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市长是管理和领导市场，确保市场平稳运行、健康发展，企业不找市场找市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经济充满活力，强调的是市场调节，市长的定位应该是指导和服务市场，即不找市长找市场。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就要放弃一些久已用顺手、习惯了的权利归还给市场。由于日久生情，对权力有了恋恋不舍的感情，肯定会舍不得放弃。这里面有体制的问题，也有腐败问题。虽然放弃权利有些残酷，但是，企业是国家的经济支柱，是纳税的主体，政府依靠税制生存，为了保持市场经济的活力，为了企业的经济效益，政府必须忍痛割爱，必须放弃一部分权利还给市场，否则，就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政府必须进入服务、指导的地位。若一味的干扰、违反市场经济的规律，粗暴的干涉市场经济事务，只能适得其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真正的危机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更多的来自于并不想让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市长。当市场更多的听从于市长时，市场经济也就退回到了计划经济的时代了。
数周前，市长刘悦伦参加中组部组织的信息化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培训班，“这次在美国学习约半个月的时间，与三藩市市长、华盛顿和纽约政府高层官员均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发现他们的市长和我们不同，他们主要集中干两件事：一是创造机会，包括就业、创业的机会，让别人觉得这里机会很多，比如硅谷和纽约;二是创造一种环境，包括宜居的环境、大气的环境以及法制的环境等。而我们的市长承担了不少经济职责，如招商引资，苦口婆心地请别人来投资，他们的市长就不干。”管得多不一定好，只要管到点子上就行。市长的事归市长，市场的事归市场。市长不能取代市场，市场也不能取代市长。改善民生、提升环境、节约资源这些该政府管的还是要管，而一些涉及到企业和经济的，政府也不能违背市场的规律。
企业的任务是要满足市场的需求，而不是将自己发展乏力的原因怪罪于市场结构不合理，更不能归结于因为竞争对手“烂透了”。在中国，得到政府支持的行业或企业，意味着可以获得大量廉价的银行贷款和土地资源。这种依靠政府财政支撑起的产业，往往会导致一个后果，就是企业家不把心思用在如何研究市场需求，以及按照市场规律进行经营和运作，而是把更多精力花在如何满足政府的需要以获取大量的廉价资源，从而实现所谓的“跨越式发展”。这就是过去人们讲的“不找市场找市长”。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地政府为了早日实现经济复苏，纷纷以非常优惠的条件扶持各种“朝阳产业”，所以各地上马了大量光伏企业，而不理会市场容量的大小。危机结束后，政策扶持的弊病就体现出来了，产能过剩，让一个朝阳产业看起来日薄西山。
中国加入WTO以来，政府对认为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都采取了特别的保护和扶持政策。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汽车产业，保护期最长，关税壁垒最高。从2001年到现在，国内汽车产业的规模越做越大，生产加工能力也很强，但并没有一家汽车制造企业能够真正在世界竞争舞台上站得住脚。依靠出租车集体采购、廉价土地划拨、廉价信贷支撑等政策措施支持的国内汽车企业，虽然在数量上也是一片繁荣景象，但实际上并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可以与汽车行业作对比的是家电行业。家电行业所受到的政府保护程度相对较低。但就是在这个不受保护的行业，国内的企业反而能够突破国际巨头的重重围剿，产生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比如美的、海尔等等。这些民族企业经历过一番野蛮生长，其产品在性价比上已经完全不逊于外国企业。
本来我要多论述一下这个问题，但是，上午我听了新当选总理李克强对这个问题的答记者问，深有感触，他论述得很到位，我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有拭目以待，让事实来验证新一届政府的言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