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盛会一结束，各地在忙着宣讲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同时，也纷纷推出跨入新时代的举措。北京作为我们国家展示新时代新风貌风向窗口的首善之都，率先志得意满，豪气满怀的推出了运动式的三大新政：“清理低端人口”、“强制煤改气供暖”以及“整顿天际线”。
“清理低端人口”强制外来务工人员在短时间内限期搬离首都，让不少外来务工人员无家可归，露宿首都的街头和桥涵;“强制煤改气”在天寒地冻的冬季禁止低端人群烧煤取暖，使得入学的孩子不得不以跑步取暖;而“整顿天际线”铺天盖地拆除广告牌匾，让外来入京和回家的人群迷失路径“找不着北”。一时间，京都怨声载道，媒体学者纷纷批评政府决策轻率，完全是“拍脑袋”制定出来的政策，损害群众利益，给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地不便。在媒体和学者的诟病之下，当局在加紧舆论公关的同时，也不得不放慢了“新政”推行的步伐。
实际上，清理驱赶低端人口，把外来务工人员从皇都赶出，并非首都的发明和专利。早在唐代肃宗乾元元年，即公元758年，为平息安史之乱，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率兵二十万万围攻安庆绪(安禄山的儿子)所占的邺郡(河南安阳)，胜利在望。但在第二年春天，由于史思明派来援军，加上唐军内部矛盾重重，形势发生逆转，在敌人两面夹击之下，唐军全线崩溃。郭子仪等退守河阳(河南孟州市)。唐王朝为补充兵力，便在京都长安郊区的洛阳以西至潼关一带，强行驱赶民众，抓人当兵，人民苦不堪言。那场历史上罕见的驱赶“低端人口”，造成京都长安和长安郊区的洛阳、潼关等地兵荒马乱、鸡犬不宁、一切脱出常轨的凄凉萧条景象。那场由战乱引起的京都驱赶“低端人口”乱象，被著名诗人杜甫老先生看在眼中，诗人以悲愤的心情，饱含同情的泪水，愤笔写下了在唐代诗歌史上留下彪炳的著名的诗篇《三吏》和《三别》：即《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诗人在《三吏》和《三别》中深刻写出了民间疾苦及在乱世之中民众身世飘荡的孤独，表达了作者对倍受战祸摧残的老百姓的困苦和对老百姓的同情，今天读来，仍闪耀着十分震撼的现实主义思想光芒，诗人也因这千古诗篇奠定了他在中国诗歌历史上的“诗史”地位。
杜甫老先生笔下的唐代京都长安驱赶低端人口，其发生有特定的时代原因。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凡是发生此种人祸，都是因为战乱造成，统治者有责任，但往往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而不管怎样，此种乱象的发生，此种苛政的推行，受苦的还是普通百姓，受难的还是天下苍生。
与唐代京都驱赶“低端人口”，抓人当兵不同的是，今日首都清理“低端人口”却是发生在盛世和平年代，发生在我们称之为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发生在全国上下，团结一致，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正在为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而撸起袖子大干的时候。发生这种离心失德，造成群众怨声载道的事情，实在不应该。这种拍脑袋由领导根据个人喜好作出的决策，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传统，损害了群众利益，也给本就紧张的党群、干群关系增添了压力。
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和把群众利益挂在心中的政府，在施政上往往会把民众利益放在首位，把民生小事挂在心头。和谐的社会大局，往往是事业得以长久发展的基础。人们在检视中国历史的各个朝代时，往往会说最希望活在宋代。宋代虽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朝代，但宋代的皇帝却大多开明，他们对各种思想包容并兼，使得宋代理学思想盛极一时，成为治国济世的入世理论，涌现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和王守仁这样的思想大师。而科学技术方面，思想的活跃成就了发明专利的不断出现，中国历史上的指南针、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等四大发明，也是在宋代成型并完善，造就了蔡伦、毕昇这样的发明家和科学家。在文学艺术方面，历史上著名的唐宋散文八大家，宋代就占了六人，分别是苏轼、苏洵、苏澈、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宋词这种兼容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又称作长短句的文学体裁，在宋代更是达到了艺术的最高水平，与唐诗并称“双绝”，代表一代文学之盛，宋代涌现了诗词名家则有陆游、辛弃疾、柳永、姜夔、李清照、周邦彦、晏殊等。而在书法和绘画艺术方面，宋代也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杰作和大师，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长卷形式，采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图画中，图中所绘城廓市桥屋庐之远近高下，草树牛驴驼之大小出没，以及居者行者，舟车之往还先后，皆曲尽其仪态而莫可数记，全副场面浩大，内容极为丰富，整幅画作气势宏大、构图严谨、笔法细致，充分表现了画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超的艺术表现能力，不仅仅是一件伟大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珍品，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大都市的商业、手工业、民俗、建筑、交通工具等详实形象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其丰富的思想内涵、独特的审美视角、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使其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被奉为经典之作。书法艺术上有蔡襄、苏轼、米芾、黄庭坚、蔡京、赵佶、陆游等大家，他们的书法作品广为后世所称道。宋代的社会结构与和谐程度，正如《清明上河图》所反映出来的，京都一派繁华，市井文化其融乐乐，京都既有王子衙内，也有贩夫走卒，还有江湖杂耍等等。虽有等级之分，却也和谐相处。即便是朝廷内大臣之间政见的相悖，往往也是君子相争，对事不对人。历史上有名的元佑党争发生在宋代，先后被打入党籍贴上政治标签的三百零九名官员中，也只是作贬黜流放处理，子孙只是不得留在京都，鲜有入狱和杀头的。对因政治站队获罪的大臣，统治者对他们的治国才能还是肯定的，所以也只是把他们贬成地方官处理。获罪大臣官照当，只是职务和待遇被降低，让他们以戴罪之身治理地方政务，以观后效。所以宋代获罪官员，即使被流放到有瘴海苈地之称的岭南异地，仍对朝廷忠心耿耿，感恩戴德，宋代统治者的开明和包容由此可见一般。正因为宋代上下思想活跃，政治开明，社会相对和谐，才营造了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发展的局面。从京都汴梁到地方的清河小县，商业发达，个体企业健康发展，只要人们勤劳努力，具有一技之长，都能现实就业。普通民众，凭着自己的努力，守法做生意，也能发家致富。就连残疾人士武大郎，也因烧得一手好烧饼，开办的武氏烧饼店生意兴隆，不出数年便集聚了财富，讨上了姿色绝佳的大户人家的丫鬟潘金莲为妻。可见在宋代，不仅寒门士子可以通过读书入仕，平民子弟也可以通过勤劳致富过上有房有妻的尊严生活。
首都的“新政”，在地方同样可以看到效行。前段时间，隔壁县为了垄断旅游资源，出台地方规定，强行封路禁车进入景区，甚至把外来游客和本地居民出行强行赶上收费奇高的公交车，美其名曰“接驳”景区交通。这种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推行，惹得当地怨声载道，民怨沸腾，把个好端端的旅游名县硬是折腾得游客稀少，店面冷清，收入剧减，生活转艰。这活脱脱就是地方版的“驱赶低端人口”的翻版。
毋庸讳言，“低端人口”文化素质低下，身上的一些陋习与现代都市的文明格格不入，他们的大量涌入，确实给首都带来了各种治理压力，但是简单粗暴的把外来务工人员从首都赶出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稳定、就业提高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与其简单“清理”，花大力气致力于表面工程，不如沉下心来净化和营造良好的实体经济发展的宽松环境。只要把环境净化和营造好了，给广大民众提供宽松的创业平台，让民众安心创业，居家安乐，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创造出源源不绝的社会财富。经济繁荣了，才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民众才能最终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