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者，“竹林七贤”之魁首也，三国时期著名大才人，官至中散大夫，素有“嵇中散”之誉，其玄学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为今人熟知。
然天妒英才，不惑之年的嵇康，却死于非命：被司马昭所杀。提及司马昭，可谓路人皆知，其小算盘，并不高深。纵观历朝，擒获专制权力，需要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基于此，面对“不听话”的嵇康，司马昭唯有杀之以绝后患。细究之，这正是古代文士的“通病”：不识“时务”!若违背其底线，宁可血荐轩辕。
嵇康不但貌似潘安，且文采了得，如此才俊，本应著书立说，云游四海，与友人举杯畅饮，与文士促膝论道，快活一生，甚是美哉。盖因趟上这滩“政治浑水”，可谓时也，命也。七贤中，唯嵇康不得善终，今人再论之，是为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古论今，可明得失。
《晋书·嵇康传》记载：“安为兄所枉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遂复收康。”钟会的构陷：初，康贫居，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颍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康不为之礼，而锻不辍。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会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谗：“康欲助毋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政，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从《晋书》可知，加速嵇康被杀的原因，正是吕安一案。
“性格决定命运”，封建专制并非决定因素，嵇康的性格才是致其死亡的主因。他不同阮籍，虽同为“竹林七贤”，但阮籍善于掩饰，遇事能屈伸，于刚毅中见柔弱，桀骜中见顺服，适应环境的能力颇强。据载，司马昭欲进位晋王，郑冲让其草拟劝进书，阮籍虽不愿，但半推半就，搪塞过去。而嵇康的不愿，则是直抒胸臆，决不苟合，直指司马氏篡位，为自身死亡埋下伏笔。
如同岳飞的“莫须有”罪名，若嵇康乃一介布衣，星斗市民，司马昭断不会把嵇康放在心上。但嵇康的特殊身份，使其成为“重点监控对象”。《晋书·嵇康传》记载：“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嵇康是曹操的孙女婿，和何晏有姑侄之亲，又是魏晋大名士，拥有大批文士“粉丝”。嵇康定罪后，三千太学生联名上书，奉嵇康为师。遭拒后，又与嵇康一道入狱。与此同时，嵇康挚友阮籍、山涛也多次央求司马昭，望刀下留人。这充分说明了嵇康在当时文士中的影响力。嵇康以“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暗示方式，直接表达反对，被司马昭看出端倪。在此情形下，罗织罪名便在情理中矣。
鲁迅专门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道：“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嵇康之死，正是司马昭拿出嵇康《与吕长悌绝交书》的“呈堂证据”。考据该信件，并无谋逆之言，却被冠以“言论放荡，害时乱教”的罪名，判处死刑。这样的判罚看起来强词夺理，不可理喻，但绝非司马氏独创，也非司马氏集团所独有。事实上，中国历朝统治者在对待“不识时务”的名士时，都不屑细选案件，巧设罪名。这种做法看似荒诞不经，但极具构陷罪名的环境土壤。
从皇族内斗到派系纷争，嵇康之死可视为某个演变节点，被插入历史进程;从历朝更替到政体变化，文士之死可视为某个时代缩影，被推入历史洪流。此时，在赴刑场的路上，响起了嵇康那首脍炙人口的《广陵散》：“广陵散于今绝矣”，随后赴死，时年三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