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爹”古已有之，又有“义父”，“干爸”等不同称谓。在中国传统习俗里，与“干爹”遥相呼应的便是“干儿子”，“干女儿”，譬如，王允与貂蝉，董卓与吕布，耶律德光与石敬瑭，高俅与高衙内，李鸿章与盛宣怀，奕劻与陈璧等，不一而足，二者既复杂又微妙的关系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干爹文化”。当然，本质上没有任何亲属血缘关系，但其对维系裙带关系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加速化转型，民众内心的复杂情绪也被频频调动。作为近年来曝光指数颇高的词汇之一，从郭美美到周蕊，再到安子熙，“干爹”多了些许朦胧暧昧的味道，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政治学色彩。
东汉王允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认歌女貂蝉为“干女儿”，去离间董卓同吕布的关系，为后世留下了“美人计”的千古传说。同样，《水浒传》里身为市井小混混的高俅，因“脚下功夫”了得，被端王所赏识而擢升为太尉，而高衙内闻后硬是打破“叔伯弟兄”的辈分，视高俅为“干爹”。另外，一些官员不愿与臣僚保持从属关系，而是希望建立“父子关系”来拉近彼此间的距离。如此，对于那些嗅觉敏感的“干儿子们”便趋之若鹜。如周文王姬昌旗下有近数十个“干儿子”，西汉十五位皇帝中，“干儿子”继位的便占了一半席位。
作为一个讲究社会关系的国度，通过攀亲带故，拉帮结派，大搞权钱、权色交易的社会学现象，历史上总是屡见不鲜。明朝大太监魏忠贤，本无子嗣，可当其权倾朝野时，满朝文武奉其为“干爹”，而魏忠贤则通过“干儿子们”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豢养起“十狗”、“十孩”、“四十孙”等大小爪牙，大肆滥杀无辜，排除异己。《金瓶梅》里西门庆通过拜太师蔡京为“干爹”，买来“提刑副使”一职，并利用其“干儿子”的特殊身份，打压忠良，为祸一方。
从历史进程来看，“干爹文化”的核心正是利益间的博弈。各取所需，各获所得，达到各自不同的政治或经济目的，抑或二者得兼。有人“认贼作父”，有人“唤娼为妈”，置伦理谴责于不顾，弃道德底线于世外。如北魏时，“隐士赵逸来至京师，汝南王拜为义父”。北齐时，“富商大贾朝夕填门，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附会，甚者为其假子”。到了隋唐，关于“干爹”的记载更是数不胜数。
当然，“干爹”必有其使用价值，大部分“干爹”通过资本原始积累和权力角逐游戏，要么身居庙堂，居高临下，富甲一方，能呼风唤雨;要么学富五斗，满腹经纶，经验老道，当堪为人师。“干女儿”亦深谙此道，遂作短期投资或长远规划，并利用其姿色，将“干爹”坠入彀中，坐收渔翁之利，而“干爹”则因荷尔蒙的渴求，甘愿被情色所俘获，进而上演一出出“周瑜打黄盖”的“视觉艺术大戏”。根据“干爹”的身份，地位和年龄等不同关系，他们可是师徒关系，长幼关系，当然更多的是情侣关系。
按理说，严格意义上的“干爹”、“干女儿”本应是血缘关系的一种补充，是父辈之间友谊的“延长线”，但历史年轮却告诉我们，一旦和利益沾上关系，无论其之多寡，各种关系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微变，甚至质变。在商场，过认“干爹”，迅速获得经济资源;在官场，通过认“干爹”迅速获得政治资本。不同的“场”正因为“干爹”的频频出现，使复杂的社会关系更增添了一道炫丽的“风景线”。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作为社会族群中的一份子，从吕布到郭美美，再到周蕊，古今“干爹”，没有多少落得个好下场。虽有前车之鉴，正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所言，在利益的诱惑下，俨然还会出现更多的“干爹”和“干女儿”，这是历史进程化的必然，也是资本社会化的必经之路。
(2012.05.18于贵州兴仁)