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大幕揭开之后，一时形成革命党在南、清王朝在北的对峙格局。而能够打破这种格局的唯一力量，就是被清廷当“救命郎中”请回来的袁世凯。袁世凯倒向哪方，哪方就会取得胜利。
对峙双方于此当然心知肚明。清廷一方，固然授袁世凯以重权乃至全权，只求保住皇位，革命党一方，当日既把推翻清室、将国体由君主制变为共和制视为终极诉求，对袁世凯也极尽游说、笼络之能事。而袁世凯，当然乐得左右逢源，既以南制北，又以北制南，最后坐收渔翁之利。于是，表现在战场上，袁世凯的北洋武装和革命党打打停停，使自己手中始终保持对南北双方都带有挟制性的筹码，而私底下，却是信使不断，经过几轮交易，终于达成一致，即袁世凯只要不维系清王朝政权，则革命党拥护袁世凯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辛亥革命史料》中载有袁之心腹赵秉钧对人说的一段话，“项城(袁世凯祖籍河南项城)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面借南方势力，以挟制北方。在南方者，实力不够，一般党人，每思利用项城，以推翻清室，一时拉拢，尚有途径可寻。惟北方以清室二百余年之根柢，环境恶劣，进行颇不容易。……首先肋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吓皇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之以优待条件，达到自行颁布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如此，则袁政府系由清室递嬗而来。”
这段话把袁世凯的心事和算盘揭示得清清楚楚。南北双方对袁来说，既是需要震慑的对象，又都可以拿来利用。两者比较，袁对南方革命党施展手段相对容易，只要军事上维持高压态势就行了，而北方到底是一个绵延了两百余年的政权，存有一定的根基。更重要的是，袁世凯无意施暴，不想留下用武力欺负孤儿寡妇的千载恶名。
不动武力，袁世凯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对清廷的手段无非两个字，哄与吓。
首先是以前线军官催饷的电报为凭，胁迫亲贵王公捐款接济军用。清廷下诏，谆谆教导王公大臣们，“当凛多藏厚亡之戒，效毁家纾难之忠”，然而应者寥寥。当过首席军机的奕劻报效不过十万两，余者二三万两。在袁世凯这种恐吓手段之下，重私蓄而轻国难的王公大臣们难免都要打自己的小九九了：这样打下去，朝廷在不在尚是一未知数，而我们的私财恐怕早就打了水漂!于是自然不会站在坚决镇压革命的一方了。
其次是以所谓优待清室条件作诱饵，最后则是危言耸听，对隆裕太后出之以恫吓。这一哄一吓的手腕，均在其要求清帝退位的密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密奏中，他先以国务总理大臣的身份，大叹了一番苦经，“无饷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筹款之法，罗掘俱穷，大局岌岌，危逼已极，……臣等受命于危急之秋，诚不料国事败坏一至于此也”，又抬出南方，“民军之意，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接着安抚皇室，“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减皇室之尊荣”。
最妙的是最后一段，“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劫遗也。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法国大革命，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是上了断头台的，此处分明是恐吓隆裕太后：若不及早退位，清皇室将蹈法王之覆辙。有意思的是，主旨是恐吓别人，但从字面上看，却合情合理，而又哀婉动人，仿佛时时处处都在替别人着想。
袁世凯的手段固然厉害，但清王朝立国两百余年，其制度之成熟和完善已达传统社会的顶点，在对内治理上，也常自夸其所谓迥异于前朝的深恩厚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为什么到了最后却被一个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中?眼看袁世凯的绳索越收越紧，它就全然没有补救和反抗的办法吗?
清廷当然是不甘心覆亡的，它也采用了一些救亡策，只是形移势变，均归无效。
武昌起义后六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即请状元实业家张謇草疏，与山东巡抚孙宝琦等联衔入奏，请现任亲贵内阁解职，处分酿乱祸首，提前宣布宪法。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挽救人心的办法。可是清廷却把这一道奏疏“淹”了，即既不公开也不批复，算是冷处理。不料，驻军滦州(今河北滦县)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因受革命党游说，联合其他军人列举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特赦党人、组织责任内阁，皇族不得充任国务大臣等十二款，给清廷发了个电报。滦州就在京城的边上，这份武人的电报等于就是兵谏。而这时又传出离北京不远的太原宣告独立、巡抚被杀的消息，京城里盛传张军即至，人心惶惶。在武人的威胁下，清廷下诏罪己：
“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朦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藉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
武人干政，动辄就要发一道通电，众所周知此乃民国时期的奇特景观。开此恶例的，就是张绍曾，然而关于近代史的书籍对此却多要大加赞扬。
清廷罪己的同时，又下诏准组完全责任内阁，不再任用亲贵。诏书中“懿亲执政，与立宪各国通例不合”云云，本来是国人早就一再指出的，现在进入诏书真令人感慨。
更大的动作是下诏解除党禁：
党禁之祸，自古垂为炯戒，不特戕贼人才，抑且消沮士气，况时事日有变迁，政治随之递嬗，往往所持政见，在昔日为罪言，而在今日则为谠论者。虽或逋亡海外，放言肆论，不无微疵，究因热心政治，以致逾越范围，其情不无可原。兹特明白宣示，与民更始，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嗣后大清帝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
罪己，实行责任内阁制度，解除党禁推行政党政治，清廷的这几步都是为了唤回已经流失的民心，特别是对立宪派来说，现在清廷所允诺者就是他们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诉求——以和平的方式走宪政的道路，但为什么即使是立宪派，对清廷抛出的最后的救亡策也无动于衷呢?
原因简单得很，在速开国会请愿活动中，清廷和立宪派的关系已趋紧张，不久清廷推出皇族内阁更如兜头冷水，谁也没有再耗下去的兴致了。
绵延了两百余年的大清帝国这时就像一棵大树，蠹虫在里面刨其根本，外面有人推搡，还有一些人则冷眼旁观，这样一种局面，它哪有不倒的道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