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在报道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时，提及国家将遴选100个人才，要求这些人“具有冲击诺贝尔奖、成长为世界级科学家潜力”。(10月31日《京华时报》)
2012年，文学家莫言的获奖，使困扰国人多年的“诺奖情结”暂时得以释放，然其他领域，尚未实现零的突破。莫言正是催化剂，催化着“遴选百人冲击诺奖”的量变。
辩证法里，事物具有两面性。无计划难成方圆，一个详细而周密的计划是成事之关键，然前提是否具有可行性。使用“冲击”的词汇，不禁使人会想到近年来举国体制下对奥运金牌的冲击。那种“为国争光”的政治模式，对于非全民性运动来说，这无可厚非。毕竟奥运属于竞技体育，入选者均是“过五关、斩六将”后的佼佼者。但另一面，“遴选百人冲击诺奖”又会想到“大跃进”，想到当年“牛皮上天”后的可怕噩梦。
俗话说，“欲速则不达”。“遴选百人冲击诺奖”，看到的并非基于科学上的考量，而是行政干预下的官场心态，它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周忠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此次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的首批“杰出人才”。他在接受采访时称，“诺贝尔奖不是冲击出来的”。并强调，中国基础研究荒废了几十年，最近十多年才条件比较好，慢慢迎头赶上，特别需要积累，需要长期潜心去做，不能拔苗助长。
不同于体育的是，“冲击诺奖”，本身就让人觉得，这并非是在尊重科学规律，并不具有真正的学术理性。科研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需要鼓励很多人去冒险、探索，国家应积极营造比较公平的学术生态环境，让科研回归本质。正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的话“一个做科学家的人,为拿诺贝尔奖来工作是非常危险的”。
当年“钱学森之问”，直指我国在科研人才培养上的各种弊病，到如今依旧振聋发聩。当前，科技发展面临两个瓶颈，一是过多的行政化干预，导致科研机构官场化;二是急功近利的利益化政绩观，使科学研究脱离了自然方向。诚然，科学需要人类去探索，需要国家加大投入，但最核心的还是如何营造一个独立公平、宽松自由的学术生态环境。简单寄望于行政力量去推动中国科研的进步，实非理性之举。唯有让行政的归行政，让学术的归学术，才是明智之措。
毋庸置疑，诺奖作为全球相关领域最具份量的奖项，是各类顶尖人才的目光焦点，更是各国彰显实力的综合体现。所以面对“遴选百人冲击诺奖”，需客观冷静看待之，摆脱急功近利之风，摒弃浮躁焦急之气，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地的走下去。有朝一日，科学界的诺奖降临到中国本土，是迟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