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事件后，官方极力要人们忘记那段民族悲剧，并通过发展经济、淡化意识形态来巩固政权合法性，这就是“卡达尔式的匈牙利道路”。
在上世纪60年代，政府甚至听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改革政策，允许出现私人农场，把它看做计划经济的补充。作为权力垄断的交换，官方还允许消费文化存在，当然他们把这看做是自己的成功。
经济繁荣使得当局与人民达成某种妥协，知识分子有的移民，有的投靠权力，更多的人保持了沉默。正如哲学家基斯·亚诺什所说：“在匈牙利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人民十分快乐，因为他们不必关心政治，可以在闲暇时间修建自己的住宅，饲养家禽。知识分子把自己关进了象牙塔，把政治留给政治家们。教会则与政府合作。权力偶尔也会显示一下铁拳，但看到无人挑战，又把拳头缩回口袋。”当体制仿佛可以永远存在下去时，社会就会变得更淡漠、更顺从、更机会主义。
然而，这一切都是表面现象，历史可以被暂时遗忘，但只要正义没有恢复，它就会成为一个创伤记忆。匈牙利社会如同处在一个木桶上，上面盖着遗忘的盖子，下面掩藏着被处死的政府领袖、被关进监狱遭受拷打的民众，以及被羞辱的整个国民。
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自由的承诺和机会消失了，1956年后再没有历史。另一位作家哈拉兹提也写道：“由于不是理想而是坦克起作用，所有人都在寻求个人生活的诀窍。我自己的诀窍是：通过阅读禁书来治疗懦弱。”事实上，60年代的沉默，不是因为知识分子支持卡达尔的宽松政策，而是他们害怕回到1956年前更残酷的拉科西时代。
80年代，新一代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他们不再对政权抱有幻想，试图找到解决当前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办法。在长久的沉默之后，变化的契机出现了。1981年波兰团结工会成立，促成了萨米亚特刊物《发言人》的诞生。刊物的宗旨是“希望能帮助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看到一个更好的未来”。编辑和撰稿人包括基什、哈拉兹提等著名作家、学者。尽管刊物主要讨论现实问题，但对现实的关注显然与创伤记忆是分不开的。雅罗斯·基什在《发言人》上发表许多文章，就试图寻求当年真相与80年代危机的联系。
当年那场悲剧最终导致眼下的政治腐败，基什在《结束与开始》一文中写道：“我们必须记住，反思不仅是为了恢复道德完善，而且是为了弄清目前政权的政治危机。我们必须恢复反抗的传统，以便克服我们社会的政治腐败。我们必须分析此前的(失败的)合作路径，以便为今天和未来找到一个更有效的妥协方案。1956年事件已经从道德问题发展为政治问题。”也就是说，从权力仍然缺乏监督来看，1956年的革命并没有完成。
每年10月23日，刊物都会举办纪念会，通过对当事人的采访、回忆录和文件，探讨1956年事件的真相。年青一代开始了解到他们从前毫无所知的人物，如纳吉、毕波等人，后者是幸存下来的匈牙利知识分子独立传统的杰出代表，他对遗忘的研究被人们称为“毕波遗忘”。
按照政府的说法，匈牙利事件是西方煽动的反革命事件，而独立知识分子则认为，这是一场要求民主变革和政治权利的革命。后期工人的广泛参与证明它不是要推翻人民政权，而是要求政府兑现没有剥削的承诺。这场革命追求的目标是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国家社会主义。卡达尔一直宣称，匈牙利从来没有民主传统，因此需要慢慢教给人民。但萨米亚特知识分子却告诉人们，这不是历史事实。
揭示真相触及到卡达尔政权的合法基础，由于编辑和作者都采用了公开的姓名，他们受到严密监控、跟踪和逮捕。许多安于现状的民众也不理解他们。哈拉兹提后来回忆道：“编辑和作者们知道绝没有改变体制的可能。他们这样做只是遵从道德，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他们的道德模样是不可代替的。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只会被关进监狱，但他们还是这样做了。”但历史表明，缺乏现实感的不是这些知识分子，而是执政30年的卡达尔本人。
卡达尔一直认为，只要走匈牙利特色的道路，政权便会巩固，因此根本没有意识到改革大潮的涌现。1989年5月，党内改革派免去他的职务，并宣布为匈牙利事件平反。一个时代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