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婴先生走了。艰难地走过了八十二个春秋。把无尽的追思留给后来的人。后来的尊敬他和他父亲的人;对他父亲说三道四的人也可能会连带上他。所谓“恨和尚兼及袈裟”，“迁怒”是或一种人的品行。这不是他的选择：他出生在一个伟大的家庭，他生活在一个时代巨大的光环中心。这个光环，即使他不借光也耀眼，又使他笼罩在光环中格外吸引各色人等的各种眼光。
对于海婴先生的病逝，我怀着深切的哀悼。他的死，带走了两个历史性的标识。一个是：鲁迅相依为命人，生时精心呵护，死前留给遗嘱的两个人——爱妻与爱子，渴望他俩在他身后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亲人，都逝去了。从此人世间再也没有鲁迅拥抱过，亲亲过的人了。一个是海婴先生建议成立的鲁迅研究室的八大顾问，都走了。从此鲁迅研究室再也聘请不到像他们那样见过鲁迅，钦敬鲁迅，帮助过鲁迅的专家学者了。他们是：常惠，曹靖华，杨霁云，孙用，林辰，戈宝权，唐弢，周海婴诸位先生。
中外古今的遗嘱有多少?说不计其数恐怕也不为过吧!可鲁迅的这一份，我看是举世罕见的。那冲破汉族正统思想牢笼的意愿和力量，那对于中国人生的透彻观察，那样简洁，只有七条八句话，都令我赞叹而深思。请看：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在许广平先生的精心抚育下，海婴先生是努力实践着的。他不学文，而学无线电通讯，他学有所成，远离“空头”与否的瓜葛。
鲁迅应该“安心”了吧?他曾经向许广平诉诉说过的：“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现在，鲁迅可以安心了吗?如果人地下有知，还是不能吧?他的遗传基因延续着，他没有见过的哲嗣更多了。当年鲁迅和许广平热议婚恋的时候，许说：“至于你自己的将来，唉，那你还是照我上面所说的罢，不要太认真。况且你敢说天下就没有一个人是你的永久的同道么?有一个人，你就可以自慰了，可以由一个人而推及二三以至无穷了，那你又何必悲哀呢?”鲁迅回答：“至于还有人和我同道，那自然足以自慰的，并且因此使我自勉，但我有时总还虑他为我而牺牲。而‘推及一二以至无穷’，我也不能够。有这样多的么?我倒不要这样多，有一个就好了。”
这是就亲情说的;何况鲁迅逝世前重病向癒的时候，坦言当时的心境，是：“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今年，是鲁迅诞生130周年，他长眠地下已经65年，超过一个花甲了，他睡得“安心”吗?
至于鲁迅研究室，是海婴先生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建议成立的。信里提出三个建议。一是“关于鲁迅书信的处置和出版”，指出“一九四六年母亲在上海编印过一部鲁迅书简，收入当时搜集到的书信八百五十五封。”后来的《鲁迅全集》，只收入三百三十四封。而当时已经搜集到，已有一千二百多封。他建议全部出版。
二是，“关于鲁迅著作的注释”。他建议“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注释本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三是，“关于鲁迅研究”。他建议“将一九五八年下放北京市文化局的鲁迅博物馆重新划归文物局领导，在该馆增设鲁迅研究室，调集对鲁迅研究有相当基础的必要人员，并请一些对鲁迅生平熟悉了解的老同志作顾问”。这封信写于1975年10月28日，三天后，毛主席于11月1日就作出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海婴先生的建议立即得到实现。我以为这才是海婴先生对于鲁迅作出的最大的贡献。媒体有所谓“还原了”鲁迅是海婴先生最大的贡献云云，这不符合鲁迅研究的历史;也违背人类认识事物的常识;还抹杀了人都带着主观色彩的常情。一个人——认识的客体，是不可能“还原”的，只能逐步“逼近”，比较地符合他的实际。海婴先生是个谦虚的人，不会这样自诩吧?而这种不符合事实的评价，反而有损于海婴先生的清誉。
海婴先生是最关心鲁迅研究室的顾问。如今，他走了，鲁迅研究室的“室史”画上了一个句号。而今而后，鲁迅研究室的命运会怎样呢?鲁迅思想的元点，是“根柢在人”。是的，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无疑，这是有幸曾经在，正在，和将要在鲁迅研究室的同仁必须深思的。
我有幸在鲁迅研究室成立伊始，就忝列其中。报到不久，更蒙金涛先生引荐，海婴先生在他家里会见了我们，并且“赏饭”。这是屈指35年前的陈迹了，然而，我不能忘却。35年的来往，我略知海婴先生，我敬佩海婴先生。
我敬佩他，和他母亲一道，全部无偿捐献鲁迅的手稿、藏书、故居等一切文物给国家。那时，1950年代是名副其实的“无偿捐献”，一分钱的奖励金也没有的。这是鲁迅博物馆的心脏，灵魂，命根。没有鲁迅手稿等文物，就没有鲁迅博物馆;有，也不过一个建筑，一座空屋而已矣。自然，我也知道，捐献鲁迅全部文物的事，是海婴先生母亲的决定。但是，那时候，海婴先生已经成年，有独立的行为权利。而许先生也一定会慎重和自己的爱子商议的。没有海婴先生的同意，要无偿捐献是不可能的。正因为是这样，当年无偿捐献，是他们母子联名发表的声明。海婴先生功不可没。
我敬佩海婴先生，是他全部开放鲁迅手稿、藏书、一切鲁迅文物的研究。这已经是他母亲过世，他独自决定的了。鲁迅研究室成立，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鲁迅与许广平由师生到恋人到伴侣的全部信件都保留着，珍藏在鲁迅博物馆。这些信件对于研究鲁迅、许广平和他们两人，都是极其重要的“档案”。可是，这些又都是个人最为秘密的“隐私”。“闺房有甚于画眉者”;“内言不出于阃”。怎么办?当年真是慎之又慎。鲁迅研究室主任李何林先生主持召开了文物出版社、鲁迅博物馆和鲁迅研究室的联席会议，空气严肃，争论极大，莫衷一是。当征询海婴先生的时候，他表示：母亲就说过，所有留下来的文物，都可以公开，供人们研究。多么坦荡无私啊。在对于两性，恋爱和婚姻，有源远流长的正统思想禁锢传统的我国，这是非常勇敢的决定。尤其在当时的1976年，还在“文革”当中。试看此后，改革开放一年年过去，多少保留下来的“日记”，新出的“文集”，都是经过家属选择、遮蔽，才出版的，最愚不可及的是公然动手篡改，重写。由此可见海婴先生不平凡的思想和胸怀。
在我的心里，对海婴先生有一股别样的深深的同情。他的日子，太难过了。他虽然享受着、沐浴着双亲的阳光，但，同时，他要面对人们对他父母无数的质疑，批判，甚至谩骂与中伤;又要承受一个人暴露在父辈巨大的光环中，面对无数希望他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生活，那样说，那样做的目光。有些是挑剔的，苛酷的。事非亲历不知难。即使设身处地，也还是不能感同身受的。我和海婴先生相识的日子不可谓不长，承蒙海婴先生偏爱，有时不耻下问，我还是常常觉得有所“隔膜”。1985年，全国政协有提案要求影印出版鲁迅辑校古籍和石刻的手稿。国家文物局将任务交给鲁迅博物馆。鲁迅博物馆邀请上海鲁迅纪念馆合作。为了落实，国家文物局召开专门会议进行研究。会上许多专家有意请海婴先生放弃稿酬，慷慨激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并且相邀专门拜访海婴先生，当面陈情。可是，到了海婴先生家，落座，喝茶，交谈，气氛热烈，亲切，到了儿却没有一位先生提出商量的主题。我体会到，开口的难。另一方面，海婴先生不是更加为难吗!为版权，为稿酬，为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有多少次和解，多少次对簿公堂啊。
海婴先生待人平和，友善。您尊敬他，他尊敬您。有事多可商量。自然，他有他的原则。有时，我觉得海婴先生太有童心，少有城府而近乎天真，和人聊天，无所顾忌。遇到别有用心之徒，就吃亏，百口莫辩。
海婴先生好不容易过了“而立”，过了“不惑”，过了“耳顺”，挨到“行不逾矩”了，可以自由自在了吧?还是不行。出版一本《鲁迅与我七十年》，是非蜂起，舔皮论骨，甚至有以鲁迅研究权威自居，不对事实加以分析，横加指责，以有来头而自炫的，似乎真理只在“威权”手里。乃至“回忆”都不可信了。
海婴先生走了。每个人都要走的。海婴先生，我知道您有未了的遗愿。我也似乎感到您有一些怨愤。但是，都过去了。您无可奈何了，也都和您没有关系了。您慢走，走好。这里借花献佛，献给您启功老师的《踏莎行·自题小照》：
昔日孩提，如今老大。年年摄影墙头挂。看来究竟我为谁，千差万别堪惊诧。貌似多般，像惟一霎，故吾从此全抛下。开门撒手逐风飞，由人顶礼由人骂。
您走好，海婴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