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新疆，就注意到了沙漠中的红荆，但是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们，那不是红荆，那叫红柳。经过提示，觉得确实和家乡红荆不同。家乡的红荆一丛丛或者一排排挤在一起，而红柳多数一棵棵单独生长。家乡的红荆抽条而生，收割之后叫红荆条。而沙漠中的红柳年复一年，无人收割，再加上生长缓慢，多数都成了缩小版的红柳树，老干虬枝，在终年风沙肆虐和干旱无水的环境中，倔强地生存着。新疆的朋友非常赞美红柳，甚至说它彰显了不怕艰难困苦的“红柳精神”。
最近一次去新疆，又在水丰草密的绿洲地区看到了红柳。发现这里的红柳和家乡的红荆更为相似，沿着道路两侧一丛丛密集生长。由于六月正是红柳开花的季节，粉色的红柳花开满路旁。红柳的花朵只有米粒大小，但若干朵小花开成一串，若干串小花交织在一起，也给人繁花似锦的感觉。
家乡的红荆也开花，但是，有这般好看吗?我特意让司机师傅停下车，拍了几张戈壁红柳花，发给朋友，获得一致点赞。
退回三十年去，家乡遍地都是红荆，但是从来没有人种过红荆，甚至不知道红荆有没有种子。那些红荆是什么时候就有的?爷爷的爷爷也不知道。
家乡的土地以盐碱闻名。而最最不怕盐碱的植物就是红荆。它们不用播种，不用浇水，不用施肥，不用任何管理。只需等到秋末冬初，地净场光，再没有别的农活之后，去把当年的枝条砍掉就行了。来年春天，它又会萌发出新的枝条来。
在盐碱程度较低、可以耕种的土地上，红荆是长在地埝上的。在大片大片泛着白花花的碱疙巴，不能耕种的废弃地里，红荆是随意生长的，几乎每年冬天都被拾柴禾的人们连根拔掉。可是，这种连根都没有留下的地方，明年也有新的红荆生出来。新生的红荆和碱蓬菜、盐篓棵等耐碱植物一起，形成盐碱地上绿色的植被。
红荆也有叶子，但是叶子又细又短，比农村妇女做针线活的针还小。因此，人们从来不管它们叫红荆叶子，而是叫红荆末子。夏天在地里干农活，休息的时侯坐在地埝上，从来不敢太靠近红荆，就怕弄一身红荆末子。平原上的蛇和其他小动物，也往往栖居在红荆丛中。那一年，村里一对青年男女搞对象，有人说看见他们躲在红荆丛中如何如何，我至今也不相信，因为那实在不是搞对象的环境。
只有极少数红荆可以长成树。我家老宅子旁边就有一棵红荆树，长得有碗口粗。那时候农村中有一种容器叫做食盒，四四方方的，用紫红色的大漆漆得油光。食盒是遇有礼尚往来，用来装礼品的，而那时的礼品又多是馒头一类的面食。红荆树是做食盒最好的木材。小时候奶奶经常指着红荆树对我说：“留着这棵红荆树，将来给你们做食盒。”红荆树做的食盒，热天放东西不馊。
一年当中，人们对于红荆的关注只有一次，就是收割红荆的时候。收割红荆被农民们叫作“砍红荆”，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荆条又粗又硬，用镰是割不断的，必须用斧头来砍。因此砍红荆的时候，每个人都同时携带斧子和长柄镰刀两种工具。红荆不是粮食和油料作物，不占耕地，不用向国家交征购，全部分给农民自行处理。分到家的红荆，经过精心挑选，分成两类。一类是比较细比较直的名副其实的荆条，用来做编织。另一类是比较粗，又七股八杈的，当作烧柴卖掉。但是不能全部卖掉，要留下一点点。家乡的风俗，大年初一煮饺子的时候，是不能拉风箱的。相传初一早晨拉风箱，会让家里人得哮喘病。可是，要想不拉风箱把水烧开，把饺子煮熟，就只能烧最好的柴禾。最好的柴禾就是红荆。因此，每年都要留下足够煮熟一锅饺子的红荆。
那些可以做编织用的荆条，也要卖掉一部分，因为价钱比只能当柴烧的红荆要贵许多。剩下的，用来编筐。筐是农民使用最多的家什之一，每年都要更新。除去粪筐之外，都是椭圆形的草筐。家里有孩子的，要专门为孩子们编些小筐。那时候，我们不知道入学仪式，也不知道成人礼。知道的，就是当你背上草筐，去拾柴、去割草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开始分担一份家里过日子的艰辛了。我是七岁背起草筐的。
我们家每年分得的红荆，除去留下编筐的之外，大约还可以卖十来块钱，对于农民来说，这不仅是一笔大额款项，还是一份白捡的福利。
红荆条比平原上所有树木的枝条都更加刚硬，用来打人最是厉害。因此，古时候红荆是可以用来做刑具的。上学后从课本上读到廉颇“负荆请罪”的故事，不用老师解释，我即深知请罪为什么要背上红荆。因为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被母亲责打，母亲就是用的荆条。
我们家虽然兄弟姐妹较多，但在奶奶的呵护下，父母从没有打过我们，直到那一天，我“犯了天条”。星期六的下午，村子里的小学老师要到管理区的中心校去开“例会”。那时候连老师这样拥有工资收入的人，也是没有自行车的。一男一女两位老师并肩步行出村，向东面的邻村走去。男老师姓刘，年岁较大，女老师姓蔡，尚未结婚。村子里几个已经辍学的大男孩，唆使我们几个尚未入学的熊孩子骂老师。他们编出两句非常难听的顺口溜，让我们齐声朝着老师的背影喊叫。
老师气得转身回来追我们，我们飞快地躲藏起来。待到老师又出村了，我们跑出来接着喊，老师又回来追我们……这样拉锯似的反反复复一下午，老师连会都没有开成。因为男老师和父亲小时候同过学，所以我们一家人都认识他。老师回来时在街上正巧遇见奶奶，顺便告了我一状。
傍晚奶奶喊我回家吃饭。我们家的大门临街，进了大门之后，要穿过一条小胡同，才能进到院子。我兴冲冲地走进大门，忽然听到哐当一声，奶奶在我身后把大门闩上了。我一愣，再往前一看，母亲手里握着一根荆条站在胡同的那一头。虽然感到气氛不对，但我已无路可逃。母亲和奶奶从两头向我走来，没有等我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母亲已经把我的脑袋夹在腋下，扬起手中的荆条，啪一声就抽在了我的屁股上，边抽边骂：“让你骂老师……”
以母亲和奶奶当时的气愤，我估计母亲还会再抽的。但这第一下抽下去之后，奶奶心疼了，制止了第二下。
但就这一下，已经让屁股上起了一道血印子，晚上只能趴着睡觉。奶奶给我在血印子上抹了一些香油，那时香油是农民家里最金贵的东西，抹上以后，感觉好像疼痛轻了一些。
奶奶一辈子不识字。她抚摸着我的头，用她自己对于尊师重教的理解告诉我：“奶奶和娘都舍不得打你，可你今天确实犯天条了，这世上除去父母外，唯有一个人不能骂，就是老师。其实老师比父母的恩情还大。你要长大成人，大了要到外边去，要干大事，谁教你能耐，谁教你本事，都是老师，老师就是你的圣人，你的天!”
我想，假如今天遇到这种事情，可能会有家长说：孩子不就是喊了几句顺口溜吗?怎么能和孩子一般见识!还可能会有家长说：都是大孩子们教的，不能怪小孩子们。而我，却因为那结结实实的一荆条，一辈子结结实实地记着：天底下唯有父母与老师不可骂。
上了学，识了字。大约是三年级下学期，一张县政府的布告贴到了村子里。县政府的布告贴到乡村，这是亘古未有的事。而且，布告下方就是县长的签名!虽然新中国已成立十多年，但由于当时信息传播渠道的单一，对于老百姓来说，县长依然是神秘的存在。不待通知，人们纷纷前来围观。
布告全文我已背不过了，但主要内容至今记忆清晰：号召全县发展芦苇、红枣和红荆种植。布告中引用了一句民谣：“全县三宗宝，苇子红荆大红枣。”用今天的话说，这是当年县委县政府提出的发展战略，也是我一辈子唯一一次看到县政府为红荆上户口，并写进发展战略。就凭这一点，全中国的红荆家族，我们县这一支应当是最为荣耀的。实实在在地说，这一发展战略也是非常符合我们县实际的。可惜不到两年工夫，不仅这个战略被否定了，连提出这个战略的领导也犯了错误，错误就是：同以粮为纲唱反调。
家乡多红荆，是因为遍地盐碱。搞过农业的人都知道，“碱随水来，碱随水去”。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地下水大幅度下降，盐碱居然逐步消失了。没有盐碱了，自然不如把红荆刨掉种上粮食合算，再加上发展灌溉、平整土地的需要，过去的地埝子也都没有了，红荆失去了立足之地。就像没有人知道红荆是什么时候来的一样，也没有人知道红荆从什么时候就走了。
几乎所有动植物在数量减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被列入“濒危”名录，就会有人站出来呼吁加以保护。而对于红荆的消失，人们却没有任何反应。只是若干年后，不知因何事、何情触发，才突然想起，红荆怎么不见了?
偶然翻书，在唐代大诗人元稹的诗里居然读到了红荆：“庭中栽得红荆树，十月花开不待春。直到孩提尽惊怪，一家同是北来人。”品读这样的诗句，和芳香满庭的桂花树，和秀色撩人的玉兰树，和枝头喧闹的红杏，和暗香袭人的梅花，又有什么区别呢?元稹和白居易并称“元白”，是什么原因让红荆入了这位大诗人的法眼，并为之赋诗呢?我猜红荆树本来就不多见，而元稹院子里的这棵红荆树，肯定开始就是作为观赏植物栽种的，每天要打理它，侍弄它，就觉得它珍贵了。就像有些野生植物，在野外的时候，没有人会多看一眼，一旦挖回家来，栽在花盆里，当作“绿植”养起来，命运立马平步青云。据说，今天在欧洲，依旧有人把红荆做成盆景观赏。
而当年那遍地的红荆，太多且不说，关键是从来不用人照看，不用人为它们做任何付出，只等收割就行。因为得来太容易，太简单，人们反倒从来不觉得珍贵，甚至没有留意过红荆花是否好看。
最近这次去新疆，吃的最多的是羊肉，最常见的吃法是烤串。但烤串的签子既不是竹子的，也不是金属的，是红柳枝条。朋友说，就烤串用的这一根红柳签子，到内地能卖一块钱呢!我问为什么这么贵，朋友一脸自豪：红柳大串，时尚啊!
隐约觉得，和新疆朋友对红柳的态度相比，我们当年是不是欠了红荆一点什么。
从新疆回来，在高速公路下道处的匝道旁边，蓦然看到了久违的红荆，而且不是一丛。家乡的红荆也在开花，我特别用心地观察了一下，那一串串一簇簇的花，和红柳的花一样粉嫩娇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