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刚教书的那两年，文化史这门课的考试，最后往往会附加一道穿越题：假如能回到过去，你希望去哪个时代。
照例，选择去汉武帝时代的孩子是不少的。当然，他们都坚信自己要做改变历史的大事业，男生就想着要压倒卫青、霍去病，女生就想着要取代陈阿娇、卫子夫。
几乎不会有谁觉得自己还会是普通人。
还做普通人的话，大概没几个人乐意去当汉武帝治下的子民吧。煌煌大汉赫赫武功，但于蚁民们而言，有什么呢?汉武帝有几项著名的直接关乎民生的政策：推行盐、铁、酒榷，还有所谓算缗、告缗之法。大致就是：盐、铁、酒都实行国家专卖，因此价格涨得离谱，而质量却不断下滑。人民要向国家申报自己的财产，然后缴纳高昂的财产税，当然，你会想到少申报一些，但国家鼓励你身边的人随时检举揭发你，然后国家就有了抄你家的理由。
一直等到这位伟大的皇帝死了，大将军霍光召集了一批地方上的学者，去抨击这些政策的具体执行人桑弘羊。抨击的尺度放得很宽，很有言论自由的样子，看得出，学者们发言时也是真兴奋。但很快大家就发现，大将军的目的与其说是要搞政策调整，不如说就是想整桑弘羊。
结果是政策基本照旧，废止的，只有酒专卖一项而已。
二
我疑心，酒专卖政策之所以不再继续，原因也不是有意识地向民间让利，而是朝廷本来就在这事上没辙了。
看美剧《大西洋帝国》，讲美国实行禁酒令时候的故事。酒当然是禁不住的(1920年禁酒令颁布后的十几年，实际上是美国酒精消费量最大的年头)，一个太平间的地下室，作为造酒车间，就绰绰有余。
顺带又想起《三国》里两个有名的故事。
一是曹操禁酒，孔融说，酒固然曾使人亡国，好色也有一样的后果，干吗不禁止结婚呢?
二是刘备禁酒，一直闹到发现人家有酿酒的设备，就一样判刑。于是简雍随便指着一男人跟刘备说，这人想行奸淫，得赶紧抓起来。刘备问你怎么知道，简雍说，他身上带着行淫的设备啊。
孔融这里不多说他，简雍这个比方，除了惯常的理解，我觉得可能还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人，家里有酿酒工具是很普遍的情况(夸张点说，就是普遍得像男人身上有行淫设备一样)，实在是抓不胜抓。
古代禁酒也好，实行酒水专卖也罢，政策总是很难贯彻落实，也维持不长久，根本原因，恐怕既不是贤良文学家们的猛烈抨击，也不是孔融、简雍们的漂亮反诘。酿酒原料就是粮食，酿酒的设备可能就是个缸，所以这个行业门槛太低，分布太广，禁酒或酒专卖带来的收益，都不够缉私的钱。
三
不管道德的调子定得多高，人性趋利，老祖宗很早就认识得很清楚。于是就不怕没有专家学者给君王们出主意：您要保证您的绝对权威，就得把利益都拢在自己手里，让人除了照您说的做，没有别的发财机会，概括成一句话，叫“利出一孔”。
战国时代，西有《商君书》，东有《管子》，都写下了这四个字。但具体策略，则还有些个不同。
《商君书》的思维是，种地可以发财么?不行，所以这个可以有;经商可以发财么?可以，所以这个得打击，因此他主张崇本抑末。而《管子》毕竟由工商业比较发达的齐国出品，就知道这么跟流通领域过不去，不大现实也太不合算，所以它的态度是这样：既然经商可以发财，国家就应该亲自经商而别让普通人染指，大凡什么东西对老百姓而言属于刚性需求，国家就要尽量把它垄断起来。
垄断酿酒行业固然困难，所以只好放弃;但另外一些东西，要实现国家专营就比较容易。——比如前面提到过的盐。
中国的海岸线漫长，但如果考虑到制盐需要有宽阔的滩涂作为基础，那么最重要的产盐地区，也就是黄河、长江之间的这一段而已(即习惯上所谓的两淮)。这个范围要控制起来，其实并不为难。至于内地的盐井、盐池什么的，朝廷过去画个圈，也就很自然收归国有了。
既然垄断了盐业，国家怎么给盐定价，就可以完全和盐的生产成本脱钩。接下来，官府自己卖盐也好，授权给特定的商人卖盐也好，总之，收益巨大。据《盐铁论》的说法，卖盐是“百倍之利”，这当然夸张了点。不过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历朝历代，政府在盐业上的获利，往往是其仅次于农业税收的第二大财政收入。
官府当然是觉得，卖盐的名声是很好的，叫“民不增税而国用充实”。比如众所周知，我大清是号称“永不加赋”的，所以一旦朝廷缺钱，往往就要求盐商捐款，盐商捐完款，就又要求朝廷抬高盐价作为回报——这摆明了是欺负老百姓不懂什么叫间接税。
但人民群众可不傻。官盐价格既然常常离谱，大伙对私盐的需求也就日益增长，而中国黑社会的一大社会功能，就是贩卖私盐(有学者分析过，《水浒传》里好汉的活动区域，正和私盐泛滥区重合)。读旧小说，很容易感受到作者和传统读者对强盗的好感，何以故?很大一个原因，这些强盗、土匪确实是在给老百姓提供价廉物美的生活必需品啊。
四
计划经济这个概念，据说是伟大导师列宁的发明。不过事实常在概念之前，“中国早就有”，这话有时确实大可说得响当当的。
还以我大清为例。全国的各个产盐区乃至各个盐场，每年的盐产量该是多少，都是事先定好的。照说，该先进行市场预测，盐产量应该和人口数挂钩，所谓“计口授食”。不过，为了多收点盐税，朝廷有时也顾不得。比如顺治年间，人口比明朝减少，盐的计划产量却比明朝增多，河南有的地方号称是“两丁销一引(一引是200斤)”，也就是一个成年男人一年要消费一百斤盐。呃，今天的保健专家建议，我们每天盐摄入不要超过6克，算下来，一年是四斤多。
盐商从指定的盐场收购盐，再把这些盐运到指点地区出售。以什么价格从盐场买，再以什么价格到官盐店卖，当然都有具体规定，不容自作主张。有的地方离产盐地远，运费高，沿途税卡又多，结果官方定的售价还不够盐商的成本，这个也一样是在所不顾。
然后，什么盐卖到什么地方，更得照规矩行事。比如众所周知，扬州是当时天下盐业的中心，但扬州的盐要远销到江西、湖广，却不许卖到仅仅一江之隔的镇江去，那也算是走私。镇江人，依法只能吃浙江出产的盐。
所以，镇江人民是多么需要长江对岸的走私者啊。
又所以，官盐的销售又是多么离不开行政力量的推动啊。缉私自然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之一;官盐的销量，更直接和地方官的业绩记录(考成)挂钩：滞销10%以内，不得晋升;滞销20%～30%，罚俸;滞销40%～70%，降级(一级到四级)，若滞销达到80%以上，那就要撤职了。
所以，如果朝廷真规定一个男人要吃一百斤盐，官老爷就算不思进取，能不逼着他起码吃个八十斤么?
五
凌濛初小说写得不怎么样，不过他爱在小说里跑题写评论，常常倒有意思，比如《二刻拍案惊奇》一打开，就看见这段：
嘉靖四十三年，吴中大水，田禾淹尽，寸草不生。米价踊贵，各处禁粜闭籴，官府严示平价，越发米不入境了。元来大凡年荒米贵，官府只合静听民情，不去生事。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贪那贵价，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贪那贵价，从家里廒中发出米去。米既渐渐辐辏，价自渐浙平减，这个道理也是极容易明白的。最是那不识时务执拗的腐儒做了官府，专一遇荒就行禁粜、闭籴、平价等事。他认道是不使外方籴了本地米去，不知一行禁止，就有棍徒诈害，遇见本地交易，便自声扬犯禁，拿到公庭，立受枷责。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家中有米，只索闭仓高坐，又且官有定价，不许贵卖，无大利息，何苦出粜?那些贩米的客人，见官价不高，也无想头。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籴，俱怕败露受责受罚。有本钱的人，不肯担这样干系，干这样没要紧的事。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米价转高，愚民不知，上官不谙，只埋怨道：“如此禁闭，米只不多;如此仰价，米只不贱。”没得解说，只囫囵说一句救荒无奇策罢了。谁知多是要行荒政，反致越荒的。
当时人眼里，这自然是落魄书生的奇谈怪论。
与其草率踩上一只看得见的脚，不如充分利用那只看不见的手，这个观点也是“中国早就有”。不过有了前面那个早就有，这个，就有了也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