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报道阎崇年先生、于丹女士在全副武装的保安保护下莅临书市签名售书的新闻图片，觉得有些滑稽，这使我突然想起毛泽东当年批评国民党政府时所说的话。那时有个所谓参政、议政的机构名为“国民参政会”，这个会也邀请了共产党参加，然而却是以“文化团体”的名义邀请的。毛泽东俏皮地说，我们不是什么“文化团体”，我们有枪，我们是“武化团体”。毛的幽默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但这句话却有意无意透露了这一点消息，国人在“文”“武”问题上总是夹缠不清，有时有意，有时无意，但不管有意无意，解释权往往操纵在有权的一方，看惯了过去的政治斗争图景的对此不会陌生，但现在却转而出现在生意场了。
眼前的一幕就是这样，明明是宣扬文化的场所，人来人往也多是因渴求文化涉足书市的民众，可是展现在镜头前的却是“武化”的场面，有些令人啼笑皆非。当今世界，民众的“和平”抗议多指向政治领袖和政治人物，扔西红柿、臭鸡蛋……因此这些人物出现在公共场合时都有前呼后拥的保镖，以防止突如其来的袭击。也许我孤陋寡闻，从没有听说过对设账执教的教授或签名售书的学者施加暴力、从而需要保镖的出场保卫其安全的。可能是国情特殊，竟出现了央视《百家讲坛》当红学者阎崇年先生售书被打这令人不快的一幕。
为什么会这样?有的归罪于社会的暴戾风气，有的指责央视的话语霸权，有的诿过于双方的作秀。这些都有道理，但还有重要的遗漏，人们忽略了利益在其中的驱动作用。
首先从《百家讲坛》说起。央视的科教频道设计了《百家讲坛》这个栏目，名字虽然称作“百家”(所谓“百家”不是指登台说法的人数多，而是指观点不同的家数众多)，似乎有些“百家争鸣”的味道，但实际上它的关注点不在于异同的争辩，而在于趣味性。这样它往往与热播的古装电视剧相配合，登台讲述观点大体也取与流行电视剧、电影相合拍的，至于“百家”不“百家”不是栏目设计时的重点。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关键在于收视率，有了收视率才会有广告，有了广告才会有钱。因此收视率是电视人的命根子。央视是搞末位淘汰制的，哪个收视率最低就要被淘汰。在各个频道中受收视率威胁最大的可能就数科教频道了，这是不言自明的。过去的《读书时间》是我很喜欢看的一个栏目，后来就是因为曲高和寡而被淘汰。环顾这几年的电视剧“大辫子”满台飞，“奴才”之声不绝于耳，能够与这种电视剧精神相配合的大约只有阎崇年先生讲清史了，因此阎先生常常做客《百家讲坛》也就不奇怪了。他的“清史系列”一连几十集地讲上数年，观众始终不衰，听得津津有味，这是“清宫戏”与“讲清史”共同协作的成果。收视率上去了，钱到手了，皆大欢喜，至于其中有多少历史真实，有多少学术含量，恐怕是制作者考虑不多的。
其次，许多演讲者现身《百家讲坛》目的恐怕也不是单纯地为了普及学术，因为电视台对于演讲者有许多非学术的要求，比如讲什么，不讲什么，怎么讲，甚至连在单位时间内生疏人名的出现率都有具体规定，这恐怕不是执着于学术的研究者所能适应的。阎崇年先生在《百家讲坛》所讲的题目《正说清朝十二帝》《清十二帝疑案》，明眼人一看就是电视剧的路数。阎先生在北京社科院历史所工作，像他这样的资深的研究员，这种题目在本单位如果作为研究项目恐怕是拿不出手的。当然阎先生也不讳言，曾说自己比易中天“收视率高”。如果学者追求学术以外的东西，这样“学术含量”还能提高?于是许多剑走偏锋和极端的言论就出笼了。如“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清兵入关掳掠，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这些连中学生都能看出荒谬的东西，我想阎先生作为老资格清史研究者和经历过正宗马列主义训练的新中国大学培养出的学者未必内心作如此想，他只是要语出惊人，目的还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恰恰是激烈市场竞争时代占领话语高地的诀窍，从而受到更多的关注。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例如北京有家报纸也好剑走偏锋，发表一点走极端的言论和报道。有次与同事说起此事，认为主持者肯定很“左”。我这位同事笑了，你真是书呆子。这报纸的总编与我很熟，想法、观点也和我们差不多少，他只是为了吸引眼球，故意弄出点使大家吃惊、反感甚至生气的话来。不管外人如何评价，它能引人注意了，买的人多了，发行率上去了，这才是目的。至于对不对不重要。这番话真是让我大开眼界，“言为心声”这句话也不灵光了，什么是真的呢?物欲横流，利益这东西冲击着各个领域，学术领域何能独自出污泥而不染，何况与钱权捆绑在一起的“学术”呢!
其三，据说打人者网名“大汉之风”，是“汉网”的一名版主，安徽人。是位青年商人。他口说与阎先生观点不同，又无法交流争辩，才出此下策。据说，“大汉之风”，从事跟服装有关的生意。又是汉服爱好者，也兼职为别人制作汉服，并常常聚会弹琴、品茗、清谈。“我们愿意低价将汉服出售给学生演出，但不愿收高价为新人做不正宗的汉服”。虽然经济状况不算太好，但两人仍然坚持为了弘扬汉民族文化而做亏本买卖。因此有人怀疑他借此张扬自己，与其经营活动有关，也不都是空穴来风。
其四，在这次事件中最能体现逐利心态的是出版商。阎先生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拉着他到处签名售书，已属不妥，被袭击事件发生后，出版商本应想一想这种签名售书的利弊，因为学术讲座毕竟不能等同于演艺娱乐，它不必面向大众，不必以作畅销书的方式来兜售学术书籍。本来我想，针对阎先生的暴力事件后，签名售书会沉寂一些时日了，没有想到这次书市再次拉着老人出山售书，而且加上了全副武装的保安，表面看来是保护安全，实际上是以高调方式，提醒人们记住不久前发生的事件，扩大事件的轰动效应，起到一般广告望尘莫及的效果。在旁观者看来，这是使老人再次受辱，其目的仍是商业性质的。
看来，商业利益、市场化不断在越界侵犯许多他们应该远离的领域，这是知识界的平民百姓们看得清清楚楚而又无可奈何的，洁身自好的，有点自律，不趟浑水;意志薄弱的则不免“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宽厚一些的说都可以谅解，因为，谁也不是吸风饮露的君子。但愿社会和有力者看到过度商业化的危害，有所矫正，但愿在文化领域少出现点“武化”行为，则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