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而且听到很多人在谈论无名氏，是在1947年前后的那个年代。那时国共内战正在火热地进行，我的老家毁坏得连安全都有了问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家人把我送到徐州一家设备很差的树德中学就读。这学校是一位同乡办的，等于是徐州以外的乡下学生的收容所。一座旧仓库改造成四五十人的大宿舍，我们一些初一的小毛头就跟那些高中部的学长挤在一起。那些从乡下来的学长，年龄大都比一般城市的高中生大了好几岁。晚上听他们谈天说地，倒也增了一些见闻。他们有些人大谈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也有些人背诵田间、鲁藜、艾青、臧克家的诗，并议论着我不大听得懂的现实问题。这些好像比上国文课更让人觉得有趣，至于他们之间所争论的问题在当时却是只能听着而已。那时自己的年纪还小，在颠沛流亡的环境里，由于自己的蒙昧无知，很多对事物的认知便自然而然地被年长的人物牵引着。他们谈论着无名氏和他的作品，沉醉在恋爱的梦幻向往中，爱情就成为他们最着迷的话题。自己虽然不能懂得他们的议论，但听着听着也就觉得蛮有情趣。
这些便在不知不觉中建构了自己心中的“文学世界”。这些在往后的岁月里，还不时地对我产生着影响。1949年刚到台湾，我读了几本像《石怀池文学论文集》一类引导文学入门的书，它们的理想主义曾有一段时日对我产生影响。他们批评无名氏，又批评徐污，说他们的作品容易麻痹人的意志，劝导青年不要阅读，使我好长时期不愿阅读他们两人的作品。1983年，无名氏从大陆来到台湾，由于执政当局东拥西抱地把他的一切当成政治上的斗争教材，因此便一直不愿和他接近。
虽然如此，无名氏于我并不是陌生的。他原名卜乃夫，又叫卜宁，他的嫂嫂徐晶玉是我姑母尉素秋在南京就读中央大学时的同窗好友;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我与无名氏的二哥卜少夫也经常有所交往。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一些无名氏的故事，也听到他留在大陆所过的艰苦生活。譬如《北极风情画》是取材于抗战时期韩国义勇军李范奭将军的亲身故事，韩国光复后，李曾出任国务院总理。他在抗战时的西安与无名氏成为相知的好友。至于《塔里的女人》女主角，则是我姑母曾经见过的人物。少夫先生的夫人说：老四(无名氏排行老四)其实是个书呆子，既不潇洒，见人还非常腼腆：大概就因为如此，他才把爱情想象得那么纯洁，写出来那么动人。1969年唐文标从美国来台湾任教，他曾长期住过香港，也带来一些台湾不大容易见到的书，其中就有无名氏早期出版的《野兽·野兽·野兽》《金色的蛇夜》上册，和思想随笔《沉思试验》。他说，60年代以来，很多香港人(如司马长风、黄继持等人)已经注意到无名氏在做着大的改变，“五四”后期以来，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所呈现的多是那个激进时代的现实，而无名氏则在其间多了深一层的反省。于是，他的浪漫主义加现代主义风格很有独特的代表性，显示着30年代文学在走上转变。我要他对无名氏跟徐污作一比较，他说：“徐污只有浪漫风格，没有深度，像无名氏‘我们的时代：腐烂和死亡!’那样的话徐污就写不出来。”他这样的议论，使我开始对无名氏有了另一番想象，但仍然只拿他早期的那两本小说作为思考的基点。所以虽然在那一阶段我参加了一些文艺界的活动，也与无名氏见过一两次面，却没有过多的谈话。
我与无名氏开始熟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2000年梅新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举办了一次两岸三地文学会议，上海复旦大学的贾植芳教授和无名氏等人也都应邀参加;贾老年逾八十，一口山西土话，无人能懂，我便毛遂自荐担任他的论文讲评。由于整个会场无人知道贾老的过去，场面显得十分枯燥，我就站起来讲述在胡风事件中，贾老如何仗义执言，因而遭致将近二十年的牢狱的生活。我刚讲完，掌声随之而起，大家都自动站起来向贾老致敬。这次以后，无名氏就找到我，一谈之下结下友谊，并不时有所往来。从此，我便尊称之为“卜老”。他也有两次特别对我专注地谈论他的《无名书》，说：“经过了30年代到40年代的一次又一次的激进运动，我觉得应该冷静地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作一深度的思考。就因为有了这样的自觉，我才能从以往的小世界中走出来。我要把这些纪录下来，但到了1949前后就无法继续下去。好几次我都想对它放弃。但随后而来的日子愈苦，就在找不到出路之下，只好借着写作向自己质问。有时写到一个片断，就用偷渡的方式寄给海外的亲人，也只是借此通问消息。来到台湾后，把它们重新整理，也只是作为生命的回顾而已。”
他这样说着，并把《无名书》中已经分散出版的几卷送给我，还附送一本他的报告文学《红鲨》和一本大陆出版的《无名氏传奇》，是南京大学汪应果教授写的。他说：“时代变得真快，听说今天的青年连《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也不大喜欢读了。但黄文范教授却把《红鲨》拿来与索辛尼津的《布拉格群岛》并称，要把它译成英文。”
他大概很寂寞了，每隔一段日子就会约我出去小聚。地方大多是可以聊上三四个小时不会被店家赶走的所在。很奇怪地，他和我谈话的内容经常会集结在宋明理学的议论上。他说1949年以后他住在杭州，就靠近马一浮住过的寺院，他一再表示他非常钦佩马老，说他是民初以来最艰苦自持的思想家，不慕名利，不屈己从人。他也喜欢谈王阳明，说他“居夷思困”的处世态度，让他从以往的肤浅和梦幻中走了出来。他和我谈到《无名书》的写作经过，有一段话一直留给我深刻的印象。他说：在那时的时代大变动中，不管在家还是坐牢，全身上下只有两样东西：贫穷和无望。起初是日夜惶恐，久了也就到了“全都放下”的地步。当一个人穷到无法再节省、无望到一切只好听天由命时，反而发觉那是自己的思想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候。这时候去思考人，思考人世间的杀杀砍砍成成败败，思考着一切的存在，包括自己心灵中的上帝和魔鬼，起先会感受到：人世间的一切，包括自己的臭皮囊，没有一样是有意义的。但几经转折，就在这找不到意义的荒谬中，却发现即使在身边的琐琐碎碎的事物上，也有值得自己去追寻、去为之活下去的东西存在。他更回顾说：就在这样的煎熬中，他把自己那未完成的《无名书》所欲探索的种种问题，以及以往未曾诸相，相互地融合在一起，一股活生生的意志竟然让他的来，成为他继续创作的泉源。每一次谈话都是那么严肃，所以我一直没有机会跟他谈《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有关的趣事，也没有问过他日况。之后，我因为身体健康的问题，有段日子不常与外界次遇见周玉山兄，他告诉我，无名氏由于老少配的婚姻造，已离婚搬到木栅过着极为困苦的生活。我立即过去看他。他住的屋子非常简陋，可以算是贫民窟。我到了那里，才真正体验到那“简陋”二字的真意。无名氏这间屋子真是除了一些杂乱的垃圾外，就只个放置书籍的小书架，一个破旧的小书桌。我套用古人的话说：“您真是居陋巷啊!”他说：“这倒是真的——不过，经段日子，我已经觉得蛮不错了……”他说得那么自然，也告诉我，到他这里来的，一切自助，口渴了自己到厨房倒，他不能多走动。不过，那一天他听我要来，已经先替我泡他说是一位杭州的朋友送给他的毛尖。他说：一个人第一要耐得住穷。第二要一切都放得开。说着说着，他就谈这位大画家，也就是《无名书》中老画家蔺素子的原身，大局势改变以后，为了要保持自身的心灵自由，便摆脱城市到杭州乡下去住。无名氏去看他，见到的只是一间小小的一桌一椅，自己捡柴烧饭，而不以为苦。而且还说：既然多人都在过穷苦的日子，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种情况下，愈单纯，单纯到只剩下一些线条和水墨，几乎没有多少色这样的单纯中，他在其中感到一股那么有劲、那么平实、命力。就由于这样，到了“文革”时期，当他面对红卫兵大批作品时，才能显现得那么宽容和不在乎。无名氏说，他学到很多。他说：“苦难是一场灾难，可以把人摧毁掉，好的养分，一场苦难经历下来，可以把人磨练得更坚强，更有智慧。可惜今天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想尽办法去享乐，结果他们心中的人生只不过一场玩耍……”我也半开玩笑安慰他说：“卜老，您这一生真是吃了不少苦。今天您能在有生之年完成《无名书》这部大作，比之王实味、胡风等人，您可以算是幸运的了。”听我如此说，他笑了，笑得有点僵硬。
中午到了，他拿起电话叫巷口的一家小食摊送饭过来。他说：“这家老人很好，他知道我老，亲自送饭过来，他做的菜味道还不错。”饭菜送来了，是纸盒装的四盒小菜，无名氏站起来找钱，我立刻先把钱付了，才不过120元。他说：“你要请客，我也不推辞了!”于是我们就在小茶几旁用餐，一盒茄子，一盒炒蛋，一盒炒肉丝，还有一盒虾仁，是特地为我加的。从他的生活，可以想见他的情况。
那一天过后不久，一天大清早，他打电话来，说是头昏下不了床，平常经常照顾他的文史哲出版社的彭正雄先生联络不上，希望我到衡阳路的联合药房买一种他常用的救急药：“蛋黄素白鸡精”。他微弱地一再抱歉说，不得不找到我。我立刻赶到他家，房门叫不开，只好把带去的牛奶、包子交托给隔壁的房东，就坐计程车去台北买药。等我回来的时候，彭正雄已在他家，我因要赶去学校上课就告辞了。他一再要付车费，被拒绝后，还一再说抱歉，连声谢谢。
2002年10月2日他打电话约我两天后的星期三上午去他家，他说：“你一定要在我这里吃午饭，不能推辞，如果你要请客，我也不跟你客气。”听了他的电话，我感到他的生活已经穷困到怎样的地步了。他那一天找我，主要在谈11月份将要召开的“无名氏小说研讨会”的有关事项，他希望我去帮忙。我去了，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谈他在大陆时期的生活，谈到那一时期一些知识分子的艰苦自持，他的模样是那么严肃，很难让人想见他是《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的作者，我说：“卜老，读过您的《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而没有读过您六大部《无名书》的人，常会把您认定为鸳鸯蝴蝶派的作家，您离开大陆来到台湾以后，又容易被人认为是反共作家;……但一沾上政治，一沾上党派，这反共作家的意义就容易被人认为是反共义士、御用打手。您的作品是人类苦难的产物，小心不要被人利用和扭曲了。”他说：“做人也真难。我的作品离不了爱情，但爱情是最严肃、最真诚的事!我绝不为满足个人情欲来写作。至于政治等等，我早就看穿了，在《金色的蛇夜》里，我曾经说过：‘一个政治家告诉我：政治是对人民的长期奸淫，一个好的政治家，就是一个好嫖客……’但是，有什么办法?我们活在世界上，总要有自己的立场，于是人家就把你拿来依他们的需要做政治的归类。正是如此。所以我一直警诫自己不要被污染。”
他还告诉我，10月14日他要去苏州，因为那里的电视台要改编他的《塔里的女人》，等他去签约。他说：“别人不好说，不瞒你说，我目前经济已经到了很困难的地步，如果签约成功，大约一两年内还可以撑下去。”接着我们又谈研讨会的事，要我替他看一两篇稿子。还特别提到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吴燕娜教授的《创伤的声音：评析无名氏的“大墙文学”著作》。“大墙文学”是大陆作家从维熙等人提出的观念，指的是以监狱和劳改农场为背景的受难文学。这些故事虽是受难的，但是这些人大多已经平反，而且官居高位。所以在思想上他们还是拥护现有体制，只不过批评其中的众多错误而已。吴燕娜认为，如果把无名氏的作品也视为“大墙文学”，则它是与从维熙那些人不同的。因此，无名氏认为吴燕娜很了解他。
那天中午又到了吃饭的时间，我对他说：“卜老，今天您别客气，木栅这里我已经住了40多年，是地头蛇，这里的饭馆我熟悉，今天中午我去买饭。”他没有推辞，我就到街上买了一批饭菜回来。他吃得少，饭菜几乎都剩下来，我看他身子很弱，就叫他别动，由我收拾好送进冰箱。那是怎样的小冰箱啊!里面只有两枚鸡蛋，一盘吃剩的萝卜丝。炉子上只有一只水壶，一只小电锅。
临走时我说：“卜老，您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了!要不要想办法住进安老院?政大后山最近市政府刚设立一所……”他说：“等苏州回来再说吧!我大概还可以活几年，等身体好了，我要好好地写幅字给你。”并说，“已经写好一幅，但不满意。”
临别之时，我们又从木栅的后山谈到他小说中的华山。
在《无名书》的每一卷里，每到生命遇到大纠缠时，书的主人公印蒂都会登上华山，在极端的孤独中自我反省。甚至在此之前的《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也是如此。华山几乎要成了他生命的圣山。“这是有原因的吗?”我这样问他。
他说，在生命中他总觉得：人应该有一个地方作为他仰望、沉思的所在。在西方，很多人也是如此。犹太人的西奈山，希腊人的奥林匹斯山，在人们心中是尘世之人与上帝接近之处。海明威的《卡拉曼加鲁之雪》(即电影《雪山盟》)一开始就有那么一段自白：在高山的卡拉曼加鲁最顶峰，在那火山口上，终年积雪，罕有人至。有一只豹死在那里，没有人知道它为什么跑到那么高的地方去死。这是世人对生命意义的质疑。在人世间，很多人由于在悲苦中抓不住真实的意义，便很可能陷于自我毁灭，希望求得解脱，近代物质主义弥漫，狂嫖滥赌有时也成了另一种自我救赎，使人在“死亡·挣扎·新生”中回荡。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自我反省之地，作为自己企求皈依的所在。在这里，华山就成了生命追求的象征。可惜现代人在消费文明的麻木下，灵魂中已经没有追求崇高的意念。
他还谈到在《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过渡到《无名书》的中间他所写的那本思想随笔的《沉思试验》。在那里，他曾多次地检讨过近代的功利主义。他说：人活在世上之所以产生种种痛苦，就是对名利太执著，太从自身着想，政治现实这样，宗教也何不如此?宗教之间互相战斗，有时比政治的斗争更为狠毒。所以，一个人即使在追求宗教境界时，也必须要谦虚地釆取超越的态度。他说：“《金刚经》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真是有其深刻的意义。否则，人生处世，真可能一直在‘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情况下，失去了方向。所以，我一再认为：人活在如此紊乱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便是保持心灵的‘澄明’;人不能在斑驳混杂中得救，人只能在澄明中得救。”他的这一段谈话，曾引起我的同感，回去之后，就即兴地写在《无名氏传奇》谈论《开花在星云以外》那一章的空白处，想在下一次见面时，请他融合进去为我写一幅长条。那些话是如此的：
在地之上，云之上，至高之上，一切救赎之上;在释迦之上、基督之上、阿拉之上;在不知高在何处的至高之点，一个人才能获取最大的自在和自由。那是一种最深的挚诚、最美的完成。无所谓始，亦无所谓终。
谁知道当天夜晚他就因为吐血、昏迷而被送进了医院。两天以后，他苏醒过来，还挣扎着扶枕写信给我，讨论有关他的作品讨论会的事。但还不到几天就离开了人世。
他过世后，我得到“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的合作，为他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第二年，他的老友彭正雄等人又邀请文学界的朋友为他开了一次纪念会。
无名氏逝世就要十年了。想到他这一生一直在人世中追寻挣扎，希求摆脱尘网中的种种纠葛，获得生命的安适，结果仍然不过碌碌一生，在寂寞中度过晚年。读着他的《无名书》，回想他一生的历程，真不能不让人感慨系之。这感慨不仅是为他而发，想一想也是为我们所处的时代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