共同的事业将他们之间的友情紧紧凝聚在一起。他们的努力使《新民报》成了当时重庆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但是，报人的生活却是清苦的，就拿张友鸾来说，全家八口人挤在大田湾处一间窄小的茅草屋里度日，状况很窘困。其茅屋之小，恰如张恨水在一篇文章中记述的那样：“其书房之小，仅容一桌一椅，更又一几。来三客，则立其一，又其一则掩门而始得凳而坐。”幽默的张友鸾曾一度将自己的住处自嘲为“惨庐”，而好友张恨水则直接呼其为“惨庐主人”。 1944年，张友鸾的一位时任重庆社会局局长的朋友曾一日三次登门，邀请他出任主任秘书一职，想变相为个人谋取贿赂。当时的人都知道，主任秘书这一职位虽然不是很高，可权力不小，是一个在国难时期不易谋到的肥差，又恰好能解决张友鸾一家的生活困顿。张友鸾权衡了利弊后，有些拿不定主意，便真诚地向几位报社好友征求意见。性情耿直的张恨水自然不赞同张友鸾做官，但一想到张友鸾家里还有六个孩子，生活艰难，又实在开不了这个口。回到家后，张恨水一直为没能对好友直言而内疚，经过左思右想，他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于是，他又連忙返到张友鸾家中，即兴为张友鸾画了一幅画，上面有几棵松树，旁边附题一首七绝：“托迹华巅不计年，两三松树老疑仙。莫教坠入闲樵斧，一束柴薪值几钱。”他的用意很直白，就是告诫张友鸾要像青松一样保持气节。
张友鸾看罢诗画，果然谢绝了朋友的聘请，对此张恨水欣喜万分。与此同时，张恨水也感到自己对好朋友还是不够理解、不够信任，心中便对张友鸾有了一份歉疚之情，因而滋生出打算撕毁画作的想法。幸亏有了张友鸾的极力劝阻，使得这幅化作得以保全，文革期间被转送给了张恨水的儿子张伍。
文学大师张恨水一生耿直，他不仅是个多产作家，还是个颇具爱国情怀的刚性知识分子。面对贫瘠报人张友鸾的职位升迁，他在不便直言的情况下，采取了巧借诗画进行劝谏的办法，引导好友自动放弃官职，誓做一个气节高尚的文人。张恨水的此种做法，既维护了朋友间的纯真情谊，又间接表达了一份诚挚的关爱，值得世人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